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汪中的社会思想及其史学

汪中的社会思想及其治学态度是一贯的，他既有批判性的治学态度，便也具有人民性的社会思想。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盐船火焚，坏船百有三十，被焚满溺死者一千四百人。他作“哀盐船文”，时人比之为变雅，“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述学”补遣“哀盐船文”杭世骏序）。但这却不在于文字上的价值，而在于他能为当时人民的痛苦作有力的控诉。在这篇文章的内容上，他对于清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表示了抗议。另外，在他同情封建社会妇女被压迫的悲剧生活之言论中，可以看出他的近代的男女婚姻自由的思想，这是在古老的“礼” 的外衣之下表明出来的。他说：

“媒氏”：中春之月合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会”读若“司会”，其训计也。⋯⋯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书其年月日名焉，于是时计之，则其年与其人之数皆可知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取妇也。⋯⋯婚姻之道可以观政焉。（“述学”内篇一“释媒氏文”）

这种进步的社会思想和当时表现在“红楼梦”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不但主张男女社交自由，而且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之下的夫死殉节的所谓妇道， 暴露了女子不改嫁的贞节守礼的恶果。他说：

夫妇之礼，人道之始也。⋯⋯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今也，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孰甚焉！⋯⋯先王恶人之以死伤生也，故为之丧礼以节之，其有不胜丧而死者，礼之所不许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事苟非礼，虽有父母之命， 夫家之礼，犹不得遂也。是故女子欲之，父母若婿之父母得而止之； 父母若婿之父母欲之，邦之有司、乡之士君子得而止之。（“述学” 内篇一“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

婚姻之礼，成于亲迎，后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见，钱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许嫁于高秀水，郑赞善之婢幼许嫁于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荡转徒，更十余年，婿及女之父母咸愿改图，而二女执志不移。袁嫁数年，备受棰楚，后竟卖之，其兄讼诸官，而迎以归，遂终于家；郑之婢为郭所窘，服毒而死。⋯⋯若二女者可谓愚矣。本不知礼，而自谓守礼，以陨其生，良可 哀也！（同上）汪中因见他的母亲居居孀之痛苦，曾经设想一个“贞苦堂”的制度，为社会设计福利。他不赞成那些为死者表扬的虚文。他说“虚文无济， 未足以充子之志”，而感到封建社会“人道之穷，虽圣人亦不能事为之制”

（同上别录“与剑潭书”）。他的设计，虽有乌托邦的成分，但他毕竟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梦想者。他说：

凡州县察其寡妇之无依者，造屋一区为百间，间各户使居之， 命之日贞苦堂。外为门，有守门者。门左为塾，凡某兄弟视戚之男子来省者，待于其所，以其名族召之，则出见之。非是不得人。妇有姑若子女三人者月给米一石，钱二百，终岁绵六斤，布五匹，其多少以是为差。任以女工丝枲之事，而酬其直。门右为库，有主藏者，非六十以上不得充。主门者亦如之。择乡大夫之敦笃有智者总

其事，出入赢缩之节，官吏不得问焉。门外为社，有师一人，凡孤子五岁至十岁者学焉，命之曰孤见社。三年视其材分志趣，而分授以四民之业。⋯⋯至十六，度能自食其力，以次减其廪，至二十则举而迁之于外。其贤者能者，既老则使掌其堂之事，各修其业以教社之子弟。其富且贵者，十分其赀，而三入之堂。⋯⋯此其大略也， 其它损益之惟其人。（此事所忧者财不足耳。经费之所出不可预定， 惟不宜置田，以田有水旱之虞，且须关白布政司也。多一监临察核之法，即生一吏胥耗蠹之弊，驯至案牍滋而实意亡矣。）是故哀苦蕉萃之状 ，日聚而相习，则夜哭之感不生，而从一以终者众矣； 少蓄其力则老而不衰，而孝子得以终其养矣，幼有所长，而督之恒业，则夫人思自奋，而材智出矣。（“述学”别录“与剑潭书”）

汪中说这种制度是他不能养母的“郁郁之心”，推而求天下之母得其养， 这是一位“墨者”的社会思想。因了他具有近代社会的理想，所以他和乾嘉时代搞考据的学者的世界观是不同的，他“有志于用世”之学，而具有“独学之忧”。他说：

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独学之忧⋯⋯。（同上别录“与朱武曹书”）

汪中在当时考据学所支配的空气中，也受了此种风习的影响。他相对地重视考证制度的沿革，他说：

国初以来，学士陋有明之习，潜心大业，通于六艺者数家，故于儒学为盛。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 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同上别录“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

但他毕竟能脱出汉学的藩篱，自谓继承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如他说： 中少日问学，实私淑诸顾宁人处士，故尝推大经之旨，以合于世用。及

