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地理学:范式,或研究纲领,或⋯⋯?

前面各节讨论了各种科学发展模型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很明显,最近 40 年的情况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解释。这里最后的讨论表明了库恩的范式概念(在全部三个范围的定义上)的普遍意义,既没有必要去承认有单一范式和常规科学在整个学科中占据优势的稳固时期,也没有必要去承认有大批地理学家从一种范式转向另一种范式的重大革命事件。(在某些情况下,专业基体范式等同于拉卡托斯的术语中的研究纲领,此处采用库恩的术语。)然而在试图了解不同时期各种范式的相对普及性时,必须使用有很大程度上被科学演进模型的创造者们所忽略的背景方法。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

在本节所研究的这一时期的开始,区域论——及其经验主义和暗含的例外论的哲学——在学科中占据支配地位。有几种类型:在美国中西部,特别是芝加哥、麦迪逊的地理学家强调区域差异;而伯克利的地理学家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演变中的文化景观上;另外还有一个以克拉克大学为基地的独立学派(布尚,1981;普朗蒂,1979)。区域主题在英国亦占支配地位,不过重点大多放在自然地理学上,并且少有独立“学派”的迹象(弗里曼,1979; 约翰斯顿和格雷戈里,1984)。系统研究在战后第一个 10 年中占据支配地位。他们确定的(不过常常是无意识的)目标是增加区域描述的内容,通过获得由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独特特征的一般过程的知识来增加对特定地方的了解。

因此,区域论是具有不同范例的学科基体;由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条是:区域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但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出现了恩特里金(1981,p.1)所称的“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之间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空间的主题代替了区域的主题”。其标志是系统研究的加强、大批地理学家远离区域综合这一核心信条,日益强调发现空间组织的规律,包括作为影响人类行为基本因素的距离。正如格尔克(1977a,1971b, 1978)和恩特里金(1981)所指出的,这种远离是缓慢的——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出于维护学科统一和一致性的政治需要——某些提倡新范式的人认为,所有已出现的计量分析和空间科学对确定和认识区域来说是一种更好的和更严谨的方法(例如贝里——1964b——在论文中所提到的)。于是出现了方法论的转变(奇泽姆,1975),它意味着新的范例,但并不是一种新的学科基体,更不是一种新的世界观。

渐渐地,仅仅有方法论的改变被认为是不够的,于是哲学上的改变慢慢出现了(有时称为“静悄悄的革命”;约翰斯顿,1978c,1979b,1981b)。与区域综合的联系并没有吸引力(古尔德,1979),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家逐渐增多的接触,使地理学家对按照实证主义的科学模式进行的系统专门化的实践和认识到社会对他们成果的明显需求而感到兴奋:与区域中心的联系割断了,一种空间科学的新的学科基体建立起来了。(巴蒂<1989>认为,到其模型发展到较为理想,并且可以投入使用的时候,对它们的需要却已经过去了:“这类完好的模型是历史的讽刺,如果当初有它们的话,那么在那时它们完全可能提供极好的建议。但这一时代已经过去了”——p.156。)区域

这个术语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约翰斯顿,1984a)。新的专业基体所具有的价值与区域论的价值明显不同,并达到了空间科学的热心者(他们是新一代地理学家,是过去教育蓬勃发展的那几十年成长起来的人中的一部分)在学科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程度(见米克塞尔,1984,对是否如此进行了讨论), 因而可以说是出现了一场革命。然而,按照传统的库恩的观点,这算不算是一场革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上所述(见本书第 375 页)——这种改变几乎不适合于库恩模型中的“对反常的反应”部分。这意味着它不仅仅是学科基体的改变,而且在科学性质的概念上也是世界观的改变。然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正如哈特向明确指出的那样(见本书第 73 页),传统的区域地理学(至少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并没有否认关于认识地方过程的普遍性的关联意义。不过伯德确实认定了“唯一的”一次革命,并以 1966 年 6 月邦奇(1966)发表的论文作为革命的开始,这篇论文批评以区位的独特性来反对科学中实证主义的做法。

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英美人文地理学中牢固地建立了空间科学的新

的学科基体,并从那时延续了下来。在近 30 年中,人们看到了范例的许多改变,其中大部分都与资料分析的方法论——特别是技术上——的发展有关。

(例如关于总体方向的改变,比较哈格特,1965,与哈格特、克利夫和弗雷, 1977;关于某个纯粹方法论问题,比较克利夫和奥德,1973,与克利夫和奥德,1981;关于某个特定的独立存在的问题,哈格斯特朗,1968,与克利夫等,1987。克拉克和威尔逊,1985,提出了一篇关于以后发展的有用的评述。) 这种在范例层次上的范式改变与库恩原先的表述有密切联系,人们承认进行研究的新方法优于以前使用的方法,因而吸收了反常的新方法。他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哈格特(1978)在撰写《空间经济》时宣称,它

