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龚自珍的思想

第一节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龚自珍又名巩柞，号定盦，浙江仁和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享年五十岁，年长于魏源，比魏氏逝世早十五年。他死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死后一年即订立破天荒的不平等条约，即所谓“南京条约”，再后九年洪秀全即起义。这时代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场，近代的反帝团主义反封建主义运动由此时起，贯串了一百余年。魏源在太平军入江宁以后还写出他的“书古微”，然而自珍虽亦探讨经史，主张以经还经、以子还子之六经诸子的正名，并论“春秋” 决事的大义，但他早已不能写定群经了。例如他在“古史钩沈论三”（“志写定群经”）里说：“友朋⋯⋯皆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 ‘春秋’？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内阁先正姚先生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又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未暇也。⋯⋯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多歧，憾汉博士师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无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恧如何，恧如何？⋯⋯卒不能写定‘易’、‘书’、‘诗’、‘春秋’。”（“定盦续集”卷二）他所憾日下，因而他的学问不但降于六经之外（如他尊告子的人性说，尊列子的学说——谓含有真理十之七八，喜佛典的思想，以至搜求当代掌故之学），而且日益降于“东西南北”之学。他是当时的一位议政专家，他的思想，可以说真正在他的“东西南北”之学方面客观地批判了经古文学家的“学隐”。

自珍的思想中心是他的社会批判论，他的经史之学则为一种附带研究的东西。他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小学家段玉裁的外孙，这个渊源使他少年即有所成就，但这却不是他的进步思想的基本原因。使他大发议论的主要原因， 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如他所说：“士大夫⋯⋯尽奄然而无有生气，⋯⋯ 不可不为变通者”（“定龥文拾遗”“明良论三”）。他少年时代的作品， 如“明良论”（四篇），如“乙丙之际箸议”论篇论文，都不是继承外祖父的传统，而是自树一帜，成了时代的号筒。在他“少年”（自云“猖狂”的少年）的时候，中国的外患正在发展中，封建的老朽社会已经发生着新的资本主义因素。他的无所顾虑的批判态度是有价值的。他指出“老成之典型，⋯⋯因阅历而审虑，因审虑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同上），不能思自表见，他也就以青春的理想家自居，发出了他的吼声。

首先我们应把他的少年时代的作品，“明良论”与“乙丙之际箸议”（箸议一作塾议）诸篇的年代来弄清楚。“明良论”据段玉裁评记，末写甲戌秋日，是年为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年），他自注“四论为弱岁后所作”，以是推之，作文年代当在他大约二十岁以后至二十三岁之间。“乙丙之际箸议”， 既云乙丙之际，便在嘉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一八一五——一八一六年）， 是时他为二十四、五岁。在他二十岁到二十五岁这五年之间，这位“少年” 的思想，真可谓“东西南北之学”，惊世骇俗，无怪乎梁启超说：

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清代学术概论”，一二二——一二三页）

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加墨矜宠”，一方面感于时代警其才，他方面更以“古”字掩其锋。段氏说：

四论（指“明良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定盦文拾遗”“明良论”评）

乙丙之际的论文为“东西南北之学”，“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则为“天地⋯⋯之学”（他在三十一、二岁时期颇有一番自歛，似乎退而追求一个世界观，这些关于自然的哲学，却尽是瑰玮的辞句，看不出其中有多大的价值来）。

自珍的社会批判，首先是对当时封建制度罪恶的暴露。他把当时社会譬之为满身疥癣的病体，没有法子治疗，只有把四肢缚在独木之上，停着不动。这些话显然指出封建社会已到了临死的末日。他痛斥封建制度的束缚之病， 在于“一束于不可破之例”中，任满身腐败疥癣自然蔓延，美其名曰“奉公守法”。他的议论如下：

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瘡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 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 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抄，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大抵逆亿于所未然，而又绝不斠画其所已然。⋯⋯官司之命，且倒悬于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处夫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 以为例如是。⋯⋯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为治，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几微之未及于古也？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 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 将有甚焉者矣！（“定盦文拾遗”“明良论四”）