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所为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不专一体。（同上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在有些地方他和颜元是相似的。他说：

讲，习也；习，肄也；肄，讲也。“国语”，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古之为教也以四术，书则读之，诗乐同物，诵之歌之， 絃之舞之，揖让周旋，是以行礼，故其习之也，恒与人共之，学而时习之。⋯⋯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鲁诸儒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家，皆讲学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故孔子忧学之不讲，后世群居终日，高谈性命，而谓之讲学，吾未之前闻也。（同上别录“讲学释义”）

汪中的考据有实事求是的内容，不在于字句训诂，而在于“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用”。我们看了上面他考证礼制而主张男女的合理婚姻关系，便知道他的话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确把考证之学当做史学的一部分工作来看待， 而不是故步自封于所谓汉学的烦琐。他论史也重“心知其意”，与章学诚暗会。他说：

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

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百世之上时异事殊，故曰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所贵乎心知其意也。（“述学”内篇二“左氏春秋释疑”）

他的“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之说，更比戴震由语言文字以求心志之说进步了。他说：

古之名物制度不与今同也，古之语不与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尽知也。若其辞则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于言不径 而致也， 是以有曲焉，辞不过其意则不凶，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 语可通也，至于二者，非好学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学古者知其意则不疑其语言矣。（“述学”内篇一“释三九中”）

按汪中所规划的史学著作是闳远的。他说：“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 文艺又其末也。”（“述学”别录“与端临书”）“述学”一书并没有完成， 今传之“述学”内外篇，不过是他的散文集子罢了。然据他“明堂通释”、“释童”、“居丧释服解义”诸篇，以及关于周秦诸子的评论文章看来，“述学”内容诚如刘端临所说：

君搜辑三代两汉学制，以及文字、训诂、度数、名物有系于学者，分别部居，为“述学”一书，属稿未成，更以平日读书所得， 及所论撰之文，分“述学”内外篇。（“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八“容甫汪君传”）

汪中的儿子喜孙所作“年谱”，略记“述学”一书的内容是：“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学制废兴，使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凡虞夏第一，周礼第二， 列国第三，孔门第四，七十子后学者第五，又列通论、释经、旧闻、典籍、数典、世官，目录凡六。”他的“述学”纲目如下：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孔门），比于告朔之饩羊。至宋儒以后，则并其书之事而去之矣。

有官府之典籍，有学士大夫之典籍。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传之， 后世奉以为成宪，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礼乐政事，遭世之衰， 废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闵其浸久而遂亡也，而书之简帛，此学士大夫之典籍也。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是），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 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也。苟非其官，官亦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则 一命之士，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 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然当诸侯去籍，秦政焚书，有司之所掌，荡然无存，而犹赖学士相传，存其一二，不幸中之幸也。

孔子所言，则学士所能为者，留为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圣人无位， 不复举以教弟子。

礼乐征伐，失在诸侯大夫，又后而有四豪游侠之徒出，而学问乃在士大夫。

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则厘然俱在，而历世既久，徒以沿袭失之，而不复能知其制作之义。孔子则眷然于一王之作，而被诸当世，故云人存政举，又曰待其人而后行。庄子则一以为无用而思欲尽去之。喜孙所记“述

学”内容当近真实。嘉庆时乌程徐有壬氏有“述学故书跋”一文（见“汪氏业书”“汪氏学行记”卷四），赞扬汪中的著作有为唐宋以下儒者所未能见及者，他保存容甫“述学”的书目，如下：

古之学出于官府，入世其官，故学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卷一、虞夏殷之制；卷二、成周之制⋯⋯“周礼”，⋯⋯ 幼仪，“曲礼”，“内则”，学则：卷三、周衰列国（异礼、失礼、变古、存古、举礼、从礼乐、制度之失）：卷四、孔门，言、行、储说、通论附；卷五、七十子后学者；卷六、旧闻，典籍原始；卷七、阙；卷八、通论甲（古之学在官师瞽史），通论乙（史数典， 史释经、史司图籍），通论丙（史明天道、史世官世业）。

由此看来，“述学”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学著作。若天假其年而使书成， 要比章学诚的成就更大。（焦循“雕菰集”卷六“读书三十二赞”，列“孟子字义疏证”第十一，“文史通义”第十九，“述学”第二十七。）

汪中没有写成这部大著作，原因是贫困把一个天才残害了。我们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的贫穷的身世，例如：

当年负米最伤贫！（“容甫先生遗诗”卷五失题）最是梦回呼不应，昏镫落月共凄神！（同上卷五“江上”）细雨春镫夜欲分， 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别，明月思亲梦里人！（同上卷四“别母”）白头空有子，终岁走风尘！（同上卷四“吾生”）子壮大兮母病羸，老不得养兮何以生子为？日昭昭兮我心悲！（同上卷一“归耕操”）

