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的传播

在美国的人文地理学中，早期研究使用实证科学方法很大程度上集中在与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有关的经济方面。这无疑反映了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相对成熟，为地理学家提供了可以照搬照抄的模型，不仅可以提高它们的学科水平，也能促进对产业界和政府部门有益的研究事业。人文地理学中经验工作的长期传统意味着，无论如何，在系统领域中，研究无一例外地把对相当简单的假说的统计检验与少得可怜的数学建模或正规理论的叙述调和到一起。

在人文地理学家这些方法发展的同时，对它们起重大刺激作用的是美国一门新科学——区域科学的诞生。这是反传统的学者——沃尔特·艾萨德—

—的杰出成就。艾萨德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把空间要素纳入了他的模型中。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和区域规划提供了一个比先前更为强大的理论基础。用通俗术语来讲，区域科学就是一门强调空间特征的经济学，正如艾萨德早期的两篇文章表明的那样。但是区域科学协会吸引了相对更多的从事实践的地理学家，超过了经济学家。对某些人来说，区域科学与经济地理学很难区分：前者以更大程度地关注数学建模和经济理论化而独具特色，然而地理学研究仍然重在经验而又较少依赖规范语言（最初，艾萨德把地理学家看作是为区域科学家的模型做具体检验工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科学家的兴趣被拓宽了（艾萨德，1975），但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仍然保持着。

在美国人文地理学那么多的新工作中强调统计方法导致了对自然地理学的特殊偏好。（60 年代，一流的计量地理学家莱斯利·柯里本来学的是气候学。）在一流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自然地理文章。越来越多的自然地理学家在大学的系里任教，像克鲁姆宾、李波尔德、舒姆和沃尔曼等地质学家都是计量思想的主要发明者，他们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有共同的兴趣（拉瓦勒等， 1967）。1960 年举行的关于计量地理学的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反映出发展中的这种共同兴趣。这次会议导致了两本关于方法进展的文集的面世（加里森和马布尔，1967a，1967b），一本是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另一本是关于自然地理学的。在人文地理学文集中，比如贝里介绍了一组因子分析方法，作为分解和排列大数据量矩阵的一种手段；达西研究了线性模型，而贝克曼研究了最优路线定位。鲁滨逊对地图的统计比较继续做了工作，梅菲尔德和托马斯扩展了中心地结构的分析，马布尔、莫里尔和尼斯图恩考虑了移动类型；沃恩茨继续研究了宏观地理学。关于计量技术的会议和夏季学习班也都在这一时期举行（关于它们的影响，见古尔德，1969；塔弗，1979）。美国地理学家在发起成立国际地理联合会计量方法委员会走在最前头。

在美国地理学中的扩展

在美国人文地理学的一些专业领域开展了比尔东的“数量和理论革命”， “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传播“新神学”，并说服别人相信定量化和有关的科学方法可能会给他们的专业带来好处。在几项主要的倡导中，有国家科学院和全国研究理事会的题为《地理科学》的报告（1965），它是为了编制学科优先研究计划而准备的。为了更加注重“理论演绎”工作，以平衡早期关于“经验归纳分析”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详细的论点以四个前提为基

础：

（a）如果科学进步和社会进步不是一回事的话，至少是密切相关的。（b）全面领会世界范围内协调人和自然环境体系是全部科学中四个或五个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之一。（c）了解人和自然环境的空间关系的社会需求在上升，而不是下降，因为世界上的居住面积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进入一个危机阶段。最后（d）任何科学分支的进步都关系到其它科学分支的发展，因为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有机性质。

认识空间联系的社会需求是迫在眉睫的实际需要。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对空间有效管理的需要将变得更为迫切。

对委员会的成员们（E.A.阿克曼，B.J. L.贝里，R. A.布赖森，S.B.科恩，E.J.塔弗，W.L.托马斯，以及 M.G.沃尔曼）来说，地理学涉及到地球表面空间分布的研究（p.8），那么“地理研究在支持有效空间管理的科学中将是不可替代的一分子”（p.10）。实证主义科学方法正在向地理学家推销，而地理学也正在向科学机构推销，寻求研究的财政支持。

委员会在地理学中选择了四个领域，来说明作为一门“有用的科学”的学科所具有的潜力。其中第一个领域是自然地理学。第二个领域是文化地理学，它研究“人类社区生活方式的空间差异及人为的或自身演变的特征的形成”（p.23）。指出，该领域中的一个主要焦点是景观的发展和特定文化特征的时空扩散。“运用现代技术来研究关键的文化要素扩散的性质和速率，建立文化复合体演化的空间模型”（p.24），这被视为发展的一条途径。第三个领域是政治地理学，委员会就边界划定和资源管理开展工作。最后，委员会认识到区位论研究，它是一项经济、城市和交通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工作，在这里可以在实际和理论之间进一步开展“对话”，“在应用于其它地理领域时能够揭示出均衡方法的潜在力量”（p.44）。区位论涉及到空间模式的研究、模式中地点之间的联接和物质流的研究、动态模式研究和通过建模实践寻求有效替代性模式的研究。

在地理学的发展中，

区位论领域的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机会是当他们处理政治、文化和自然现象的空间体系时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和其他地理学家的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和概念向其他地理学家的加速扩展和通过对研究问题定义的交流，可以达到这一点。结果会在整个地理学中加快归纳性的实验研究方法与推理性的理论研究方法的相遇，⋯⋯在各种经验范围内验证理论应该有助于充满活力的理论总体发展和提高，并服务于地理学的进步与地方问题更快更有效地结合。