得到了比以前更详细的界定,我们知道一些它的组织、它对各种冲击的反应方式以及区域的某部分与其他部分联系的方式。现在有若干座理论的桥梁,虽然没有完全筑好,而且并不牢固,但它们将纯理论的、与空间无关的经济学同空间联系更为密切、复杂的现实联接了起来(p.161)。

除了在范例中间关于方法的改变外,在具有更广泛含义的空间科学学科基体内也发生了变化。其中首先是脱离规范模型设计的重新定向和对照先验模式对空间组织进行检验的行为研究。正如考克斯(1981)所指出的那样, 人们对专业基体并不怀疑,但在重点和风格上有重大改变。第二是倡导“生活状况地理学”(本书第 274 页),它被艾尔斯和史密斯(1978)描述为对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和使当代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状况的联系更加密切的一种愿望。

因此,关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人文地理学家的一个新的学科基体的建立,和这种新的学科基体对社会空间组织和人类空间行为的关注。在那些年代,更多地是在以后的时期中,各种范例一直此盈彼亏。它们带来了新的方法程序和新的兴趣中心。部分原因是对学科内兴起的反常研究(例如某些常规模型的失败和某些计量方法缺陷)的反应,另一部分原因是作为对社会趋势的响应。确实,学科基体有许多分支和再次一级的分支, 这反映了地理学家的实质兴趣(例如对城市社会的兴趣、对农业的兴趣等) 和他们所利用的技术内容。(80 年代末发表的对美国地理学的回顾几乎完全在那些系统的专门化范围之中;盖勒和威尔莫特,1989。)

70 年代和 80 年代

尽管空间科学学科基体在 60 年代迅速扩展,并在 70 年代早期继续这种扩展,但正如在讨论历史地理学时所表明的那样,它在那个时期从未在人文地理学中占据支配地位。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它相对来说没有受到挑战(泰勒,1976)。在随后的 10 年中挑战出现了,这既是对那一学科基体的结果的反应,也是对社会中出现的事件和问题的反应。有二种主要的挑战,争论的不完全是那些范例,甚至也不是学科基体,而是隐含在空间科学学科基体内的世界观。

这些挑战中的第一个——此处称为人本主义——是对空间科学的性质和社会思想意识这二方面的反应。空间科学在方向和应用上属于专家政治论, 它倾向于贬低人们的平等地位,忽视他们的个性和行动自由(莱,1981), 同时也忽视地方的无限多样性,热衷于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普遍规律。其科学观受到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反对,他们从对其他社会科学和哲学的评价出发,主张需要一个不同的科学概念,一个集中注意于主观性的科学概念。这样一种科学显然是与实证主义的空间科学大相径庭的,它在实践所做的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约翰斯顿,1986a)。

因此,人本主义地理学被看作一种不同的地理科学,而不是作为对现存方式的重新定向。不过某些支持者认为它是根植于诸如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德·拉·白兰士等人早年的地理实践(布蒂默,1978a)。它有自己的学科基体和各色各样的范例——就他们的哲学和论题而言。它的引入并没有带来一场革命,因为整个学科的内容没有重大改变。毋宁说,它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学概念,以此为基础,与其他概念竞争。

第二个挑战——被概括为现实主义——也是对空间科学的学科基体内容的反应,但与人本主义者比起来,它更多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正如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的(本书第 298 页),最初被称为激进主义地理学的那些发起人对实证主义科学(包括空间科学)处理和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失败颇为关注。他们也提倡应用地理学但以极其不同的方式来阐明实用性(哈维,1974; 约翰斯顿,1981a)。如同人本主义地理学一样,它也促进了一场在世界观层次上的科学革命。他们提倡的现实主义科学与实证主义科学和人本主义科学均不相同。

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一旦确立以后,也成为包含有各种范例的一个学科基体。其纲领的核心是希望揭示驱动社会的机制,并解释人们是如何行动和经验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达到这种认识的手段和怎样利用知识是大部分辩论的主题——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各派之间。近年来各种范例的兴盛与衰落交替迅速。在现实主义的科学概念内部辩论的是如何达到一致的科学目标;与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地理学家的辩论则是关于科学的性质。前者产生内部的革命,后者则寻求促进重大的学科革命。

