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龚自珍的经学

经学不是龚自珍的主要写作范围。他曾说他不能写定群经，因为他在治杂家百家之学和东南西北之学。他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更倡经子皆史之论，他又因袭陆彦若的经济论，更倡五经皆言财富之论，因此，他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是假借经传子史作为议政的材料。他深愿为一“后史氏”，不屑为一经学家。他说：

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传之名氏，补“诗”“书”之隟罅，逸于后之剔钟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不显之年月，定岁名之所在，逸于后之布七历以求之者。为礼家之儒，为小节之师，为考订之大宗，逸于后之弥缝同异以求之者。明象形，说指事，不比形声， 不谭孳生，推本音，明本义，逸于后之据引申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数，逸于后之杂真伪以求之者。诵“诗”三百，篇纲于义，义纲于人，人纲于纪年，明著竹帛，逸于后之据断章升谏以求之者。⋯⋯阶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宪章文武者何事，⋯⋯吾从周者何学，逸于后之谭性命以求之者。⋯⋯自珍于大道不敢承，⋯⋯愿为其人欤！（“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沈论”二）

由这段话看来，他以为治经者既不能死抱住世传经典去背诵，又不能单从经传中就可以董理清楚经学，因为“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同上“古史钩沈论三”），这就须搜求逸文（他曾向日本征求中国的逸书）， 或以彝器铭文补阙（“定盦续集”卷三“商周彝器文录叙”），才能寻得经传的真实。因此，他在“古史钩沉论三”中，所憾更多，对于经学便宜称不能写定了。

自珍的经学的依据是“公羊”学，但他和当时的今文家稍有不同，他不琐琐地争取前汉的正统，也不对乾嘉古文家攻击讽刺，颇有折中今古文学的态度。例如他举出“生同世同志写定老，王引之、顾广圻、李锐、江藩、陈奂、刘逢禄、庄绶甲”诸人，即今古文家并称推荐。他的经学，有“五经大义终始论”，也主张本末一贯。他说“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贯之。’⋯⋯ 文学言游之徒，其语门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诚知圣人之文， 贵乎知始与卒之间也。⋯⋯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民事终， 天事始。⋯⋯”（“定盦文集”卷下）又有“六经正名”及“答问”，并不争持符前汉后汉谁代表经学，而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定盦文集补编”卷一“六经正名答问五”）。他详论汉代今古文学的名实，以为经今古文学的分别不在文字的区别，而在读法的不同。他对于两汉经学家只说“憾汉博士师弟子之多歧，⋯⋯憾汉写官之弗广”，“将欲更汉氏也，群师互有短长，非深于义训，勇于割闻者不能也；无已，则我所欲纠虔，姑在夫引书变为徒书之际乎，以与汉写宫争。”

（“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三）

自珍虽然是“公羊”学派的健将，但和魏源等有异，因为他不像魏源混同六经，以“公羊春秋”而傅会一切“。龚氏说：“‘易’自‘易’，‘范’ 自‘范’，‘春秋’自‘春秋’。‘易’言阴阳，‘洪范’言五行。‘春秋’

言灾异。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姑正其名，而‘易’、‘书’、‘春秋’可徐徐理矣。”（“定盦文集补编”卷

一“非五行传”）他更痛斥谶纬家，以为“‘易纬’最无用”（同上卷二， “最录易纬是类谋遗文”），讽刺当时士大夫以阴阳灾异言古凶者为腐儒， 他说：“近世推日月食精矣。⋯⋯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 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同上卷三“与陈博士笺”）

自珍根据六经终始论，虽推崇古文家江藩的著作，但不满意他偏袒汉学， 而专门做“道问学”的工作。他说：

“传”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儒者之宗孔厌，治六经术，其术亦如循环。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馀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裹，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 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然则胡为其特张问学？⋯⋯始卒具举，圣者之事也，余则同学以为之阶。夫性道可以骤闻欤？抑可以空枵悬揣而谓之有闻欤？欲闻性道，自文章始。⋯⋯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定盦续集”卷三“江子屏所著书序”）

这段话可以代表他对于经学的认识，显然和其他今文学家之攻击或抹杀古文学家不十分一致。他以“识其初，又总其归”为主旨，融和支、质二家于一炉，近于折中的思想。他尊重自己的主张，也尊重别人的主张，故以商权的语气质疑于江藩，说：

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 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餖飣，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从裨竈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旧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 身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詠白支，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 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定盦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

