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颜元和李塨的经世论

颜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经世家。他的经世论是城市平民反对派向民主途径摸索的思想。

颜元召唤了失掉个性发展的中古的“人”，人类在他的规定之下是资本主义要求的人类（或“经世”的人）。他召唤了脱离现实世界的、为玄学家所歪曲的中古的“事”和“物”，事物在他的规定之下是近代的产业发展的事物（或徵诸事物的科学事物）。从历史主义来分析，此所谓新人是市民阶级的国民，所谓新事物是科学的对象。但这些在他的肇下却形容得古色古香， 人为圣人周孔，物为“周礼”的三物。他在六府三事三物四教的古代言语外表下，探求着近代“实学”（“存学编”语），他也不客气地好像自居于宪法起草人。他说：

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 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颜习齐先生年谱”卷下）

宋明道学家把性命义理让之古人，认为现在和将来是漆黑而无光明的。例如陈亮曾引申朱熹的话：秦汉以下“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龙川文集”卷二十“又甲辰答书”）。颜元则预言着近代的市民世界，梦想着光明的将来，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他批评过去的人心说：

文忠之中夜三起与晦翁之闻警大哭，皆可谓忠愤，而卒不能为国家发一矢，殖一虏也，非学术误之乎？自言一无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见许世俗，何不猛改，与天下图其有用？而卒借三五书生，优游朝堂，偷安自娱，作太平无事士夫样，⋯⋯方尽力与热心于国之宰相为敌，方忌妒得军心之大将而阻其任用。⋯⋯朱子终日著述静坐，见一谈中兴之陈同甫便断绝之。而言上表谏和议志复仇也，有此理乎？（“习齐记余”卷六“评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

他不但对于道学的异端陈亮（同甫）深加赞许，而且为一向被人辱骂的王安石抱不平。在“朱子语类评”中有很多替安石辩解的话。兹举“习齐记余”中他辩论王安石“矫世变俗”的一段话如下：

荆公之所忧，皆司马韩范辈所不知忧者也。荆公之所见，皆周程张邵辈所不及见者也。荆公之所欲为，皆当时隐见诸书生所不肯为不敢为不能为者也。⋯⋯史氏将纱此书（万言书）而先加“议论高奇、矫世变俗”八字于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识趋卑庸耳， 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矫之、俗不变之，虽有尧舜何以为治哉？⋯⋯惜公不能矫不能变也。以公亦务读解诗书，亦以帖括取土也，矫世变俗当以此二事为第一义。（同上卷六“总评王荆公上仁宗万言书”）

清初学者间大都在“封建”与“郡县”的两种古制中辩论是非，有师“封建”者如黄宗羲，有师郡县者如顾炎武，有不主复古者如王夫之，有主复古者如颜元。即同属一派，如颜元李塨，颜师“封建”，而李反对其说（见“平书钉”卷二）。但问题的争论形式全是表面的，实质上却都反映了市民阶级向民主途径摸索的梦想。

颜元的经世思想，首重民生的福利，和近代西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的市民阶级思想是相似的。他说：

郝公函问：“董子正谊明道二句，似即谋道不谋食之旨，先生不取，何也？”曰：“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纲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抑将恭而不望其不侮，宽而不计其得众乎？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惟吾夫子先难后获，先事后得， 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公函曰：“悟矣，请问谋道不谋食。”曰：“宋儒正从此误， 后人遂不谋生，不知后儒之道，全非孔门之道。孔门六艺，进可以获禄，退可以食力，如委吏之会计，简兮之伶官可见。故耕者犹有馁，学也必无饥。夫子申结不忧贫，以道信之也。若宋儒之学，不谋食，能无饥乎？”（“颜习齐先生言行录”卷下“教及门”第十四）

他的经济思想中，具有平均土地的因素。他所谓“天地间田，宜灭地间人共享之”（“存治编”“井田”），实包含着近代民主主义的憧憬。他论均田说：

刚主问：“出将奚先？”先生曰：“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纵有施为，横渠所谓终苟道也。

（“颜习齐先生言行录”卷上“三代”第九）

他的耕者有其田的均田思想，是从井田制的三代文明来讲述的。他说： 岂不思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

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厩也。王道之顺人情固如是乎？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况今荒磨至十之二三，垦而井之，移流离无告之民，给牛种而耕焉，田自更余耳。（“存治编”“井田”）

颜元的“四存编”，“存性”、“存学”、“存人”三编议论较多，惟“存治编”过简，且关于复古有不自肯定的反问语，如说“封建亦何患之有？” “天道其能容耶？”这与他论学的斩断态度颇不相似。这是他的经济思想未成熟的证明。他说：

善哉问，此不可从空言论也。先王遣典，封建无单举之理，⋯⋯ 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侯庶不世爵禄，视其臣，而以亲为差，侯臣不世邑采，取公田，而以位计数，伯师不私出，列侯不私会，如此者⋯⋯封建亦何患之有？况⋯⋯用时又必有达务王佐能因而润泽者，⋯⋯余⋯⋯第妄谓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尔。⋯⋯

乾坤乃自尧舜夏商周诸圣君圣相开物成务，递为缔造而成者也。人主享有成业，而顾使诸圣人子孙无尺寸之士，⋯⋯天道其能客耶？（同上“封建”）

颜元的弟子李塨对于颜元的经世论作了补充。李塨为颜元“有治编’” 作“书后”说，“存治编”为早年之作，关于复古封建制多有可商讨处。在末尾，李塨把“封建”归结于“传贤”。他说：

陵桴亭封建传贤不传子论，盖即郡县久任也，似有当。质之先生，先生曰：可；而非王道也。商榷者数年于兹，未及合一，先生倏已作古矣。于戏！此系位育万物，参赞天地之事，非可求异，亦非可强同也。（“存治编”“书后”）