自珍的议论，痛斥清朝封建的政制已经达到衰微陵夷的病态。他以为病已深沈，统治者不但不思救治，而且只怕人不服从，束缚羁縻 ，一之以不破之“例”，使败会腐朽，一切束手待毙。他已经预言着，不要怕破你们皇帝的成例，异日破例者不可设想是什么力量！故他又用“公羊春秋”家的义法， 说明在这种专制罗纲之下，束缚得社会没有黑白是非，毒害得人心醉生梦死， 最后所谓有才者求其“一便”，“乱亦不远矣”。后来果然来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拆散了封建秩序，用革命行动“破坏条例”了。

自珍的议论是很大胆的。下面的话是“言之有物”的。他说：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 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

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厘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 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渐。⋯⋯才者自度将见僇，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悖然■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探世变也，圣之至也！（“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他在这里所宛转地探寻出的世变的客观发展，恐怕是革命的前途了。他又描绘当财贪污、剥削、因袭、混乱的现象说：

客问龚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睹？曰：异哉！⋯⋯（上略所睹者四）⋯⋯佐杂书小狱者，必交于州县，佐杂畏此人矣；州县之书狱者，必交于府，州县畏此人矣；府之书狱者，必交于司道，府畏此人类；司道之书狱者，必交于督抚，司道畏此人矣；督抚之上客，必纳交于部之吏，督抚畏此人矣：吾睹五。其乡之籍同，亦有师，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师同，其约齐号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亦有爱憎恩仇，其相朋相攻，声音状貌同，官去弗与迁也，吏满弗与徙也，各行省又大抵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贵久，亦自贵也，农夫织女之出，于是乎共之，宫室车马衣服仆妾备：吾睹七。七者之睹，非忧非剧，非酲非瘧，非鞭非箠，非符非约，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挟百执事而颠倒下上，哀哉，谁为之而壹至此极哉？（“定盦文集补编”卷一“乙丙之际塾议第三”）

这题然已经探讨到封建政治的比较深刻的地方。四民而外的第五种人， 自然是超经济剥削的地主官僚群了。农夫织女之出，仅为了供给他们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又有“明良论二”，以阐明中国民族危机就因政治腐败而来， 然而问题是新的，所来的是列强殖民主义者了（他在“与人笺”中曾指出侵略中国的就是英吉利）。他说：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郭隗说燕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 伯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凭儿其杖，顾盻指使，则徒隶之人至， 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厮役之人至。”⋯⋯坐而论道谓之三公， 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讲论古道，儒硕兴起；及据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馀，无此事矣。⋯⋯殿陛之仪，渐相悬从相绝也！⋯⋯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从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

夫可以受眷之法。⋯⋯务车马捷给者，⋯⋯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 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有缓急之举，主人忧之，至戚忧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试召而诘之， 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定盦文拾遗”“明良论二”）

他把封建社会的“第五种人”，形容得如此无耻，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便因廉耻丧亡，将要群作鸟兽散。封建社会的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 自珍的结论非常胆大，他归结为封建社会贵贱之仪相悬相绝使然。他敢于主张把国家大事由君臣之间来“坐而论道”，这种看法在当时实际上含着近代的 民主主义思想；反乎此，则专制君主就要造成一人之荣、万人之辱。他在“古史钩沈论一”篇（“觇耻”）明白指出：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夫人之廉，以快号令，夫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允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荣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 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獮、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定盦续集”卷二）

这样看来，“摧锄天下之廉耻”的，并不自衰世起，应该推源于清代的多尔衮这样人物。初期资产阶级前辈的市民思想，大都从政治的黑暗批评， 而且其究寻封建制度崩溃的根源所在，大都从伦理（如廉耻）方面着想，龚自珍也是这样。他以为专制政治为了养成无耻的仆从与狎客，必须使臣下都无生气，故制定一套“资格”，在几十年的无耻养成所之中，世故阅历使人们奄然一息。他的“明良论三”指出：

