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

第十六章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和思潮第一节 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变化

我们在上面的几章中已经看出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章学诚和洪亮吉对清统治者的抗议，焦循对世界商业的憧憬及其“更法” 思想，都说明了社会的危机。

尽管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具有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是支配的倾向。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市场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化还是远远落在世界风暴之后面。马克思对于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以至十九世纪初的情况，有这样描写：“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样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旧世界底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动自己，而最新社会底代表（按指英国）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卖的权利。”（“鸦片贸易”。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九五页）这里所说的“停滞”的社会状态，是指“中国社会底基本核心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它“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的命运，在另一方面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找寻的最后最理想的市场。

英国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迅速的，殖民制度在这时期和十七世纪是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二十四章的分析可供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他区别开十七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十八世纪大工业在殖民地制度方面的前后意义，指出前一时期（以荷兰为典型）的殖民制度是以“独占公司”的方式为资本集中造成了有力的杠杆，即以“商业的至上权带来工业上的优越”，而后一时期（以英国为典型）的殖民制度则是以“工业的至上权引起商业的至上权”（参看中译本九五○页至九五二页）。因此，中国的市场所遭受的侵略，这时不像过去了。从一七八三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消贸易专利权（即独占公司之类）以后，来中国的商人是以工业的至上权为后盾的，因此，“英国私人企业对华贸易发展得很迅速”。一七八四年以后的五十年，这个公司的输华货值便提高到六倍至七倍，自华出口的货值提高到三倍多。以棉花而论，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商倾销到两广一带的，就达到四十多万担，这对于中国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的，因而影响到中国有关地区的农村破产。然而，英国对华贸易尽管在英商的利润率上是增加的，而全面的平衡收支一直是逆差的，于是乎鸦片这一种“文明人”的“神圣”商品成了世界贸易史上的特别东西，马克思在“鸦片贸易”一文中，指出公元一八○○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到二千箱之后，接着说“从十九世纪初叶起，这个（贸易）斗争就具有完全特别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五页）。其所以特别，因为一方面，是中国民族的危机，另一方面是英国利用鸦片向中国的私运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究竟鸦片向中国输入的确切数字每年有多少，谁也不敢断定。依据一些不完全的记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若干年代是每年平均四千多箱，价值四、五百万元；到了二十年代以后，其销量更增；在鸦片战争前

夕，已达到了三万五千箱，价值达两千五百万元了。

鸦片向中国的偷运，使中国的商业资本不但和手工业的发展相分离，而且刺激了商业资本走向歧途。我们研究票号的起源和发展，就知道那是以“土

（鸦片）票子”的汇兑而起家的。在后来的一个时期，粤海关为票号所包办， 也是因为这个渊源。信用货币进入蒸溜器中不断地发汗，在这里不是通常的现象，这也是马克思所指出了的。不仅如此，鸦片贸易还直接助长了中国封建主义超经济剥削的形式，马克思就指出：“英人收买中国当局，收买海关官吏和一般的官员，这就是中国人在法律上抵制鸦片的最近结果。贿赂行为， 和停驻黄埔的英国商船偷运来华的鸦片烟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腑，并破坏了宗法制度底柱石。”（“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九七页）近代的大量史料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形成史也要迫源于这里。欧美资本主义对华贸易，固然是通过鸦片才把入超变为出超（十九纪纪三十年代），但没有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原始形式，是难以顺利进行的。这里就是中国半殖民地历史上阶级变化的最初表现。龚自珍对林则徐上策主张杀绝这些人物是有原因的。

随着鸦片偷运而来的白银外流和银价上涨是当时社会的严重危机。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末，中国白银的出超每年已达近一千万两的数字。白银价格的上涨十分惊人，从十九世纪初到鸦片战争前夜，逐年飞涨，有的地方增涨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种灾难是普及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包括日用品和赋税在内，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百分之三十以至五十。因此，当时有的记载，农民因白银上涨以至全部收入不足以交纳租赋，手工业者因原料价涨以至流于破产。

如单从中国内部来看。自十八世纪末起，社会危机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在皇朝内部出现了和坤案件，这是集中地暴露了皇朝的腐化和皇朝内部的尖锐斗争的。在阶级关系上，农民起义揭露了“官逼民反”（洪亮吉、章学诚语）的内幕。这里，只据不完全的记载，将公元一七七四至一八四○年的农民暴动，举出如下：

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 山东兗州清水教王伦起义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 白莲教秘密组织

一七八一年（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回民起义

一七八四年（乾隆四十九年） 甘肃固原回民起义

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 阿克苏回民起义

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 台湾林爽文起义

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 贵州铜仁苗民起义台湾陈周全起义

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 湖北、四川、陕西白莲教起义

一八○三年（嘉庆八年） 东南沿海蔡牽起事

一八一三年（嘉庆十八年） 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义陕西岐山县木工起义

一八一四年（嘉庆十九年） 河南捻军起义

一八一七年（嘉庆二十二年） 云南临安边外彝民起义

一八二○年（嘉庆二十五年） 新疆回民起义

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 云南永北厅彝民起义

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 四川果洛克番民起义

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 台湾黄文润起义

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 湖南瑶民起义广东黎民起义

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 广东八排瑶民起义

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三年） 四川粤嶲厅彝人起义

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 山西赵城县曹顺起义

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 湖南武冈瑶民起义

一八三七年（道光十七年） 四川凉山彝民起义

鸦片战争前夜的农民秘密组织是更普遍的，各种联义社等结义形式在南北各省几乎无处无有。魏源在“圣武记”中已经道出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危机， 说：“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龚自珍更预断农民战争将要大规模出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说“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定盦续集”卷一“尊隐”）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以军舰、大炮迫使中国腐败的清皇朝签定了卖国契约。由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种所谓“法律”形式之下确定下来。正因为这样，中国后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是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相联系着的。我们划分中国历史也是以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作为近代史的起点。我们这样作，并不是以外来的因素作为标准的。从上文可见，鸦片战争及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突然而来的，相反地，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破产的时期，但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却在条约形式之下规定了中国的命运，这个条约形式集中地反映了财产关系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