他在幼小的时候早因饥饿把他的身体磨折到贫血的程度，以至患了沉重的心脏病。江藩说他“以劳心故，病怔忡，闻更鼓鸡犬声，心怦怦动，夜不成寐”。又记他的话说：“近日患怔忡，一构思则君火动而头目晕眩矣。”

（“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传”）再由汪中自己所记述的他的身世看来， 他的思想是和他的阶级出身有相应关系的。他说：

直岁大饥，乃荡然无所托命矣。再徙北城，所居止三席地，其左无壁，复之以苫。日常使姊守舍，携中及妹傫然匄于亲故，率日不得一食，归则藉藁于地。每冬夜号寒，母子相拥，不自意全济， 比见晨光，则欣然有生望焉。（“述学”补遗“先母邹孺入灵表”）

他在中年时代治学，不是如一般富贵公子，安居乐业，而是如他说“牵于人事，且作且止”，他研究学问，大都在饥饿中执笔。请看他的感慨：

光伯叩城，竟以冻死，楚望谈经，终日未饭，恐为其续，奈何！

（“述学”别录“上竹君先生书”）

冻饿的汪中，由书佣成名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卓然不移的人物。他的思想和地主阶级的士大夫们的思想之所以不同，原因是他代表了市民阶级。因而他在当时怀抱着“独学之忧”的心情，时人也以“变雅”悲剧学者来称呼他。他的历史悲剧，是反映了清代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的悲剧， 他的思想已经包含着新时代的意识的觉醒了。

从汪中“自述”一文，就可看出他的生平的抱负和受压迫的情况。今引于下：

昔刘孝标自序平生，以为比迹敬通，三同四异，后世诵其言而悲之。尝综平原之遗轨，喻我生之靡乐，异同之故犹可言焉。夫亮节慷慨，率性而行，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

虽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发未艾，野性难驯，麋鹿同游，不嫌摈斥。商瞿生子，一经可遗，凡此四科，无劳举例。孝标婴年失怙， 藐是流离，托足桑门，栖寻刘宝；余幼罹穷罚，多能鄙事，赁舂牧豕，一饱无时，此一同也。孝标悍妻在室，家道轗轲；余受诈兴公， 勃溪累岁，里烦言于乞火，家构衅于蒸梨（指他和妻离异），蹀躞东西，终成沟水，此二同也。孝标自少至长，戚戚无欢；余久历艰屯，生人道尽，春朝秋夕，登山临水，极目伤心，非悲则恨，此三同也。孝标夙撄羸疾，虑损天年；予乐裹关心，负薪水旷，鳏鱼嗟其不瞑，桐枝惟馀半生，鬼伯在门，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标生自将家，期功以上参朝列者，十有馀人，兄典方州，馀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顾景无俦，白屋藜羹，馈而不祭，此一异也。孝标倦游梁楚，两事英王，作赋章华之宫，置酒睢阳之苑，白璧黄金，尊为上客；⋯⋯余簪笔佣书，倡优同畜，百里之长，再命之士，苞苴礼绝，问讯不通，此二异也。孝标高蹈东阳，端居遗世，鸿冥蝉蜕， 物外天全；余卑栖尘俗，降志辱身，乞食饿鸱之馀，寄命东陵之上， 生重义轻，望实交陨，此三异也。孝标身沦道显，藉甚当时，高齐学士之选，安成“类苑”之编，国门可悬，都入争写；余著书五车， 数穷复瓿，长卿恨不同时，子云见知后世，昔闻其语，今无其事， 此四异也。孝标履道贞吉，不于世议；余天谗司命，赤口烧城，笑齿啼颜，尽成皋状，跬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异也。嗟呼，敬通穷矣，孝标比之，则加酷焉；余于孝标，抑又不逮。是知九渊之下， 尚有天衢，秋茶之甘，或云如荠。我辰安在，实命不同。劳者自歌， 非求倾听。目瞑意倦，聊复书之！（“述学”补遗“自述”）

他在没落的封建社会，感到了“生人道尽”，对于现实又敢于“非悲则恨”，因此，在荆棘满地的乾嘉时代，他的行为走向“率性而行”，“野性难驯”的道路，他的思想也就富有反抗的精神。后来王国维只称赞他的“斯维天至，非由人力”的话，却忘记了他的学说内容。他的反抗态度甚至遭到当时统治阶级的顽固派“誓欲杀之”，如卢绍弨所说：

不恕古人，指瑕蹈隙，何况今人，焉免勒帛？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公祭汪容甫文”）

书佣出身的汪中，要比商贩出身的戴震更富于市民阶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