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五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遇，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 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虑，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 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从守 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

（“定盦文拾遗”）

龚自珍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之后，居然得出”变通”的结论，这就是维新变法的前辈思想。他的议论多从心理或伦理上研究起，还没有到人类学的研究，更没有进至历史学的研究。但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过程是有步骤的， 初期要求人文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思想，大都爱从心理学的分析入手，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即其一例。恩格斯曾指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马丁·路德，我们也可以说龚自珍是政治学的马丁·路德。龚自珍的

“明耻论”、从上面所引述的话看来，不是一般的伦理学的廉耻论，而是资产阶级意识的抽象表现，他的最后目的在于不可不变革，主张由奄然无生气的无耻社会，改革为躍然欲生的有耻社会。人民有耻，于是便无国耻了。自珍不只从反面说到不可不变通，更从正面提到“更法”，这更表示出维新的先驱思想。他说：

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奈之何不思更法？ 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载损吏议，⋯⋯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而勿苛细以绳其身，将见堂廉之地，所图者大，所议者远，所望者深。⋯⋯盛世君臣之所有为，⋯⋯必非吏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窥。（同上“明良论四”）

他的既深又远大的“更法论”，不但是基于理想之当然，而且基于时势之必然。他露骨地说，如不更法，“乱将不远”，甚至于预言到历史的“改图”。他以为如不自行“改图”，则天并不是乐一姓统治天下的，这话正议论到爱新觉罗氏封建统治的没落，而将要被后一朝代所“革”了。历史是残酷的，这新朝代叫做”太平天国”。他说：

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 ，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茻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龚自珍不但对于封建的黑暗，语多愤恨，而且具有对于未来历史曙光的憧憬。然而当时并没有使他可以信仰不移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矛盾之下，他的话“凉燠”不一。“或问子之言何数凉而数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 吾言如治疾，燠疾至凉之，凉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则其无疾者也，无疾者贤乎？曰：否，有疾贤。疾浅贤乎？疾深贤乎？曰：疾深者贤。⋯⋯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定盦续集”卷一“燠凉”）他所议所论，既皆出于不得已，然不得已之言又为世人惊之疑之（参看上引全文），于是他不言， 不言之隐，所谓“无疾”，然无疾正所以不可救药了。他时而“尊史”，以有言责者自居，时而“尊命”，想求超脱，时而“尊任”，企图改革，时而“尊隐”，寄希望于人民，文颇不羁，这正是在变革时代的悲剧的矛盾心理。

他在“尊隐”一篇中，流露了他所幻想的“更法”是没有前途的，而隐隐约约借托于山中之民，说出将来的光明不在朝而在野了。因了他不敢明言， 故他的文章十分瑰丽，难于捉摸，但细细绎之，“尊隐”实不像有些人的看法，说要做隐士去，而是说把希望寄托于农民。读古人的文章要小心他的烟幕，这就是一例。他的这篇文章，从开首一句“将与汝枕高林”，至“山中之悴民”，纯为烟幕。继则把历史变迁分了三期，假托于“古史氏”之言来讲他的话。这位古史氏是谁，不得而知，大约他的文章类“庄子”，也是所谓寓言什九吧？他说，第一期第二期当早时午时，君子生此时际，乐看“京师”之繁荣，人民是尚能安于野的，然而到了夕时则不然。试看他所描写的图景：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

