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本章叙述了到本书写作时为止的有关人文地理学性质的争论，并且指出了 70 年代和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所有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从第七章所能作出的最清楚的结论是，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希望致力于重建社会，或者通过改良的办法纠正当前各种问题和趋向，或者通过规划理想的空间组织来达到目的（贝里，1973a）：对某些人来讲，人文地理学要维持其专业机构的地位，就必须达到上述要求。他们的动机差异可以从“纯粹的利他主义”一直到“致力于自我追求”。他们的方法也因所持观点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如一些人认可当前的生产方式，认为在其中可达到人道主义的目标；一些人认同现象学的观点（布蒂默，1974）：

社会科学家的职责既不是为人们提供选择或者作出决策，也不是提供可供选择的东西，而是通过自己的学科模型来扩大人们的思维视野，使他们能够自己选择内容和方向（p.29）；

而另外一些人确信必须通过革命来根除社会的各种痼疾，并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结构来取而代之。

这也许有点自相矛盾，按照前面分类中所称的“革命者”一定程度上并不是深切关注当代问题的“积极分子”。强烈主张地理学应解决社会问题， 尤其是那些需要公共部门进行调节的是自由主义者（如贝内特，1983），在决策方面敦促进行学术研究的也是他们；另一方面，许多激进派强调，他们的长期目标可通过教育得以最好的实现（如赫克尔，1985），不过有些人参与了社会机构（诸如地方政府）的决策活动，寻求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的） 策略，尤其是对就业倡议的支持（如邓肯和古德温，1985）。这两组都是同一学科的成员，并且在相同的学术环境中进行实践，然而他们的目标和方法似乎是完全不可比较的。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继续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和教学。他们一定程度上承认有关的哲学观点，但几乎没有详细考虑它们对地理学实践的含义（弗劳尔迪，1986，在他作《地区》杂志的编辑的 3 年任期内收到许多论文，据此他认为，大多数从事地理研究的人是经验主义者，“在建立其叙述的真实性时，不审查价值观，也没有清楚的理论和明晰的标准”

——p.263。）。对他们来讲（也许是大多数的人文地理学家），其任务是把各种材料加以综合，把他们所理解的世界呈现给读者。

因此，当前英美的地理学流派纷呈（古尔德和奥尔松，1982）。这些流派可归为 3 种哲学派系，每种哲学派系都有独立的认识论或认知原理。第一种是实证主义哲学，它信仰科学描述（经验主义的）和对世界分析的客观性， 它的目的是表述世界的一般规律，它假定解释（因果关系）可以从规律的研究成果中导出；空间组织和行为的一般规律可通过对空间模式的分析得出。至少某些将经验主义作为这种哲学流派基础的人，否认这会必然导致完全的实证主义。但是他们确实又赞成在评价假设时使用科学的程序，例如通常以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海，1985a；马歇尔，1985；伯德，1989）。第二种是人本主义哲学，其出发点是认为人们生活在他们自身创造的主观世界中，并在其中作为自由的能动者行动。他们的行动不能被当作行为的一般规律的实例来解释（预测），而只能通过洞察他们主观性的方法进行理解（或体会）。第三种是各种结构主义和现实主义哲学，他们认为只是简单对模式本身进行分析无法找到对模式的解释，而必须发展关于基础过程的理论——

虽然是难以理解的，基础过程形成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人的能动作用创造了那些模式。这一派系中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最为显著，它强调过程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并可以通过协调政治行动进行改变——所以不存在空间组织的普遍规律。对于人文地理学家来讲，众多的流派是争论的焦点，也是产生混乱的根源。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一种两极分化，只有当一种（范式？）证明正确时才能解决问题（另一部分人认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各种流派没有进行比较的共同标准）。一些人认为，众多的流派为发展一种崭新的、更健全的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如，威尔逊，1989）不过对这种发展的性质还远远不够清楚（由 6 位地理学家——霍尔等人，1987——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关于《社会科学的眼界和机会》的表述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多元论：对英国地理学的赞许： ESRC，1987）。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争论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继续从事经验性的工作，接受结构主义/现实主义的一般观点，认为那些争论对阐明经验世界和事件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