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汉代经今古文学和清代今古文学派

自汉代今古文经学分道扬镳以后，二千年来的学说思想，或多或少地具有经学的标榜，各派学者皈依自己所信仰的门户，展开思想的论争。宋代道学虽然专讲义理，与汉学有区别，但其义理之学正继承了前汉董仲舒微言大义的传统；虽然附加了佛老之学，但其传统基本上还是儒家经学的笺注。在中国，笺注周秦经书之为中古的思想，正与西欧笺注“圣经”的学院派烦琐哲学之为中古思想，具有共通的历史性质。清初的训诂并没有拿近代的新形式代替了中古的旧形式，但在旧形式的母胎内一开始便不同于汉唐宋明，而有了新的因素，即是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在欧洲，含着注解上要求新义的近代精神。其区别在于那边的外衣是希腊罗马的文明，这边的外衣是所谓三代的文明。清儒在这里，没有急转直下，在复古中解放，而随着历史的迂曲运动，又产生了乾嘉时代的专门古文经学，走入烦琐主义。到了十九世纪初，复在今古文学上重新反复了一次今古文的论争，这也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难产的历史背景。在太平天国从前中国虽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甚大，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也还没有冲溃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

乾嘉的古文经说所以转为道成以后的今文经说，这不是如梁启超所说： “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清代学术概论”，一二一页）。因为旧案不必一定须沿着两汉路线重复地翻腾一番，其所以形式地翻腾，主要在于明末清初的暴风雨因清政府文化高压政策而暂停下挛。在消极方面，最初如章炳麟所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纡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当是时，知中复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蚕之艺，足以藉乎。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古学，绝其恢谲异谋”（“检论”卷四“清儒”）。最后则陷入于烦琐的笺注主义。道咸之际来临的更大的暴风雨，惊醒了退避于训诂中的人们。历史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冲击之下，自然要迫使着人们做那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经传解诂序”）的梦呓了，所谓三世三统的微言大义，便成为外衣，藉此以输入新的引申附会。为什么采取今文学的旧形式呢？这是历史的束缚使然（后来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争所代替）。

清代在进入近代的历程中，形式上的今古文学的论争，曾占据了思想史的一个时期。为了容易明白思想史的这一时期，为了容易明白思想史的变迁起见，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经今古文学。

昔人曾据汉儒所传的经传的文字之不同来区别经今古文学，即以今文为辣书，古文为籀书。废锡瑞说：

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谓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汉初发藏从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

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史记”“儒林传” 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乃就“尚书” 之古今文字而言。而鲁齐韩“诗”、“公羊春秋”，“史记”不云今文家也。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许慎“五经异义”有“古尚书说”、“今尚书复侯欧阳说”，“古毛诗说”、“今诗韩鲁说”； “古周礼说”、“今礼戴说”；“古春秋左氏说”、“今春秋公羊说”；“古孝经说”、“今孝经说”。皆分别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说解亦异矣（“经学历史”）。

皮氏以今文隶书、古文籀书来分别古今文之说，梁启超从之（“清代学术概论”，一一八——一一九页）。但这种分别是难以置信的。清儒段玉裁、王念孙早已怀疑过这样的论断。龚自珍引申他的外祖父段玉裁的意见说：

请纵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书，实古文也。欧阳、夏侯之徒，以今文读之，传诸博士，后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国以今文读，则与博士何以异？而曰孔安国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为伏生之徒读之，一为孔安历读之。未读之先，皆古文矣；既读之后，皆今文矣。惟读者人不同，故其说不同，源一流二，渐至源一流百。⋯⋯经师之不得不读者，不能使汉博士及弟子员悉通周古文故。⋯⋯读“尚书”者不曰以今文读后而毁奔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见于群书及许氏“说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读古文之人，必古今字尽识而后能之，此班固所谓晓古今语者必冠世大师。（“定盦文拾遗”“大誓答问”第二十四“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

据此，今古文之分，不在于文字之为古为今，而在于虽皆从古文本为据，读法却不相同。王国维对于“史记”所谓“古文”，有颇为明确的解释。他说：

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故“太史公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惟六艺之书，为秦所焚，故古写本较少。然汉中秘有“易”古文经，⋯⋯固不独孔壁书为然。⋯⋯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从其文字为古文故也。盖汉景武间，距用古文之故国时代不及百年，其识古文当较今日之识篆隶为易。⋯⋯“史记”但云：“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 此数语，自来读者多失其解。王氏念孙“读书杂志”用其子伯申氏之说曰：当读“因以起其家”为句，“逸‘书’”二字连下读。起，兴起也；家，家法也。汉世尚书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文经，读之说之，传以教人，其后遂有古文家。是古文家法自孔兴起也，故曰因以起其家。盖古文“尚书”初出，其本与伏生所传颇有异同，而尚无章句训诂，安国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是谓“从今文读之”。其所谓“读”，与班孟坚所谓“齐人能正‘苍颉’读”，马季长所谓“杜子春始通‘周官’读”之读，无以异也。然则安国之于古文“尚书”，其事业在读之，起之，至于文字盖非当世所不复知，如王仲任辈所云也。（“观堂集林”卷七“史记所

谓古文说”）

因此王氏说“诸经之冠从古字者，所以别其家数，非徒以文字也”（同上“汉书所谓古文说”）。由此而言，原来经传都用的是古文，古文家与今文家的不同，是在于如何句读并训诂其意义。

但汉人所说的“古文”是何种文字呢？王国维以为这种“古文”是指东土六国文字，而以前人指籀文或殷周古文者为误解。他说：

无论壁中所出，与张苍所献，未必为孔子及丘明手书。即其文字，亦当为战国文字，而非孔子及丘明时之文字。⋯⋯彼（许氏）见其与“史籀篇”文字不类，遂以为即殷周古文，不知壁中书与“史籀篇”文字之殊，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殊。（同上卷七“说文所谓古文说”）

