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

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义。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清初学者虽然也有考证训诂之学，如顾炎武和黄宗义在音韵学、“易”学上有他们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烦琐自此已有其历史阶段。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隐形式的以至为清朝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汉学。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黄宗义戒万斯同北上语）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当时学者也有到了京师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说的“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检论”卷四“清儒”）。这时的学者中也有如毛奇龄以博学于禄的，又有如阎若璩、胡渭被皇帝赐坐称“先生”，或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而视为殊宠的，但这些人多为史家所讥， 他们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讲起，而将黄宗义、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皮锡瑞非之，则多见其曲解误会。皮氏说：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 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经学历史”）

实在讲来，江藩并没有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阎氏“考证之学， 未之或先”（经部“书”类二），是为的评。清儒多把顾阎并称。如章学诚论考据之学，就有“宁人百诗之风”（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 的话。章炳麟论清儒先进，也说：

始崐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 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 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 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检论”卷四“清儒”）

梁启超更以顾阎 同列一章，尊阎尊顾，同等视之。这都不是史家的正确论断。阮元虽辨顾炎武以经学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转说出顾氏所以异于所谓汉学家的所在。他说：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阎若璩字百诗，他是顾、黄的后进，是真正进入考据狭路中的人。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后来戴震亦采“疏证”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以来致疑于“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说，有条有据地证实，并证明“孔传”亦

伪。他说“孔傅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戴震说：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

这种善读书的方法，正是乾嘉汉学家“读书”（仅于读书）的传统，章炳麟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检论”卷四“清儒”）者是。阎若璩又有“四书释地”一书，谓“孟子谓读书当论其世，余则谓并当论其地”（“河， 河内”条），棱正了前儒关于古地名傅会的错误，这也是乾嘉学者舍世而论地的传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论世之著作）。他对于宋儒的冥求义理，虽没有批评，但敢于证朱熹读书之误：

又尝举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误，如季文子始专鲁政不待武子，子纠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孙，武丁至纣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阳败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处见“说苑”非“家语”， 农家者流见“汉书”非史迁，去鲁司寇则适卫而非适齐，⋯⋯颛臾近也非远人之谓，鲁有少施氏则孟施当亦有氏，不当以施为语声。闻者叹其精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

这种方法正为后来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命题所本（如他说， 不研究小学、地理、算学等学问，不敢治六经），更后演进而至阮元的历史考证。

与阎若璩同时友善而也是一个“善读书者”，是胡渭，字朏明。阎若璩的考证在“古文尚书”，胡渭的考证在“禹贡”、“易经”与“洪节”，他著有“禹贡锥指”一书，大旨如钱大昕所说：

先生素习“禹贡”，谓汉、唐二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 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菏；荧波既猪，波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指”。（同上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易经”一书为宋人玄谈的根据。所谓“太极图说”，先天后天说，清初黄氏兄弟与王夫之已经证其为陈搏的伪作。胡渭著“易图明辨”，更由宋儒与道士的关系找到谶纬学的根源。他的“洪节正论”，驳汉宋儒者的五行灾异之说，破除非理性的傅会。其要旨如钱大昕与江藩所述：

尝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 无所用图。⋯⋯安得有先后天之别？河图之象，自古无傅，何从拟议？“洛书”之文，见于“洪节”，五行九宫，初不为“易”而设。⋯⋯ 又言，“洪节”古圣所传，汉儒专主灾异，以瞽史矫诬之说，乱彝伦攸叙之经，害一。“洛书”之本文，具在“洪节”，宋儒瓶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且谓“洪节”之理通于“易”⋯⋯， 害二。“洪节”原无错简，后儒任意改窜，移庶徵王省惟岁以下， 为五纪之传，移皇极欢时五福至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为五福六极之传，害三。（“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胡先生渭传” 与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胡渭传”同文）

毛奇龄（公元一六二三——一七一六年）也是当时的一位汉学家。他有忠臣不死节说，全祖望曾痛斥之。祖望更说他的著作“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

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萧山毛检讨别传”）。但他对汉学的提倡亦影响颇大。李塨走入考证的途径，即受他的推动。阮元更推崇他为汉学开创之功臣，说：

