反对空间分离主义

反对把人文地理学看作空间科学的意见，已发展为反对把人文地理学视为一个具有分离主义性质的学科。某些人，如克罗（1970）认为在普遍性的研究中使用空间变量乃是一种天真的空间决定论，如同早期的环境决定论一样。也有些人，他们的批评是基于空间观点对社会科学所含的分割性上。这些批评构成本书这一部分的内容。

萨克（明尼苏达大学卢克曼的前助手）在一系列论文中，坚持反对把地理学看作空间科学——他称作“空间分离主义”（参阅第 101 页）。现实世界具有三维性——空间、时间、事件。根据分离主义的观点，地理学是研究第一个因素的学科。然而，根据萨克的意见，空间、时间和事件，在寻求问题解释的经验性科学分析中，是不能被分离的。因此，在第一篇论文中，他论证几何学作为语言手段在这种学科中是不能接受的（萨克，1972）。几何学是纯理论数学的一个分支，它不涉及经验性的事实，它的规律是静态规律，与时间无关，它们不能从动态规律或过程规律中推导出来。地理事实具有几何学的性质（区位），然而正如舍费尔指出的那样，如果地理规律仅仅涉及事实的几何学性质，那么它们只能提供关于事实的不完全的解释。（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萨克举了砍伐木头的例子。假如回答“你为什么砍木头？”这个问题时，答案是“因为斧子的冲击力可以劈开木头”，这是一个静止的、几何学的规律；而假如答案是“为供热提供燃料”，这就是过程规律，它与几何学规律彼此结合。在这一类比中，过程规律等于行动背后的意图。）根据萨克的意见，几何学的规律能充分解释和揭示的是几何问题，因此，假如地理学的目标仅仅是分析地图上的点和线的话，那么它可以是使用几何学语言的独立学科。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在解释城市的增长时只描述其形状的变化”（p.72），因而仅仅几何学是不能回答地理问题的”（p.72）。可以得出结论：

解释需要规律，规律（假如它们是有效的）可以解释事件。因为事件的定义包含某些几何学的性质（所有的事件都在空间中发生），对任何事件的解释原则上都是对事件的几何特性的解释（p.77）。

所以，在强调事件的空间面貌（规律的实例）时，地理学与几何学紧密联合在一起。但是因为几何学的发展不包含过程，那么仅以几何学作为解释和预测的基础就很不够了。

邦奇（1973a）对这种看法作了回应，他认为只靠几何学来做空间预测是完全可能的，例如中心地理论和杜能的分析。这样的几何学包含了“古典之美”，若“从地理学中清除几何学会减少我们行业的显著的收益”（p.568）。萨克的（1973a）答复是，邦奇相信的静态规律只是动态规律的特殊情况，需要有前后条件，而且，仅管几何学的规律毫无疑问是静态的、纯空间的、不能由动态规律中推断的，它们能解释和预测事件的自然几何学特性，它们不能回答地理学家提出的事件的几何特性，同时它们也不能阐述过程（p.569）。

萨克并不是像邦奇以为的那样，主张把几何学从地理学清除出去，而仅仅是主张对空间不应脱离时间和事情去单独思考。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时

（萨克，1973b），他说：

为了使自然空间的概念能够符合概念构成的规则，并能应用于地理科学之中，任何几何学术语或空间术语必须与一个或更多的非几何学术语相结合

（p.17）。

因此，自然距离本身并不是一个概念：例如，为评价在重力模式中长度的意义，了解一条公路穿过的地带的情况是必需的——单靠几何学是不够的

（考虑距离的含义，可参阅上文，p.104；还有麦凯＜1958＞的关于边界对运动类型的影响的著作）。由于没有完全真空的自然空间，因而也不存在只由距离本身构成的阻力。跨越物体时阻力是存在的，但造成阻力的是物体自身和所跨越的环境，而不单单是距离：“有阻力，也有距离，但不存在距离的阻力”（p.22）。根据萨克的观点，地理学要解释事件，因而需要真正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包含几何内容，例如跨越物体的阻力，但这些几何内容本身并不足以提供解释。

空间分离主义主张，基于几何学的运用，地理学在社会科学中应有一独立的位置。但是萨克认为（1974b），“空间研究企图以论证空间问题和空间规律，从而在主题上从系统科学群中脱离出来，这是不可行的”（p.446）。有两类与地理研究工作有关的实质性规律，必需加以说明（萨克，1974a）。单一性规律没有区位性，“假如 A，则 B”的陈述具有普遍意义，无须空间说明。而叠合性规律则牵涉到空间问题，“假如 A，则 B”的陈述在这里要关系到某些区位问题。这两类规律在回答地理问题时，都是有关系的和必需的。所以对人文地理学的实质性规律来说，没有任何情况有利于必须的“空间”。进一步说，必须认识到“空间是所有思想形式的基本框架”，只是“地理空间因方式、时间、文化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看待和评价”（萨克，1980， p.3—4）。为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检查了空间研究的不同方法：社会科学家对空间的客观意义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对空间的主观意义的研究；生活和认识于空间中的人们（如儿童）的实际看法；对空间的神奇看法；还有社会组织与社会机构藉以对空间进行建构和利用的概念。其中，“空间分离主义”只与第一种情况有关，它将空间与其它有关联的事务相脱离，其后果是，这种忽视或全然无视空间的联系性，会阻碍社会科学成果的发现与确证