李塨也倡与王夫之相似的理势论，这正补充了颜元所谓“不必袭古之迹” 的意思。他把封建解释为“传贤”，更接近于近代的选举理想。他说：

陆桴亭曰：“郡县即如诸侯，但易传子而为传贤，子不然之， 独未闻古之论尧舜禹耶？昔人谓禹传子为德衰，孟子以天意解之， 是未尝言天子不当传贤也。韩昌黎又谓天子传贤则无定人，非圣得圣，易启乱，传子则有定法，虽遇中材，人莫敢争，是天子之位亦以传贤为贤，但无人制之于上，故忧后世之纷争，而不得不传子也。若诸侯则有天子主之矣。如桴亭说，正昌黎所谓传贤则利民者大也，子亦可以悟矣！（“平书订”卷二）

李塨既然把“封建”解释为传贤，补充了颜元之说，所以对于井田制度也不如颜元的拘泥，主张均田是“第一仁政”，甚至比颜元更进一步地制定了佃户分田的方案。他说：

非均田则贪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但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 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就粮交地主，而以十就代地主纳官。⋯⋯地主用五十亩则今日停分佃户也（二分之一）， 而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若地主子弟众，情顾力农者，三顷两顷可以听其自种，但不得多雇佣以占地利。每一佃卢必一家有三四人， 可以自力耕锄，方算一家，无者或两家三家共作一家地，不足老一家五十亩亦可，无地可分者移之荒处。（“拟太平策”卷二）

制田之道有七：民与田相当之方，立行之，一也。其荒县人少者即现在之人分给之，馀田招人来授，⋯⋯二也。⋯⋯令多者可卖， 而不可买，买田者如数而止，而一县之内则必不可或均或不均以滋变端，六也。⋯⋯或陆或水，⋯⋯不得过授田之数耳，每家五十亩亦约略育之，行时以天下户口田亩两对酌计可也，七也。（“平书订”卷七）

他说这是“计口授田”之良法。这种土地平均主义的思想是进步的民主思想，本质上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颜元颇称赞以选举制度代替中古的身分制度。他说：

今之制葵，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尝谋所以代之， 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重徵举”）

李塨对于这点，更进一步婉转地推求出人民生活上和政治上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所谓“天地间⋯⋯之人，皆正人，所为皆正事”，这和他的传贤

（民主）主张相为表里。他说：

农助天地以生衣食者也，工虽不及农所生之大，而天下货物非工无以发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若商则无能为天地生财，但转移耳，其功固不尚于工矣，况工为人役，易流卑贱，商牟厚利，易长骄亢，先王抑之处末，甚有见也。（“平书订”卷一）

若优伶则所以奏乐者，不得无之，古且有伶官矣。⋯⋯隶为官行刑卒，⋯⋯某才庸下，故备驱使，而实不可无者，夫既为天地间不可无之人，则皆正人，所为皆正事也，其或为不正，则不教之过，

而非隶卒之事即不正也，乃禁其子孙为土，不许与商农工为婚，是以为恶而绝之矣。以为恶而绝之，则当去之矣而可乎？宜更之，优隶卒之子孙，为士农工商皆从其便。（同上）

上面的话很明显地说出（一）工农阶级是生产者，应有平等权利；（二）奴役的身分制应该撤除，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李塨痛论专制之害，主张变法，使人民各以所学来分工担负国家的责任，这颇接近于黄宗羲的思想。他说：

陈同甫曰：“今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天子以为轻天下之权而总揽于上，究之一人亦不能总揽，徒使天下之善不即赏，恶不即诛，兵以需而败，机以缓而失，政以掣时而无成，平时则簿书杂沓，资猾吏上下之手，乱时则文移迟延，启奸雄跳梁之谋而已矣。封建固不得复，而汉之故事，郡守得专生杀，操兵柄，有事直达天子，可不鉴其意哉！（同上卷二）

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 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民物鱼烂河决。⋯⋯喆人变法，不再计而决矣。（同上卷六）

李塨的经世之学特别重视社会分工和专门的知识。他基于这一观点，进一步以为政治诸端，必求之于专门人才，在位者不必是贵者，而能者反应有职有位。他说：

六府三事，⋯⋯言水则凡沟血、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燃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诸事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穀则凡后稷之所经营，⋯⋯诸农政统之矣。至三事则所以经纬乎六府者也。⋯⋯颜习章曰，正德，正利用厚生之德也；利用，利正德厚生之用也：厚生， 厚正德利用之生也。（“廖忘编”）

李塨对于颜元的补充，在经世之学方面甚得关键。颜元被束缚于古制， 李塨却稍解放了。他更主张参考西洋诸法，已经向往西洋资本主义的文明了。他说：

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礼残乐阙，当考古而准以令者也； 射、御、书有其彷佛，宜准今而稽之古者也；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李恕谷年谱”卷三）

李塨的“瘳忘编”是二十五岁时的著作，多涉及近代的政治理想，比他的“拟太平策”更多生气。我们看他的“拟太平策序”便知道他的所谓“太平策”一语是“病夫”的语言了。他说：

“中庸”论为下不倍曰，非天子不议礼制度考文；而“鲁论” 乃载孔子颜渊夏时殷辂周冕进退三王，何也？“中庸”所言议制， 考行其事也，孔颜刚辨论之以待君相之用，如后世献策之类。⋯⋯ 今幸陈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下之义矣。乃抚枕准“周礼”“拟太平策” 如左。七十三岁病夫李塨。（“拟太平策序”）

因此，我们知道李塨晚年向清帝所献的“拟太平策”一书，已经失去清初学者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