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进派的讨论

“激进派阵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虽然马克思主义仍然关注工人的活动，近来却经受了其它学说的冲击，而这些学说本身一般也归属这个“阵营”。1986 年，桑德斯和威廉斯提出，近来的城镇研究未经讨论“就自然而然地被当成正统学说⋯⋯一种不须检验的政治和理论认同推动了这类研究的发展”（p.393）。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讲，这种学说是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它“仅小范围地涵括了左倾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派别，却几乎排除了所有的其它方面”。他们二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前的城镇研究：

并没有乔装成是“无价值趋向的”或“道德中立的”并且⋯⋯防止了经验方面否定的可能性。这说明各种研究（如所谓的“新右派”哲学）如果不能被归为正统学问，将首先被排除。这种研究很少被人注意，人们对它们本身也不认真对待。往往是贴上了一个贬义的标签（如“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或者是“独裁主义的民粹论”），使人们把它归入自己现存的观念⋯⋯而没有对它的学术内涵进行审识。这样，不同的观念被排除而不是被讨论，被误解而从没有进行认真的评价（p.393—394）。

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些内容受到了批判，如后者被刻划成“主张历史从属于理论”（p.394）和认为事情“只能由理论来确立，即使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存在，它仍被保证不是虚假的”（p.395）；所以凡是与实证主义明显对立的研究都因为不服从实证主义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程式而受到斥责！

他们的批判认为，结构论在这些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而这是过时的：英国社会上一世纪的主要变化被忽视了，——“我们在分析时仍采用实际上已然过时的阶级论”（p.397）——因此许多变化未被考虑，因为：

很少或没有注意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变化。由于社会变化就发生在我们鼻子底下，因此我们担了这样一种风险，即我们的方法和理论使我们较少关注那些变化。正统的学说在社会的变化时却受到维护和发展

桑德斯和威廉斯指出，即使是诸如男女平等主义和重新关注种族问题之类的挑战，也较少受到重视，“激进派阵营”的理论工具未被重新检验，因此城镇研究被指责为“安全而不是创新，保守而不是批判”的研究。

哈维是桑德斯和威廉斯的批判对象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决拥护者之一，他指出“我这二十年来的学术目标是⋯⋯（为）阐明社会变革中城镇化的作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积累的条件下”（1989b，p.3）。他在 1987 年回应桑德斯和威廉斯的一篇论文中提到“在城镇分析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战略撤退，人们逐渐不愿直接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来表述他们的观点”（哈维，1987，p.367）。他谴责城镇研究中这种抛弃“严密的辩证的理论阐述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的情形（一些学者却认为他的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攻击），因为：

马克思的《资本论》闲置在文物书店书架上的日子⋯⋯远未到来。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从未像现在这样是应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和演变过程的合适时机。而且，我确信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为构建激进主义理论和进行激进主义的实践提供最可信的指导。

他承认，面对右翼的压力，他的批评很容易失败。

哈维开始时接受桑德斯和威廉斯的观点，即现实主义和能动性、结构的

观念：

只不过是对包含从左倾韦伯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不同派别”的传统左派正统学说的软弱翻版（p.368）。

但哈维不认同他们进一步的观点。他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存在着 3 个不真实的问题。一个是经济主义，这反映在邓肯和莱（1982：见下文，

第 362 页）的批判中。第二个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抽象观念无法解释“历史的特殊性和地理的独特性”

（p.370）。

对此哈维强烈反对。他相信“原则上讲是可以运用理论法则解释个别实例和特殊事件”（p.371），更何况马克思理论的最吸引人之处是它关于资本主义过程，而不是事件，的规律性叙述。他引用《资本论》“劳动日”这章加以说明，指出这种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适应其环境的详细的经验描述，

通过检索历史资料，形成了诸如货币、利润、日工资、劳动时间、工作日，以及绝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之类的范畴（p.372）。

说明了理论是如何通过对特定情形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哈维以马西和塞耶的观点以及他们对“特定地点、事件和过程的非常深切和认真的关注”为例，指出“左派队伍中”（p.373）持第二种想法的人正逐渐增多。塞耶的现实主义观念将“广泛的偶然性与对一般过程的认识结合起来”，但

这种看似引人的方法的问题在于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有研究者对什么是与特殊过程相联系的特殊事例或哪些偶然性（可能有无数个）应予认真考虑的个人判断。总之，无法防止科学对大量偶然性认知能力的衰退，而这些偶然性都与特定事件的特殊关系和过程有关（p.373）。

