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龚自珍进步的经济思想与边疆论

龚自珍“东西南北之学”已经代替了书本上的汉学。他的议政危言，是从他的经济思想出发的。他在“明良论”四篇、在“乙丙之际箸议”各篇中都含有探论经济的内容。“明良论”的对象为官僚士大夫，他说明国家对于官吏应有养廉的足够的俸禄，不当空责急公爱上。他认为如果大官小官都是些好像包税的人，就不能望他们有所建议。他说：“贾谊所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能以概责之六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故他的结论是“朝廷⋯⋯愈高厚，宇宙⋯⋯愈清明”。他在反对贪污的题目之下，已经涉及资产阶级的国“富”的观点：“三代以上，大臣百有司无求富之事，无耻言富之事。”（“定盦文拾遗””明良论一”）从三代的外衣，自珍论到初期黄产阶级的“富”在人类性上的假定即所谓“自私心”， 他居然以“私”为人类的天性。他说：

天有私也，⋯⋯地有私也，⋯⋯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忠臣⋯⋯孝子⋯⋯贞妇⋯⋯乃私自贞私自葆也。⋯⋯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尽，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頳頩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定盦续集”卷一“论私”）

这是一种露骨的天赋自私心的理论。他的人性论是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的。他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 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定盦文集补编”卷一“阐告子”）。他说告子知性，作了“阐告子”一文。他以为人性之公私， 不能以善恶论，而大公无私反非人性，私之能善于满足就是公。这种立论点， 一反封建意识的遏欲思想，而接近于资产阶级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出发点。

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一”篇，即论到“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尤帑匮”

（“定盦文集”卷上）的民穷财尽现象，而以货币不应该仅作为政治权力去对待，而应该调剂有无。他说：

吏食于市官者笑之曰：“⋯⋯天下生齿庶，原之出也不饶，故金之权日尊。权日尊，气益威，神胡谓衰？”客为士者谢吏曰：“子之义高义也，虽然，食诚绌，而货之不独盈也又久，不睹伐金者乎？ 伐者化。不睹挟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溃。有所化，有所溃，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郁也。今金行名尊而实耗，用博而气郁，耗者莫禁于下，鬱者莫言于上，⋯⋯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龚子曰： “其溃者，其纵之者咎也，其郁者，其钥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 谨持其原而善遵之气。”（“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陈箸议第一”）

金之溃指因鸦片外货之输入，促成当时的白银漏出，金之郁指因贵族官吏之厚歛，促成当时的金银死藏，故他主张有无调剂。关于后者，他又发为近代式的法权论，即财产法上的形式平等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进步言论。他说：

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

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 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恩变置（变置二字出于“孟子”之“变置社稷”，文颇露骨）。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

（“定盦文集”卷上“平均篇”）

自珍根据着经传“王心则平”的有本之论，发表出资产阶级式的平均主义思想。他说“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水士平矣，男女生矣”（同上）。他的这种平均主义，是反对封建的土地独占的思想。他批评封建超经济的龚断说：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 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同上）

自珍既然反对封建龚断，便主张自由的商业资本活动。据他说，如果一任封建超经济的垄断，就要产生以下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圫，圫多日，民声浊，浊伤 智。

（同上）

因此，他主张经济的“更法”了，更不平而为平均。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乎之之尚也”。怎佯使不平的社会成为平均的社会呢？他说，“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

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试之以至难之法，齐之以至信之刑，⋯⋯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同上）

自珍不但从绝对的人性规律引申到社会的规律，而且他以为他的经济思想是根据着“上古不讳私”的前提。他憧憬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形式“耕者有其田”，主张以智能的大小来作财产所有的标准。他以为，自由放任的社会， 最初好像在自由竞争的鲁滨孙的孤岛，被亚当·斯密所孤立地假定的图景。他说：

天穀没，地穀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为倍尺什尺伯尺主。号次主日伯、帝若皇，其初尽农也。⋯⋯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自珍的重农主义思想含有资本主义前途的梦想，例如他赞成陆彦若的话“天下之大富必在土，⋯⋯富殖德，⋯⋯富又殖寿”（“定盦续集”卷三“陆彦若所箸书序引”）。他把六经皆史的命题改为五经皆富学的命题，他说： “五经，财之源也，德与寿之溟渤也。”（同上）他的“农宗”论和顾炎武对宗法公社的幻想相似，主张根据氏族宗法的组织，计农宗而受田。他说：

