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 序言

对本书的总体上的良好反应，对它的持续需求，说明它在写作体裁上是成功的，不大需要进行根本的改动。不过，看起来现在所需要的不是重印本， 而是修订本。利用修订的机会，可以修改错误，使“内层书”的内容（第一版写于 1978 年，现在至 1982 年年中）跟上新近的发展（扩展重要参考文献）， 并回答一些批评意见，特别是关于“外层书”的内容，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

第二版的这篇序言不应看作为只是对第一版的反响的评论。对本书的评论引发了一些总体性的问题，值得在此做些扼要的讨论，在修订工作中对它们也有所考虑。

首先是整个学科的性质。在头一版序言中，我谈到虽然本书不是一部客观的历史——“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却是一部中性的历史，因为它并不包含个人的评价。回过头来看，这说得有些过分。这本书基本上是利用发表的材料，对人文地理学界有关哲学与方法论的讨论进行了复述，它更关注的是对人文地理学的议论，而不是人文地理学研究本身（如一位批评家所明确指出的），有点像一部人文地理学的政治史。实际上，它是第五章中所概述的观念论哲学的一次实用（且不管我的这种说法与第一版序言相背）。我所评述的文献反映着作者们关于人文地理学性质的理论见解（或思想），而评述这些文献所用的框架则是我对人文地理学发展史的理论认识。这一历史被重建起来（并继续被重建着）要确保两者的连贯（见第七章）。因此，它是一个在我自己——作为一名人文地理学家——的社会的背景中的个人讲述。

方向并没有改变。我的历史依然完全依据出版证据——也承认各类“口述历史”的价值，这种历史正在转成可贵的出版资料（布朗宁，1982；布蒂默，1983；布蒂默和哈格斯特朗，1980）。不过，修订版允许我改正一些重要的遗漏，并对一些部分做重新组织，以更充分地强调一些特殊作者的贡献。正是他们在哲学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构成本书的核心。对具有实质意义的讨论已在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人文地理进展》这本出色的刊物上）进行过广泛评述。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做一番概述，而是关注这些研究是为什么和如何进行的。

有些人对本书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分离的做法提出批评。的确，我曾被“指控”因提出这种分离而对地理学造成了政治性损害。我在第一版序言中曾表明我的立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在“空间科学”时代（第三、第四章），自然地理学家与人文地理学家们有了一种共同兴趣，那是关于方法论的，特别是统计学和数学的，在这里可以看出彼此的影响。另外，某些方法论的框架——突出的是系统分析（第四章）——也似乎提供了共同的纽带。这些纽带依然存在， 在此有所介绍。然而，当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脱离了计量描述，如关于“如何”（自然地理的过程研究），关于“何时”、“何故”（人文地理学的过程研究）时，两者间的差别则有所扩大。就本书第五、第六章讨论的内容来说，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已没有什么联系的基础。当然， 人文地理学的主题问题与自然地理学的仍然密切相关。但并没有明显的需求

（肯定也没有发表过这种看法）要在目前的实践中将二者结合起来。有些人

认为这种结合通过对资源问题的研究正在（或应该）达成。然而对相关文献的观察（约翰斯顿，1983a），并未见到这方面的证据。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可以部分重合。这样做很有好处，尤其是在教学中。我并非极力主张它们在体制方面的分离。然而，它们是分别不同的领域，它们与其他学科的结合要多于彼此之间的。

在人文地理学范围内，有人认为我的做法不够均衡，特别是多注重经济地理、社会地理和政治地理，而忽略了文化地理、历史地理和区域地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这反映在所评述的各方面文献的比例。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哲学与方法论的讨论，而不是实际的研究。

对本书最为深刻的批评之一，是关于它的基础理论，即人文地理学史是独立存在，可以独立探索的。不过，在建立这样一个历史时，难道我划定的不过是一条人为的界线吗？对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种界线是已经存在的。人文地理在所考察的这些国家中，是一门体制化了的学科。在英国学校， 它在公共考试目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人文地理学与各方面的界线都是人为划定的，因为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不应零碎分割的，然而消除这些界线的愿望却不能降低这样一种需要，即为学生提供一个历史，说明这种愿望在近几十年人文地理学界是如何发展的。

尽管人文地理学已体制化，但依然存在跨越其界线的大量行为，这包括人文地理学家对其他学科，或其他学科对人文地理学，所做的贡献。本书对此有所理解，它们有各色各样的形式。而基本的跨界行为是其他学界的思想流入了人文地理学，这些思想为地理学所同化。反过来，人文地理学又寻求向那些思想的母学科表达同化的成果。它通常表现为在其他学科的刊物上发表成果，这在某些学科（如农业史）中出现得很多，有些学科（如政治学， 拉邦斯，1980）中较少。结果，有些学者甚至改变了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如英国有些社会学家本来学的是地理。然而，他们是否仍然算人文地理学者， 是否还需要评述他们的研究？

毫无疑问，学科间的联系是重要的，尽管它们并不总是显而易见，但不应当被忽视。不可否认，近几十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一直受到这些联系的影响——许多是很不规范的，因为它们只涉及“世界三”（p.280）。然而，这些联系都不能否认一门叫做人文地理的学科的存在，每一年都有许多学生汇集于此，它的历史也是深有兴味的。

最后，为什么要局限在以英国、北美为主的“英语世界”？我的回答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一样：能力所及。不过，显然需要更全面的国际性考察， 在这方面已多少有些进展（约翰斯顿和克拉瓦尔，1984）。还有一些东西被我们忽视了。这里所讨论的东西没有依据任何可靠的计算证据，在有些地方它是有关系的。加特雷尔（1982）曾指出一个可能的方向，但道路依然很多。的确，我们前面的任务不少。

80 年代将会是充满挑战、兴奋和困难的时期，这不仅仅是对学术界。对地理学家来说，这种不稳定性是双倍的，它表现在研究什么问题上，也表现在如何进行研究上（罗布森，1982，p.1）。

在继续这项写作时，在第二版的工作里，我依然抱有第一版中所表达的那些谢忱。我要特别感谢出版人对我的持续的鼓励，以及支持我出版了本书的姊妹篇——《哲学学与人文地理学》，那册书对本书所评论的内容的有关哲学作了概述。《人文地理学词典》的作者们给与我许多鼓励，还有对第一

版做出可贵评论的那些作者。对所有的这些人，我极为感激。像以往一样， 我深深地感谢丽塔·约翰斯顿和琼·邓恩。

1982 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