那末，经传之“古文”，既非殷周古文，更非籀文，亦非所谓“科斗文”

（科斗文乃后人不知所云而起的名词，参看王氏“科斗文字说”）。至于籀文与“古文”的分别，王国维说：

古文、籀文者，乃战国时东西二土文字之异名，其源出于殷周古文。而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犹有丰镐之遗，故籀文与自籀支出之篆文，其去殷周古文反较东方文字（即汉世所谓古文）为近。自秦灭六国，⋯⋯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划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

汉人从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此语承用既久，遂若六国之古文）即股周古文，而籀篆皆在其后，如许叔重“说文序”所云者，盖循名而失其实矣。（同上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古文篆支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同上卷五“史籀篇疏证序”）王氏更从“说文解字”的引证上来区别书中的古文和籀文、篆文。他说：

“说文解字”，实合籀文、古文、篆文而为一书。凡正字中，其引“诗”“书”“礼”“春秋”以说解老可知其为古文，其引史篇者可知其为籀文，引杜林司马相如扬雄说者，当出“苍颉”“凡将”“训纂”诸篇，可知其为篆文。⋯⋯昔人或以说文正字皆篆文，而古文、籀文惟见于重文中者，殆不然矣。（同上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

按王氏之说不易。战国时六国“古文”虽不必为诸子百家著述所皆应用，但诗书六艺之书为“古文”，则颇无问题。秦汉人所记始皇焚烧诗书，与划灭古文并提，因为“诗”“书”之文皆用六国古文所记之故。

由以上所说看来，所谓“古文”仅指战国时代的六国古文。两汉经学的前汉今文与后汉古文之分别，并不在于文字之异同，而在于读法之异同。然古文家出，自然与文字有相当关系。据王国维考证，因为今文家的经读已易为今文，后来鲁壁河间所得虽亦以今文读之，然以其立异，便专有古文之名。他说：

上既述汉时诸经传古文本矣。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

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孔壁之书，遂专有古文之名矣。然汉时古文经传，盖已有传写本。（“观堂集林”卷七，“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后来，钱玄同有补充王氏之说，亦可参考。）

经学之名，是从汉代笺注主义的中古哲学兴起，才成立的。当时儒者，只有在这样的小天地之内寻求所谓大义，和战国诸子百家之学有时代的区别。即使没有秦始皇的焚书，最多也只是这种笺注主义的方式或有不同，而经学总是要出出的，固不必如前人所谓六经散亡始有经学。王充说：“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论衡”“别通篇”）。汉代的博士必然要代替战国的百家。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的论争，在争设博士官职方面，非常现实，至于他们所据章篇之多寡，所持主义之歧异，则难于分辨其基本的分水岭。大体上看来，今文家主张微言大义，而古文家主张分文析义，前者与谶纬之说相接，后者与训诂之学相接。然而在当时这种壁垒，并不显著。到了后世，尤其清代，才从经本的真伪与方法的优劣方面作为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的旗帜树立起求。清末今文学家皮锡瑞，古文学家章炳麟，都从各自的观点抱负着清算有清一代经学的志愿，他们的话相为对立，可以代表今古文学两派的总括意见。

皮锡瑞说：

所谓郑学盛而汉学衰者：汉经学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说，远有师承；刘歆创通古文，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推衍其说，已与今学分门角立矣。然今学守今学门户，古学守古学门户，今学以古学为变乱师法，古学以今学为“党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经学历史”）

他不但如此重今文而非古文，而且为今文家所讲的天人五行与灾异阴阳做辩护。他更说：

治经心宗汉学，而汉学亦有辨。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伏生“尚书大传”多存古礼，与“王制”相出入，解“书”义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发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韩诗”仅存“外传”，推演诗人之旨，足以证明古义。学者先读三书，深思其旨，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同上）

由此看来，清代今文家是通经之大义微言，求有用于世，而所托者为“禹贡”、“洪范”、“春秋”、“诗经”，以期实施于经济、政治、法律。古文家正与今文家相反。章炳麟说：

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陕隘，事不周涞而比次之，是故齵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群众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

史，秘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检论”卷四“清儒”）

章氏之论汉代今古文，与皮氏对立，故他批评魏源“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之说，深加讽刺，而以清代朴学（他不用汉学之名）不同于汉儒， “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专于求是”，他以为朴学可以当做明辨历史之学去看待。他责斥近代今文家更多有锋芒的辞句。他说：

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昧者或不识人事臧否，苟务博奥，而足从害民俗，乱政理，自惠氏为“明堂大道录”，已近阴阳，而孙星衍憙探“道臧”房中之说，张琦说“风后握奇经”，神仙兵符儿于一矣。琦尝知馆陶县，其后山东有义和团。刘逢录以“公羊传”佞谀满洲，大同之说兴，而汉虏无畔界。延及康有为以孔子为巫师，诸此咎戾皆汉学尸之。要之造端吴学，而常州为加厉。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检论”卷四“清儒”）

章氏是一个为历史而学经的最后的古文学家，对于微言大义的汉儒，认为遗于后世者为浊为臭，对于托古说以微言近世大义的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用于当代者为妖为媚。他所排诋近代今文学家的言论，固然含着门户之见；然而像梁启超把近代今文学家的书当做“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一二二页），也是不合历史的。近代今文学家，对于时代的狂飚方面，具有地主阶级自由派前辈的历史意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派在科学术语上有分别），而在他们的著述的逻辑方面则没有大言其价值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