家受田归田于天子，皆关大吏，稽其世数，关群吏。本百畝者进而仕，谓之贵政之农，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谓之释政之农，本不百畝者进而仕，谓之亢宗之农，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谓之复宗之农。⋯⋯本大宗者复为大宗，本小宗者复为小宗，本群宗者复为群

宗，本闲民复为闲民。贵不夺宗祭，不以朝政乱田政，自大宗以至于闲民，四等也。（“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这样等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不平等的。然他说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 不能限田，“大抵视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定盦文拾遣”“农宗答问第一”）。所以他的平均主义仅仅反对封建社会的贫富不齐， 而以为基于才智、能力、德行而分配所有的财富土地则是合理的。他是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并在宗法的废墟之上，企图建筑民粹式的永恒世界。他常作夜思或梦想，他说：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掸简经术，通古今，定民生，而未达其目也。（“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他处于鸦片战争的前夜，在他的梦想背后，充满了反对封建的赋税剥夺的思想，他说：

国朝有实则尧舜而名则汉武帝老一焉，地丁是也。⋯⋯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其名未改，⋯⋯仍称地丁。⋯⋯ 或问之曰：我朝取于民者，閷前古远甚，乡愚无见闻，又不读史， 则不知朝家百典千式万宫亿条例所出，视前古丰杀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国家万年，毋敢议所以赢于入者，然而不禁议所以啬于出者， 仆尝私尤焉，又私议焉，兹不宣也！（“定盦续集”卷二“地丁正名”。按此文非仅正名，正指地丁之实）

我们如果说自珍的更法狂议是资本主义前途的梦想，那么，他的边疆的议论，是感于外患已深，设计防御殖民地化的理想。他感党到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舰有一天会长驱直入中国的沿海诸省，即他对林则徐所谓“不敢言之”的，也是林则徐答他的所谓“实难言者”。他已经看到中国的海防难以阻挡番舶。他的“东南罢番舶议”一文虽佚而不传，但由此可以知道，他注意到殖民主义者的对华的商品输出，特别使东南各省处在危险的地位。他的边疆论文，大都不言东南而强调西北。所谓“东西南北之学”，好像研究出东南为危而西北可安的道理。他的有名的著作为“西域置行省议”，此外尚有关于蒙古、青海诸文。他的西域置新省之议，寓有深意。李鸿章后来仅仅以西北置一行省之名，即谓实现了龚自珍的主张，实在是胡说。我们应当说李鸿章承继的是魏源“以夷款夷”的外交论。龚自珍诗句有“五十年中言定譣”，不是验之于洋务派李鸿章，而是验之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西域置行省议”说：

西北不临海，⋯⋯今西极徼至爱鸟罕而止，北极徼至鸟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定盦文集”卷中）

这话的意思颇显著，他以为西北以无海为特长，非比东南沿海易遭资本主义的入侵。故他又暗示说：

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庭必不肯待之事，⋯⋯一捐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同上）

单纯凭借两北以固国基的想法，自然不能抵抗住资本主义侵略的势力， 但这是鸦片战争前夜的旧的爱国思想。自珍的议论内容着重在移民以开发西

北的地利。他说：

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此句即指国防），黄河日益为患，⋯⋯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 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 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徒，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易以生怨，无庸议，⋯⋯ 其余若江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募之必顾往。江西福建两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于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又各省驻防旗人，⋯⋯苟有利利天朝者，必无异心，无异议也。（“定盦文集”卷中）

这种移民政策的内容，和历代的移民政策不同。龚自珍的思想中含有近代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的意义。他还讨论了经济、政制、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

自珍在他的文章中也常论到中国北部的经济等优点。例如：

昌平州，⋯⋯其穀宜多亦宜稻，其土产硝磺，其木多文杏，⋯⋯ 其俗敬宾客；富人畜车马，不敢骋于里门。（“定盦续集”卷一“说昌平州”）

吾相北方，独宣化府承德府之间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长子孙。今夫东南草木，术术然易荣也，易高大也，易搞也，蠹空其中，雨渍其外，有园圃者不规久远，不能储以为美材。宣化承德间少木。木四月始荣，其华肥，其叶长，其材坚，⋯⋯三十年而材之，栋宇棺椁之利，可以专数县。恒寒，故腠理实；恒劳，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见闻定。⋯⋯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定盦文集补编”卷一“论京北可居状”）

这些话表示他的主观想像。但他的边疆论重视着西北的蒙古新疆，移民政策重视看大江以北的强武之民，实在反映出他对于殖民地他的历史前途， 有着极大的尤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