哈维认为这恐怕是一条通向“简单经验主义”（p.374）之路，他认为桑德斯和威廉斯（1986）正促进了这种倾向（他把他们的思想刻画成“简直就是科学责任的丧失和政治意志的屈服”）。与此相反，他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抽象理论”（p.375）以及它指导政治实践的能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p.375）。

史密斯（1987）在随后的辩论中也采纳了哈维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用途广泛的分析框架和一个“最完美的政治话语”，他指出“现实主义⋯⋯已成为一个理论立场，让人相信在地理空间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理论，而且任何在这方面的努力都是根本错误的”（p.379）。不过这种思想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如鲍尔（1987，p.393）不同意哈维：

对那些没再三申明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那些不相信马克思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清楚和正确的人，以及那些不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抽象概念去解释他们所研究的具体情形的人的全盘否定。

塞耶（1987）同样对此、对关于动机的指责感到不满，他对桑德斯和威廉斯，并且对哈维作出了回应，说“即使这意味着我曾经希望的以及我仍然希望的事情的中止，我希望的是一种以观念的解放，对社会科学进行既广泛又共同的探索”（p.395）。

塞耶在他的回应中非常赞同哈维关于经验研究能够阐明理论认识的观点，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修正了关于资本、竞争、阶级和劳动分工的性质的抽象概念”（p.397）。他也为现实主义辩护，对简化论和理论主

义（桑德斯和威廉斯）的指责和经验主义（哈维）的责难都进行了还击。对于后者，他指出由于理论上中立的观察方式是不可能的，因此认为现实主义

（或其它任何学派）是非理论的，经验主义的观点不能持久；相反，他认为“资本—劳动力关系、阶级、性别以及许多其它引人注意的现象，都是在特定地区（虽然不仅如此）历史地形成的，对这种形成方式必须进行解释”

（p.399）。因此要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程的普遍理论的抽象分类去认识特定现实的性质（塞耶另外指出，1989b，这需要人本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合；参见斯托佩，1987）。库克（1987c）同样支持对普遍过程和地区过程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赞成利用获得的认识去进行地区政治实践：“我发现将全面的认识和局部的认识或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存在‘局限性’的看法是很奇怪的”（p.412）。思里夫特（1987）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如今对许多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p.401）；他进一步指出，“现实主义是对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因此它不但保留了启蒙传统的精华，还吸收了 20 世纪发展的正确的社会理论”（p.405）。思里夫特认为，诸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社会理论是有助于解释特定事例的手电筒，但却不是“照亮社会每个角落的探照灯”（p.405），这正是对哈维的情况的解释。思里夫特指出，这包含对地区能动性的研究，还包含结构研究。桑德斯和威廉斯（1987）在回应哈维的批评时，首先对哈维进行了描绘

（pp.427—428）：

哈维回避与对手的亲善，他采取了类似宗教的形式，用一种救世主的口吻来发送他的福音书。他告诉人们⋯⋯他坚定的信仰，即马克思主义为激进主义解放事业提供了最可信的指导⋯⋯哈维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当代我们所谓的城镇研究的趋向会扑灭新思想、阻止学术讨论。如果你像哈维一样相信永恒不变的真理已被马克思的《资本论》大部分建立起来，那么你实际上就没有了公开辩论的可能性，也没有了从持不同观点的人那儿学习的可能性。

（古尔德，1988，同样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作者的，尤其是哈维的“排它性观点”。）桑德斯和威廉斯接着批判他坚持的“包罗万象”式理论，即包容整个社会的理论，它有一个优越的起始点（或初始假定），不需要经验的否认/承认：“很难了解通过局部研究并从局部起步你是如何得到整体的⋯⋯全部论述因此总是不可更改地服从最初的假定——马克思关于剥削、阶级斗争，以及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不是来自于对曼彻斯特人们的考查，而是来自于关于社会的‘整体’的观念，然后将这些观念强加在现实的经验观察之上”（pp.428—429）。因此，哈维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感觉实际虚假的东西；也不是塞耶所说的现实主义。桑德斯和威廉斯指出，那些是“封闭的”研究，虽然他们二人与哈维和塞耶共有同样的目的，但他们坚持认为（p.430）：

在社会科学自身松绑以前，人们是不可能发展社会科学的。

因此编者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很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断变化的；政治活动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社会理论必须重视这些日渐积累的变化”（迪尔，1987，p.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