为邻，未即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从山川来，止于郊而问之曰， 何哉？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师”， “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呰窳，诈伪不材， 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则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矣！贵人故家蒸尝之宗，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则窭人子篡之，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 矣！如是则“京师”贫，“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古先册书， 圣智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孙，见闻媕娿，则“京师” 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 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风恶、水泉恶、塵霾恶，“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纕臂失度，啾啾如蝇蟒，则“山中”戒而相与修娴靡矣！朝士寡助失亲（寡助二字露骨），则“山中”之民，一歗百吟（四字影射农民结社）， 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活，侧焉徨徨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定矣！多暴侯者，过“山中”者，生钟簴之思矣！童孙嘂謼，过“山中”者，祝寿者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无馀荣焉， 我以汝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无馀怒焉，我以汝为殿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鵾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此四字影射民变），天地为之钟鼓， 神人为之波涛矣！（同上卷一“尊隐”。注意，以上有十六个“矣” 字）

这是龚自珍的一篇妙文。意思非常明白，他把晚清王朝比做日之将夕的黑暗社会，在这里最可怕的景象发生了，京师一切失道。反之，山中或野鄙活动起来了（看十六个“矣”字）。不但人民，连祖宗神灵，也对于京师的王朝悲观起来，而瞩望于山中之民了。然而统治者在这时还要鼾睡，粉饰太平。一直临近天明，“山中之民”忽然大声响作，起来革命。所谓“天地为之钟鼓”即指另为一朝天地，所谓“神人为之波涛”，即指当朝统治阶级的末路。这篇文章，按他的诗句有“少年‘尊隐’有高文”（“定盦文集补” “己亥杂诗”）看来，是他的得意杰作。文中虽然托于“古史氏”之言，寄于“山中之民”之行，但内容则现实之至。故他的诗又说：“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曀，童心未复梦中身！”（同上）这样看来，像这篇文章当是他的真话，没有杂着壮年以后的痴曀心理。此文末段说：

民之丑生，一纵一横，旦幕为纵，居处为横，百世为纵，一世为横，横收其实，纵收其名。之民也，壑者欤？丘者欤？垤者欤？ 避其实者欤？能大其生以察三时，以宠灵史氏，将不谓之横天地之隐欤？闻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则又问之曰：之民也，有待者耶， 无待者耶？应之曰：有待。孰待？待后史氏。孰为无待？应之曰； 其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后史氏欲求之，七反而无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谓之纵之隐。（“定盦续集”卷一“尊隐”）

从这些话看来，他对于那位作大音声的“山中之民”的确在时时期待着。他一方面相信总有“山中之民”把历史的“纵”，变为现实的“横”，他方面则在后史氏的目前要硬找寻，还是马上求不到所 谓“山中之民”，因为据他说这人是很神秘的，不让人发觉。然而惟“纵”而“隐”，不过是时间罢了。他的文章极其瑰玮，意思不能豁达，然这是大胆的言论。他的类似这样寓言体裁的文字颇多，例如他说：

主上优闲，海宇平康，⋯⋯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乃缚草为形， 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鹤，小人化虫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鹤似贤矣，噫嚱噫嚱！（“定盦文集补编”卷三“与人笺一”）

这也是暴风雨来临的预测的话，所谓“探世之变，圣之至也”。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士大夫都在时代的风浪中“他而为泥沙”，让残酷的历史去裁判。有时他实在地讲出来，不尽然全为寓言。例如他说：

后之为师儒，⋯⋯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九州谣俗， 户闼未窥，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 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辔古以驾今，嚣然异寡过者矣。⋯⋯是故⋯⋯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资， 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陈箸议第六”）

自珍虽自说壮年杂痴黠，但他在死前一年，给人书中犹愤慨言之。他说： 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

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尤， 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定盦文集补偏”卷四“与人笺五”）

他在当时的微言大义，要比魏源更现实更深刻。魏源多倡什么“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不着根本之论，而他则重视封建社会的没落根源，尤其敢于集中笔锋对于封建的黑暗大施攻击。上面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像他那样描写的反动政府是可以御外患的。故他和魏源的策士态度不同，而是具有议政家的风度的。他已经憧憬到“山中之民”的大声疾呼，天地风云的扬沙走石。这是“公羊”学派新的天人之学。他在少年时代对于清室贵族士大夫痛下贬责，甚至说：你们滚下来吧！闭了你们的宫庭吧！他说：