检讨（奇龄）⋯⋯以经学自任，大声疾呼，而一时之实学顿起。当是时充宗起于浙东，朏明起于浙西，宁人、百诗起于江淮之间。检讨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论不相下，而道实相成。

迄今⋯⋯大江南北著书授徒之家数十，视检讨而精核者固多， 谓非检讨开始之功则不可。检讨推溯太极河 洛在胡朏明之先，发明荀虞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诗”驳申氏之伪，于“春秋”指胡氏之偏，“三礼”、“四书”所辨正尤博。⋯⋯至于引证间有讹误，则以检讨强记博闻不事翻检之故。（“揅经室二集”卷七“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

奇龄有一部“四书改错”，是声讨朱熹的书。他说：“‘四书’注无一不错，⋯⋯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义以作八股。又无一不错，⋯⋯铸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之错矣！”他攻击朱注的露骨，在颜元戴震之上，但后来因康熙帝升朱熹配祀孔庙，他便把这部书的板自斧了。

从考证的本身说，阎胡毛等人也有他们的个别贡献。例如，阎氏证“古文尚书”之伪，推翻了道学家十六字心传在经典上的依据；胡渭的“易图明辨”把“易”学从中古幽玄隐约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毛奇龄攻击朱注，也可以说是打击了经注上的偶像。但所有这些，都和当代经世之学的主流有根本的区别。这些学术活动并没有起了反抗封建压迫、反抗民族统治的作用， 却有冲淡民族仇恨的作用。毛奇龄以此干禄，固无足怪；清帝对于阎胡，给以钦赐的种种荣遇，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黄宗义的弟子万斯大，字充宗，万斯同，字季野，世称“二万”。斯大以经学著名，斯同以史学著名。按照宗义的学风，治经治史本来都和他的经世之学有关联的，但斯大的治经方法，实开后来专门汉学的方法论的先河， 而斯同对于史料整理的态度，则对后来章学诚的文史学有显著的影响。

斯大深通三礼，辨“周官”之伪，对于后来“礼”经历史地位的怀疑， 贡献颇大。他的治经方法，黄宗义甚为称赞。宗义在“万充宗墓志铭”中说：

充宗⋯⋯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经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详以求其略，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何谓悟传注之失？学者入传注之重围，其于经也，无庸致思，经既不思，则传注无失矣，若之何而悟之！何谓以经解经？世之信传注者过于信经。（“南雷文定”前集， 卷八）

这里在方法论上讲来，不盲从，重裁断，比较归纳，以经文的实事以求是，而不以传注的心传来传会，这是朴实说理的传统。他对于传注的不信任态度更为戴震以至阮元的驯诂注疏的前导。

斯同晚年与李塨甚契，颇受颜元学术的影响。他的最大著作为“明史稿”， 刘继庄对他说：“不如与我归，共成所欲著之书。”“万先生诺之，然不果。⋯⋯及万先生府于京，其书普无存者。”（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刘继庄传”）

斯同的“明史稿”，后来被王鸿绪所盗，钱大昕已指出：“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大半出先生（万斯同）手也。”（“潜研堂文集” 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钱大昕叙斯同史学说：

先生⋯⋯尝曰：“昔迁固才既杰出，又承父学，故事信而言文。其后专家之书才虽不逮，犹未至如官修者之杂乱也。⋯⋯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又曰：“史之难言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传不显。⋯⋯俗之偷久矣，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 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吾少馆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实录， 吾读而详识之，长游四方，就故家长老求遗书，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所增饰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则其人之本末十得其八九矣。然言之发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则非它书不能具也。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它书证之，它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谓具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 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于前史体例，贯穿精熟，指陈得失，皆中肯綮，刘知儿、郑樵诸人不能及也。马班史皆有表，而后汉三国以下无之，刘知几谓“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先生则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纪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纪传而表之者，有未人纪传而牵连以表之者，表立而后纪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

从上面关于史料整理的这一段话看来，斯同对于历史学的论断，是有一定价值的。他在这方面，实上承黄氏的史学传统，而下开章氏“文史通义” 之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