推演性的理论科学方法对促进地理研究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所有地理学家在这向前发展的运动中都将发挥一份作用。因为：

地理学家们还有另一些力量可资借鉴。那些对地球某一特定部分（区域地理学）有兴趣的人发展了研究区域的自然—文化综合能力。学习地球特定区域演化（历史地理）的学生有能力说清某一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这两种人中都有学生特别胜任用更系统的方法认识问题，进行野外考察和实地研究，有资格对通过系统研究得出结论进行实地验证。

⋯⋯彻底掌握野外考察和历史研究技术的区域或历史地理学专家如果懂得正在普及的学科群发展的方向，而且把自己工作同其不断发展的前沿联系起来，那么他一定能够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科学家（p.61）。

目前正出现一种明确的劳动分工，主要在理论演绎“思想家”和经验归纳“工作者”之间，这种分工显然存在不平等性，因而为一些人所憎恨（詹姆斯，1965；托马斯，1965）。

为美国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问题和政策委员会准备的一份与此类似的报告在五年后出版了（塔弗，1970）。同时作为委员会（E.J.塔弗，I.比尔东，N.金斯伯格，P.R.古尔德，F.卢克曼，P.L. 魏格纳）的成果，这份报告强调人文地理学是“研究空间组织（表述为模型和过程）”（pp.5—6）的学科，包含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文化景观，同时强调与规划和其它的政策问题的关系。报告的大部分是说明人文地理学的性质，情况是这样：

地理研究有许多发展和提高的机会，如果地理学对美国不断变化的空间组织结构能产生强烈的和有益的影响，那么它有必要继续发展（p.131）。

由此得出六个结论：（1）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日益扩大；（2）减轻地理学人员的短缺；（3）建立制图培训和研究中心；（4）建立遥感和相关的数据库；（5）对国外区域的研究给予更大的支持；（6）制订加强“地理学家数学培训”的计划。人文地理学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相关学科而出现的，其分析工具日益成熟，它集中于空间组织研究，可以为制图和数据获取提供特定的技术。

地理学的系统领域中最早采用新方法的是城市地理学的一些部门，它解决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除了商业土地利用外（特别是中心商业区及郊区购物中心的格局与中心地理论的基本假设之间的关系），对这一课题几乎没做什么工作；对居住区的人文内容几乎未加注意。这也许是因为地理学被认为是关于位置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人的科学。认识到“人生活在城市中”（约翰斯顿，1969），导致地理学家对居住区兴趣的提高。这从芝加哥社会学家中的城市生态学派工作获得许多激励（芝加哥学派的一些著作早期曾由哈里斯和厄尔曼（1945）、迪金森＜1947＞介绍给地理学家，但不怎么成功）。社会区分析方法受到了普遍欢迎，这一方法正被到处采用（贝里，1964a）。一种新形式的城市地理学开始建立，它从社会学功能学派那里吸收了规范。社会是由社会经济阶层组成，阶层的性质和成份已被广泛接受，这些阶层的竞争群体之间关于土地分配达成了一致（约翰斯顿，1971）。这种类型的城市地理学实际上变成了一门独立的有体系的学科分支；但没有多少人从事这方面的实际研究，就像城市地理学的其它方面一样。

那些企图广泛普及新方法的人提出的论点，多集中在解决地理问题的一套通用程序。贝里（1964b）对此作了陈述。他认为关于分布、集聚、相互作用、组织和过程等问题，地理学家强调空间。所有有关空间的数据都可由单个矩阵来描述（图 3.2）。在矩阵中，地点构成行，特征构成列；每个单元定义一个地理事实。贝里接着提出，通过注意矩阵的不同要素，就能识别出五种不同类型的地理研究：研究单个的行（地点）或列（特征）；比较两到多行（地点）或列（特征）；把行和列一起研究。增加后续矩阵，每一个矩阵代表一个时间段（图 3.3），根据前一时期的五种类型的研究，考虑到时间变化，就可以得到另外五种类型的研究。因此，他总结道，系统和区域地理学都是同一地理事业的不同组成部分——这是哈特向（1959）论点的重复

——但是两者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贝里的矩阵仅仅考虑到了地点的特征，再引进的其它矩阵（图 3.4）则显出了地点之间的流，第一矩阵代表每个时段的一种流的类型（克拉克、戴维斯和约翰斯顿，1974）。虽然贝里没能使之正式化，但他用这种扩展的方法把一般区域和功能区域的研究融合起来，提出一种通用的空间行为理论—

—贝里（1968）的场论，并把它应用到关于印度的空间组织的一个大型研究课题中（贝里，1966）。20 世纪 60 年代，采用高速计算机处理非常庞大的数据矩阵已很容易，贝里在上述课题中运用的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如果不能说是万能的话，至少在大学学术界是这样。这些技术得到了因子生态学的大名（贝里，1971），在地理学的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结果导致了一个方法体系的产生，它在以前的系统领域是不为人知的。

在美国，50 年代的发展渗透到了这一学科的好几个部门研究，到 60 年代中叶，采用检验假设的统计方法已经很普遍。这些方法的确是把这些专业结合起来，就本质而言，这些专业仍然是地理学大厦中相互独立、易于区别的分支。尽管有贝里和其他一些人（亦见塔弗，1974）努力，但试图把部门方法纳入区域综合分析中的研究兴趣的下降，意味着目前人文地理学在本质上有离心的倾向，而在方法上却有趋同的倾向。鉴于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统计技术的应用比单独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应用得更加广泛，似乎离心趋势可能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