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橐键，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间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荣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会客兵，劳人祖父而不问其子孙，不如募客作。（“定盦续集”卷二“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

自珍的大胆的言论，不能不掩蔽在巧妙的文辞中，他说上面的话，是“闻之聪古子，聪古子闻之思古子，思古子闻之谛古子”讲的。

谁都知道这位少年的勃勃新生气，并没有古风，但为什么他总是寓言古史氏、思古子等人物呢？他知道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封建的贵族官僚们最没有理性，他既然要批评暴露他们，甚至想杀死他们，这就难了。于是乎他有

三捕之文，把这些末世坏蛋的特性指出来，并提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他说： 今者有蜮。蜮，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辄忌，

不忌缞绖（指亡国奴），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见，必反书：之名字而后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草七茎，自障蔽：则蜮不见人景； 又用方诸取月中水洗眼，著纯墨衣，则人反见蜮，可趋入蜮群。趋入蜮群，则蜮眩瞀。⋯⋯蜮死，烹其肝，大吉！（“定盦续集”卷四“捕蜮第一”）

今者有熊罴鸱鸮豺狼，是性善愎，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指爱国者改革者）。捕之如何？法用败絮牛皮，伪为人形，手执饲具以示人恩，中实以炽铁，咆哮来吞，絮韦吞已，炽铁火起，麋灼其心肝。⋯⋯则其种类皆殄绝，吉！（同上“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

今有狗蝇蚂蚁蚤蜰蚊蟒，是皆无性，聚散皆适然也，而朋噆人

（指人民），使人愦耗。治之如何？法不得殄灭，但用冰一柈，置高屋上，则蝇去；又炼猛火自烧田，则乱草不生，乱草不生则无所依，无所依则一切虫去。⋯⋯（同上“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蟒第三”）

他说他的这些法子都是“法则上古”的。他写这三篇捕捉封建统治阶级的名文时，说：“居于郊野，魂飞飞以朝征，魄凄凄而夕处”，可见他在黑暗中要求朝气。他列“蜮”为第一，“熊罴”等为第二，“狗蝇”等为第三， 他以为这些无人性的东西，要以各种方法去“捕”，第一种为神秘法，第二种为“色柔内刚”法，第三种为悲悯法。这些方法也的确在他的文章中都表现出来。然而他的“箸议”亦苦矣！苦在他的文章内容中要有人民性。

自珍在死前三年（戊戌）送林则徐到广东赴任，上书言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三决定义，言平银价（因从嘉道之陈， 中国白银流于外国，银价高涨，物价不平，致生经济危机，原文中说白银“漏于海”即指这一情况）；严禁鸦片；重兵防御。三旁义，言杜绝外货，从奢侈品着手；限止外人，仅居澳门；整修军器。一种归墟义，期林氏由一省之治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这实在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至于答难义，他详细解释怀疑者的问题以后，便和上面的憎恨相似， 献策于林氏“杀一儆百”。他说：

逆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 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 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定盦文集补编”卷四“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黠猾者正是他看出的封建社会的反动人物，这些人布于海宇，忌文采不忌缞绖，为谋改革者的大患。林则徐和这些人的斗争，正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严重的矛盾。龚自珍看出所谓“积重难返”，即有一二豪士要改革弊政， 那些群“蜮”也要把他陷害的，林则徐也有鉴于此。林则徐在答龚自珍的函中说：“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 曷能已已！”（同上，附）林氏所指“不在彼”者，言更有甚于在彼者，显然是指在朝的一班反动人物了，他后来就是被龚氏所谓“貌为老成迂拙”的投降卖国派弹劾得负罪远戍新疆的，龚氏已死不及见。那么龚自珍所“不敢言之”的前途，便是暴露于世界的中国半殖民地他！这就是说，纵然龚氏敲起了警钟，林氏也提高了警党，而他们仍然不能达到他们的改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