对人文地理学来说,这里评述的几十年始终是动荡的年代,莱(1981) 认为这是一种既使人激动也使人困惑的动荡。部分原因是人文地理学家探究新观念的速度太快。莱感到这种探究常常是肤浅的,一些观念刚被接受就几乎立刻被遗弃——“真正的北美风格,淘汰愈来愈快”(p.209)。另一些人认为这些观念常常脱离了它们原来的背景,而将其引入的地理学家可能并不

知道围绕着它们的争论(阿格纽和邓肯,1981;邓肯,1980)。某些人企图去调和不同的世界观(哈里森和利文斯顿,1982;海,1979a;约翰斯顿,1980, 1982c;利文斯顿和哈里森,1981),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调和是不可能的

(艾尔斯和李,1982)。还有一些人力主许多世界观是其他地方的影响(例如思里夫特,1987,p.401,以及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现在“构成了大多数理论的潜台词”的观点),并且地理学家应当积极利用他的综合能力去综合各种观点(布鲁克菲尔德,1989,p.314)。

当动荡仍在继续,并且没有显示出减轻的迹象时,要评价这些动荡年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毫无疑问,库恩的模型(如重大革命打断常规科学发展而取得地理学进步的模式)与 1945 年以来在人文地理学内部所发生的事并不相关。但是,如迈尔(1986)所强调的,范式的概念作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科学共同体,对于评价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都有着重大意义。关于范式的最低等级的概念——范例,也有明显证据表明,当“较好的”方法被推荐给人文地理学家时,在学科基体内社会化了的他们就会改变工作方向,微小的革命出现了,而且是经常的。这种改变沿不同方向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无序状态——不是混乱(这是那一术语的俗称),不过是“个人和集团自由和自愿的结合”(拉本季,1977,p.22),但保存着核心的价值观。

关于范式的最高等级的概念——世界观,也有大量的证据说明它对评价当代人文地理学有着重大意义。目前,关于科学性质的三个极不相同的概念

(完全是无法比较的概念)都在力争地理学界的注意力。它们在科学和社会目标以及需求选择方面都各不相同。地理学家有充足的理由作出这样的从一种科学概念转向另外一种的选择,因为正如哈维(1973)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所说的那样:“我无法找到其他途径去完成我打算做的事情,或去理解那些必须理解的事情”(p.17)。

在某些情况下,范式的中层概念——学科基体——显得过于冗长,但也并非全部如此。从区域论到空间科学的转变基本上是学科基体的转变,世界观仍然保持不变——即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科学——不过在转变的前期,它没有显露出来。但在那一世界观内,共同目标的变化很频繁,这可以很容易被解释为是学科基体的一种转变。在其他二种世界内,也许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清楚地察觉这种转变。不过,在现实主义的概念范围内结构性理论的发展,很可能属于这类转变。

通常所提到的库恩模型并不适合 1945 年以来人文地理学的历程,但这一模型的主要部分对评价过去这一时期地理学内部发生的大多数事情是有价值的。总的说来,以下 5 点表达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1. 在这一时期的早期(截至于 60 年代后期),在世界观层次上的单一范式占据支配地位。人们显然接受经验主义,并日益自觉地接受实证主义。

  2. 在那一时期内,出现了从一个学科基体(区域论)向另一个学科基体

(空间科学)的稳步转变,但前者从来没有完全被后者所取代。

  1. 在空间科学学科基体(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有生命力)内,一大批范例为进行研究提供了框架,反映出了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体系的分化。

  2. 从 60 年代后期以来,另外二种世界观得到了人文地理学家的倡导,它们代表了二种极不相同的科学观,既互不相同,也与空间科学相异。它们现在在地理学内部都已经确立了地位,有着大量的支持者,但它们都不能达到在学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程度。

  3. 在这二种世界观内,倡导的是不同的学科基体。二者都未能对人本主义的地理学起到支配作用;现实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日益在“激进主义结构”的世界观中占据支配地位。

于是,目前人文地理学的特征是:在世界观上处于多范式状态;在至少二种世界观的学科基体之间互相竞争;在全部三种世界观中有大量范例作为研究的基础。正是由于最后一种特征,也由于许多人文地理学家并没有深入学习任何一种学科基体,更不用说使用范例了,从而使地理学看上去充满了动摇不定,个体研究者们纷纷探索(常常通过第三个世界而不是个人间的相互联系)各式各样的地理学实践。因此(约翰斯顿,1981b),

