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

在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期间，经济状况起了变化，因而阶级关系也起了变化。这里，我们就要着重地分析一下当时的阶级关系。

我们不要机械地找寻资产阶级的前辈，也不要望文生义地附会市民，因为资产阶级的前辈是从中古社会萌芽的，其历史也是很是远的。

马克思在“共党产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育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二四页）。这样看来，自由居民到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形成有一个长久的过程。

同书又说：“中世纪的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底前辈”（四六页）。这样看来，城市中的各种市民等级和农村中的各种小农等级，都具有资产阶级前辈的资格。在他们的转变过程中又有着极复杂的情况，其转变的具体路径，各国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恩格斯说：“十六做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集团——即诸侯、贵簇、僧侣、阀阅之家、中等阶级、平民和农民，构成最复杂的群众，他们有极端龎杂而且相互交错的要求。”（“德国农民战争”，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 二一页。）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的市民等级的阶级区划，大体上分做三大集团或营垒，即城市的豪贵集团、城市中等阶级的改良集团和城市平民的集团。依此，从阶级的代表性上讲来，第一集团也包括于地主阶级反对派之中，第二和第三集团又形成了反对第一集团的人物，即中等阶级的反对派（以城市为主，即近代自由主义者的先辈人物）与平民反对派（即近代资产阶级的先行人物）。从思想意识的代表性上讲来，反对派分做城市中等阶级的反对派异端与城市平民反对派异端。此外，还有农民反对派异端（如孟彩尔）。中国的十七世纪的反抗运动，不可能和德国十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我们认为像长江流域无锡为中心的东林党的运动，就具有中等阶级的城市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富裕的中等阶级、温和的中等阶级，以及按照地方情形多少有点差异的较贫分子”）；像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市民暴动，是含有平民反对派的性质（包括上书所指的其中构成分子如“中等阶级破产的分子和无公民权利的城市居民群众，如手工业工人、日工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各种萌芽”）。在明末，后者和农民的联合，即类似于乎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

明代的市民运动最初表现出来的是“盗矿”、反矿官的斗争。早期如英宗时代叶宗留等领导的有名的“盗矿”斗争（明史，卷十），其后如弘治间广东归善县唐大鬢反对铁冶管制的暴动（同上书，卷八一），更后如嘉靖间“浙江、江西盗矿者且劫徽、宁”的斗争（同上）。这些反抗运动大抵是和农民运动相联系的。

大规模的市民运动是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时代的城市工商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的反抗运动。这种市民运动和嘉靖以至万历期间城市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其中如万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臨清的“罢市”暴动（“定陵注略”，卷五），荆州市民的反陈奉暴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一六○一年）有名的苏州织工反孙隆的大暴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三十年（公元一六○二年）景德镇市民反抗矿盗的暴动（同上，卷四一九），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年）武昌等地市民继续反陈奉的暴动（“定陵注略”，卷五）， 这些史书所指的“市民”，就是城市平民反对派集团内的

分子。

到了天启年间（公元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发生了城市中等阶级反对派的运动。封建统治者镇压自由讲学、自由结社，“一切书院尽行拆毁， 变价入官”，有名的东林党六君子狱就在这时发生。然而严重的问题更在于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罵为“引类呼朋”的杨涟被逮，“都坡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旂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如周顺昌就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 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同上）。此外魏大中、李应升就逮，都有所谓“士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后，锦衣“凌轢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击者云集，逐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同上）。起义的地点正是在手工业发达的苏州、常州等地。这些史书所谓的“士民”， 就是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而东林党人（以后为“联络吴越俊秀”的复社） 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就不仅表现出朝野的对立，而且反映了自由主义者的前辈中等阶级的政治要求。

明末市民运动和农民暴动是桴鼓相应的。李自成所提的口号“均田免税”、“不纳粮”和“平买平卖”，正表现着反对封建特权及其所依存的大地产的占有制。这种斗争，是农民初期的民主要求。

在当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之下，规模广阔的是民战争形成了推翻明代封建王朝的主力，城市的阀阅之家、士民以至城市平民的各个集团对于农民战争，因了各集因的不同利益，便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态度，情况是复杂的。

上面所举的第一个集团，其中不少是利用特权而兼营高利贷和商业的分子，和欧洲十六世纪的德国相似，他们也和封建统治者是血肉相建的。这一集团首先站在农民战争的反对方面，策划着反动措施。

第二个集团，其中不少所谓犹带温情脉脉的私人商业资本家，他们既有地方性的封建上层关系，又有一定的传统特权的家族关系。他们畏懼农民战争，因而一般也站在农民的反对方面，不同情或打击农民运动。明末清初代表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思想家一般都从理论上主张平均土地而又反对农民暴动。

第三个集团，其中占有多数的下层分子如手工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矿工和流氓无产者，是同农民一道参加了斗争的，而其中少数上层分子如手工业主人却表现了动摇，背离了农民运动。一般地讲来，这一集团和农民可从形成“平民和农民的联合反对派”。泰州学派多出身于这样阶级的人，李贽便反映出平民反对派的思想，他评点过“水浒传”，死于非命，不过他们没有如德国农民战争时代的孟彩尔那样。

特别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清代的民族压迫和汉族反民族压迫的斗争，使得民族的矛盾掩盖了阶级的矛盾，因而上述的阶级关系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中世史上的民族斗争基本上是农民解放的斗争。因此，农民首先是反清运动的主力（如李自成余部）。中等阶级的集团和平民的集团，一般说来， 不少也参加这一斗争。而第一集团就有极大的分化，少部分参加反清斗争， 大部分则和大地主大官僚结合起来形成向清朝貌洽者投降的集团，策划“太平策”。在反清的民族战争期间，平民反对派形成了秘密组织的会社或会党。在统治者所谓“江南人心浮薄”的歧视之下，民间手工业受了严重的打击， 清王朝除了军事镇压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镇压政策。腐朽的封建势力更变本加厉地为清代封建王朝服务。“泾枫小志”卷十说“康

熙初，里中多布局，局中雇染匠、砑匠，皆江宁人，往来成群，尤害闾里， ‘民’受其累，積愤不可遏，纠众歛巨资，闭里门水栅，设计愤殺，死者数百人。”这就是利用封建 的宗法关系以绞殺平民反对派的典型的例子。

自然，如恩格斯在“反社林论”“暴力论”中所指出的，落后民族的统治，经过一定时期，也不得不按照被征服的民族的先进经济状况，寻求适应的步骤，甚至改变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以求适应客观的历史条件，康熙以后的中国经济情况，就呈现出复苏以至某些发展的迹象。但是，明清之际的民族战争以及落后民族的民族监狱政策，的确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西方殖民主义的东侵，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增加了困难。但是人民反封建的斗争一直是在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