（p.85）。

梅（1970）也反对舍费尔的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关系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舍费尔的论述扩展而包括时间，并把对时间序列和时间关系的研究分配给历史学家，那么所能得到的有关结果只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其它方面的非空间的、也是非时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便成为非空间、非时间的科学。然而这是没有道理的⋯⋯只要经济学定性为一个具有牢固经验性的学科，那么它的成果一定要适合给定的时空条件（p.188）。

于是，如果所有的学科都有空间内容，那么还有什么留给地理学去界定它的学科区别呢？梅列出五种可能。

地理学是关于空间关系的“高高在上的科学”，一门并收其它学科的成果，“对空间关系、空间相互作用、空间分布进行概括的科学”（p.194）。这种观点把其它学科搞得残缺不全，它们的研究都不完整。这样的地理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功。“把地理学视为概括性，或者说是发现规律的学科，将其置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上。对这一看法甚至是不应予以讨论的”

（p.195）。

地理学是关于空间关系的低层学科，研究高层学科（一般是较为抽象的学科）的规律在实际中的应用。（这多半是对 60 年代地理学的评述）这种

观点似乎也隔裂了其它学科的完整性，并产生这样的问题：“经济地理与经济学彼此的区别是什么？”

地理学研究的是地理的空间关系。这就意味着有一些空间现象是其它社会科学所不研究的，因而被看作地理学的对象。梅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是纯地理学的（同样地，也没有纯历史学的）。
地理学以空间方式研究“实际事物”。不过，这还是要从其它学科里抽象出来。尽管梅的确承认有一些“零碎东西”在别处都不研究，但这些东西不可能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满意的实际基础。
“地理学不是一门对空间关系进行概括或者发现规律的科学”

（p.203）。

前四种观点说明，由于时间、空间、事物的不可分性，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涉及空间关系问题。因此，对于梅，如同对萨克一样，地理学不可能是一门基于空间差异的独立学科。萨克称那些只强调空间的几何特点、以为地理学是独立学科的人为“空间分离主义者”。大约在同一时候，莫斯（1970）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对几何关系必需赋予经济的、社会的、物理的、或者生物的含义，然后才能用来分析⋯⋯尽管几何学是地理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它们不可能产生理论，因为它们对地理现象的类比只不过是通过特定的逻辑结构，而不是通过解释推演⋯⋯这种使用表明了空间、区域、距离的重要性只是由于它们自身，而独立于任何在传播、消耗、时间、过程之中的内容。这是明显的错误（p.27）。

格雷戈里（1978b，1980）也对他在许多空间科学家那里看到的极为狭窄、肤浅的空间过程观点提出批评。他认为那些人的观点是工具主义的，它涉及一些无法最终证实而只能在现实面前做实用性评估的理论。贝内特（1974）承认他的模式并不反映真实的过程，而是假设它们可以用于政策制定（进而产生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它们可以描述、解释世界今天的形成样子，于是便假定也可以预测未来。

萨克反对“空间分离主义”，但并不否认地理学的“空间观点”。在其后的书中（萨克，1983，1986）萨克发展了一种有关区域化的理论，作为理解人类某些行为的基础。区域化被定义为“人类进行作用、影响、和控制的手段”（1986，p.2），他说明如何“在某些条件下，区域化成为较为有效的途径，建立不同的对人与资源的接近性，而使其易于交流。它还可以用来展示人的关系，包括控制者与被控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地方法规之间的关系”。他用一些例子加以说明，得出的结论是：

显然，区域化本身造成的社会关系变化，并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局面。但是，通过其内部的动力，它可以驱动至此不能预见的、并常常是不情愿的社会后果。对古代文明是如此，对罗马天主教是如此，在美国领土体系和工作地也是这样。从各方面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也可以期待它在试图建立比较乌托邦式的公社组织时同样如此。地域化的作用是复杂的、重要的，一定要认真对待（1986，p.215）。

这样，萨克以另一理论取代“空间分离主义”，在这个理论中，空间为个人或集团所使用，以达到社会目的。后来，还有其他学者也讨论这个理论。

（关于对萨克观点的扩展，参见约翰斯顿，1991。沃尔赫和迪尔 1989 年的著作《地理学的力量》的副标题为“地域如何塑造社会生活”，不过书中没有对这里所说的区域化问题作广泛探讨，书的焦点主要是在下面（p.240）将要

讨论的区位研究问题。考克斯 1989 年的著作涉及了区域化问题，但重点却在他所说的“地盘政治”。）

本节所评述的这些观点，对 60 年代流行的地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工作多有批评，“自然科学至上的维多利亚神话”（格雷戈里，1978a，p.21）驱动着60 年代的风气。与那些风气不同的研究工作将在下一章讨论。虽然对 60 年代多有批评，但空间分析的主张仍然继续着。例如加特雷尔（1983）就反对萨克对空间科学的批评，但同意将空间与事物分离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加特雷尔并非把空间分析归入实证主义哲学，他说：

我对结构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答复是，由于他们十分注重关系（个人之间或社会集团之间，或人与环境之间），他们不可能回避空间的概念，因为任何关系都规定着一个空间。此外，因为每一种关系都伴随着几何学⋯⋯ 他们不可能回避这样的事实，即几何学是他们处理的大部分事物的基础。结构⋯⋯本质上是空间的，但决非在任何简单的地理意义上（p.5）。

他的关于空间的定义显然比仅仅是距离要广泛，所以，在他提倡空间分析时，并不是把它看作地理学的单独范式，而是看作一个在各种经验研究中所用的工具的宝库。他还指出（加特雷尔，1985，p.191），经验研究的多数问题都涉及对在空间中排列的事物的描绘，要探索限制人类空间组织的距离的作用，并需要实现区位分布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