以上自珍评江藩之文，在逻辑上颇谨严，实在是对于乾嘉“专门汉学” 的有力批判。

自珍经学的特点，具体地说，就在于以小学训诂为必要的工具，而以追求未来世界为微言大义的主旨。他主张“抱小”以见大者远者。若硬如古文家力守门户的宗派主义，“抱小”而求“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者，不求当世之务，服古衣，训古言，而未知今世今人，便陷于“抱小”而遣大的泥

沼去了。“小”者“细”者固然为理学家玄幽之雷所抹杀，而“大”者“巨” 者则又为汉学家门户之见所蔽塞，二者都不是大道。此旨，自珍持之至坚。故他说：

后世⋯⋯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者当务精者巨者，凡小学言不足治，洽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尤之，尤上达之无本，尤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有高语大言者，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于是二千载将坠之法，虽不尽复，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释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定盦文集”卷中“陈硕甫所著书序”）

因此，他认为训诂小学是通大道的工力，尤其是尊史治国的必要修养。他有“抱小”以俟来者的话如下：

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 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 所苛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日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

（“定盦续集”卷一“抱小”）

他把小学当做思维方法的一个节目去看待，当做冶道的手段去看待，应该说是乾嘉汉学的自觉批判。因为他具有他外祖段玉裁的古文传统知识，反对凭空臆造，故他关于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了解，关于阮元著书的了解， 都经过一番研究才进行批抨。此外他关于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也说“受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定盦续集”卷四“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这是了解汉学的内行话，非今文家的门户之见。

然而，自珍已经不能完全从事于“抱小”了。他要求个性的解放，要求光明的世界，向大者巨者摸索去了。他虽然不同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的大义微言，而主要企图从现实社会去挖掘真实，揭露真实，指示真实，改变真实，毕竟没有严格地完全抱紧“小”字，朴拙、完密、精微之至，反而转向大而化之方面研究经义。因此，他依据“公羊”学派的观点作出“春秋决事比”，说明三世三统的大义、决狱观变的微言，并根据它作为他的变法论的张本。他说：

在汉司马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是于治人。”晋臣荀崧踵而论之曰：“‘公羊’精慈， 是于断狱。”⋯⋯⋯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徒相万万，世变名实徒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劘“春秋”，有专条者什一二，无专条者什八九，又皆微文比较， 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公羊氏所谓主人习其读，周其传，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时通古今者起，以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

其殊统，考之孤文隻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由是又欲竟其用，径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悉中容易理，竹帛烂，师友断， 疑信半，为立德适道达权之君子，若此其难也！（“定盦文拾遗” “春秋决事比自序”）

龚氏此论，代表了维新变法的先辈思想。他虽然说难于在“春秋”的出没隐显的文义中，摸索其天经地义，以套于当世活的现实，然而，他的时代还不是严复的时代，不能介绍近代西洋资产阶级的学术以资观变与应变，他仍然不得不求之于公羊氏，以“春秋”之律例来说明“人伦之变”。他说：

自珍既治“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 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五，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后世决狱大师，有能神而明之， 闻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尽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则真如是。⋯⋯ 七十子大义，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也。向所谓出没隐显于若存若亡也者，朗朗乎日月之运大园也。⋯⋯ 世有疑而不肯察，闻道而不肯信，与土苴残阙而不肯守，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同上）

自珍的“比”法，并不是类比逻辑，因为类比法有一定的限制，超过类型的比便是傅会。他的比例申引之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傅会。如他所说“世运⋯⋯殊科，王霸⋯⋯殊统，考之孤文隻义，⋯⋯而得之乎出没隐显，⋯⋯ 由是又欲竟其用，径援其文⋯⋯救裨当世，悉中窾理”。这种“比”，是真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它不是小的精密方法，而是离开朴实的地基，凌空去玄牵冥索去了。虽然他诡辩“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语曰：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同上“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但他的方法论的根据， 不能不是公羊家的醒酒的“煤油剂”，即其诗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

另一方面，自珍的具体主张，与其说是依据“春秋”经义的“比”法， 毋宁说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后者反而否定了他自己的经义前提。越是悲剧性的作品，越显露出体系上的裂痕。从上面所引“春秋决事比自序”的前后两段难以缝补裂痕的文章看来，我们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意识。这即是他所两面说明的。一方面他说：

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予之身世，虽乞■，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定盦续集”卷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另一方面他又说：

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同上卷一“尊隐”）

这就是近代社会将要来到的黎明前的黑暗所表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