很多地理学的工作是探索性的,并且是由独立工作的个人进行的。的确, 尽管许多人受到他们所读著作的影响,但他们决没有被社会化为与一个“研究学派”及其领袖人物有关的特定的研究集团。某些个人的魅力和他们出版的著作也许偶尔会产生带动性和追随者。然而更为普遍的情形是缺乏学术的专一性(pp.313—314)。

用法伊尔阿本德(1975;约翰斯顿,1976b,1978c )的话来说,这种不专一意味着混乱。某些人文地理学家在范例之间频繁变动,有时改变学科基体,偶尔也改变世界观。

怎样解释上面所概括的 5 点人文地理学性质以及刚刚描述过的学术的不专一性?很明显,富科的认识论观念作为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模式(见本书第 29 页)太一般化了。因为无论是此处描述的变化的频率,还是三个竞争着的、无可比性的世界观的多范式情形,都不能由这一概念来协调。毫无疑问,地理学中的变革与整个社会及其他学科中的变革都有联系(如克拉瓦尔<1981>所主张的那样),但是缺乏具有控制意义的单一范式。我们所有的是偶尔试图倡导与流行的做法相对立的某一特定范式(世界观、学科基体或范例)的个体地理学家。他们不大可能孤立地去完成那种事情;与他人接触或进行阅读(或二者兼而有之)都将会为他们提供论据,他们要在学科内部寻求支持,在社会上寻找源泉/赞助。

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能够促进范式的变化呢?对地理学科的社会学研究还很少,对促进接受/抵制所提出的范式变化的权力的社会学研究,和对说服别人(至少是暂时)相信方法的“正确性”的能力的社会的研究,尤其如此。(不过可参见邓肯<1974>对哈格斯特朗的开拓性工作过迟得到承认的评论。)有一些关于地理学发展早期的有影响的人物的著作的研究(例如布鲁特 1981 年的著作和弗里曼<1977ff>编辑的人物传记丛书);在英国,人们对这一专业的性质进行了探索(约翰斯顿和布拉克,1983),但对近年来学科的动态发展则没有人做详细的分析。对引用情况的分析,可以确认一些常被引用的著作,它们可以被看作范例(例如怀特汉德,1985;里格利和马休斯,1986),也可以用于发现研究共同体——在一个特定主题上互相参考的学者群体(加特雷尔,1984a.1984b)。人们对杂志进行了分级,并对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怀特汉德,1984;加特雷尔和史密斯, 1984)。此外,还依据所发表的出版物的数量和被引用的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当时评价,对英美大学的地理系进行了排名(对美国的地理系排名的有:莫里尔,1980;琼斯、林赛和格列肖,1982;特纳和迈尔,1985。对英国地理系的排名,见本瑟姆,1987;史密斯,1988b);对某些分支学科的探索性研究找到了个人进行实践的主要促进因素(如菲利普斯和昂温,1985)。所有

这些描述了学科及其各个子系统的结构,但对其过程则讲得很少。像空间科学一样,它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描述性资料,但未必得到了充分理解。

这种理解,不仅有必要评价人们工作的各种环境,而且要认识到那些环境并不是决定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层次上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地理学家作出某种反应,各个地理学家将会对那一变化的解释作出反应,他们的反应也许会促使其他人在范式的转换时期去追随他们。正如引入激进派或结构主义世界观和在经验主义世界观内从区域论到空间科学的转换所表明的那样, 这是在世界观——或许也是学科基体——层次上转变的最可能的原因。但是这些转变可以再产生反应,用人本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来反对空间科学就是一个例证。但是很明显,促进那一过程的因素既受到地理学之外的思想潮流的影响,也受到他们对第三个世界的探索的影响。正如库恩所指出的,范例层次上的变化最有可能作为对学科内各种事件的反应而出现;这就是发生在空间科学学科基体内,从规范分析向行为分析的转变,但后者向生活地理学的发展是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

所以,不存在能够适用于人文地理学内部种种变化的简单模型,以解释这里所描述的变化。库恩的著作提供了一套有价值的词汇和用以分析变化的组织框架,但所发生的事情反映的却是各个人文地理学家的感知和行为。像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地理学是由地理学家们在不同地方,以不同规模为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一门学科,并由他们不断进行再创造。后一点是决定性的,因为——如进入人文地理学的现实主义所强调的那样——人们在特定环境中被社会化了,接着他们又创造了其他一些人在其中被社会化了的环境的一部分。那些地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地的变化可以引起另一地的变化。但是正如本书所描述的,在英美范围内,在如何利用地理学方面各地一直有着显著的差别,它反映了那些地方和人的特性;从国际范围讲,这种差别甚至会更大(约翰斯顿和克拉瓦尔,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