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思潮的转变和今文学家的兴起

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学术思潮起了激剧的变化。从阮元的汇刻乾嘉文献到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以及龚自珍对汉学的批判，对于十八世纪的学术思潮作了总结。今文学家在复古的外衣之下，揭开了思潮的一新页，这就是魏源、龚自珍所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在找寻西方“真理”方面也出现了许多著作，如林则徐的“四洲记”、魏源的“海国图志”（曾影响于日本维新）、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杨炳南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这些作品大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夜的稿本，在鸦片战争稍后出版的。无论今文学派的思想和时务论著的思想，都有一个特点，即是依据中国传统的思想材料而设计中国命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最后是支配人类意识的动力，而人类意识对经济的影响却不是直接反映的， 而是通过传统思想中的政治、道德等折射而间接来反映的。恩格斯说：“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在这些领域上也确定起来了，不过是在这些个别领域本身所规定的条件之下，例如在哲学上，就是通过经济影响（这大都又是在其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作用的）对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成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而实现的。经济在这里并未创造新的东西，它却决定现成思想材料的改变和继续完成的方式，可是这大抵是间接地；至于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作用的，倒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反射。”（“致施米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一九——二○页）这个时代的思想也是这样的表现。今文学家固然是通过经学形式的思想材料而折射出来的，即时务论者也是通过一套春秋之义的政治道德等材料而折射出来的。然而通过旧的思想材料所表现的改变了的思想内容则是反映了行将到来的大变革的物质经济条件。

今文学家，是作为对经古文学家的对立者而出现的。今文学和古文学的区别，大体上是今文学家主微言大义，而古文学家主分析文义。第一，在治学路径上，古文学家在古籍知识方面倾向于朴实说理；今文学家则如章炳麟所指出的，他们是继承桐城文士的词章家，他们在文章上大都锋利动人，颇有重情的浪漫色彩。后来谭嗣同“冲决纲罗”的文法，梁启超自言“笔锋常带感情”的话即此传统。第二、古文学家把宋汉之学分别至严，进而依汉排宋；今文学家则企求泯灭汉宋的界限，甚至有宋学是宗的（戴望除外）。首以方东树的理学做反动，继之有宋翔凤、魏源等，都有推崇宋学的主张。皮锡瑞最后还说明清代汉学家惠、江、戴、段诸人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学抹杀。他巧妙地曲解汉宋合一的证据，如说“惠氏红豆山齐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学未尝薄宋儒也。戴震⋯⋯其学本出江永， 称永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永尝注朱子‘近思录’，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辨一理字。⋯⋯段玉裁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段以极精小学之人，而不以汉人小学薄朱子小学。是江戴段之学未尝薄宋儒也”（“经学历史”）。这些证明，都没有逻辑的价值，但今文学家不薄宋儒的态度，却非常显明。第三、古文学家多如章炳麟所说“不欲以经术致用”，且求是仅限于古书训诂校勘，如“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不著录”（江藩子江钧述父撰述之志）。此最为今文家所反对。后来公羊学派在将来世界的憧憬上，更持这样的理由。如恽敬说：“彼诸儒博士者，过于尊圣贤，而疏于察凡庶；敢于从古昔，而

怯于赴时势；篇于信专门，而薄于考通方。”（“大云山房文稿”卷一“三代因革论”八）皮锡瑞则公然在最后还说“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经学历史”）。

清代今古文经学在汉学的研究方面，有这样演变的历史。世之称清代汉学者，一、苏学惠氏，二、徽学戴氏，三、常州学庄氏。惠学有“惟汉近真” 的主张，戴学有对古经的所谓“实事求是”的主张。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因此后来讲乾嘉古文学的人，大都以戴学作中心。章炳麟说， “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检论”卷四“清儒”）。苏州惠氏学派“学好博而尊闻”， 以“古训是则”（同上）的研究为学旨，然初亦倡汉人的阴阳之说，如惠栋因学“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八卷，他说，“‘说卦’，‘帝出乎震’，帝者五帝也。在太微之中，五德相次，以成四时，圣人法之，立明堂，为治天下之大法。⋯⋯圣人居天子之位，行配天之祭，推人道之极天， 而天神降，地示出，人鬼格，夫然而阴阳和，风雨时，五谷熟，草木茂，群生相遂，物无疵厉，所谓‘既济’定也。⋯⋯明堂之法本于‘易’，‘中庸’ 言至诚可以赞化育，与天地参，此明堂配天之义也”。这是西汉谶纬之学的古训。他的学派中褚寅亮为“公羊”何休之学，撰“公羊释例”一书，谓“三传惟‘公羊’为汉学，孔子作‘春秋’，本为后王制作，訾议‘公羊’者实违经旨”。其后洪亮吉著“公羊穀粱古义”，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这都是章炳麟所谓“已近阴阳”的例子。但这一点反为今文家所赞许，如刘逢禄说“若元和惠栋氏之于‘易’，⋯⋯其善学者也”（“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叙），如皮锡瑞主张以张惠言“虞氏易”为入门书之类。按“易”与“春秋”是今文家的张本，他们据“公羊”哲学（或神学）以通释诸经，他们批评戴氏学派，自然要从“家法”上追寻于惠学，实则“公羊” “易传”却不是惠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第三学派是所谓常州之学。常州之学起于庄存与（方耕），与戴震同时。邵晋涵（二云），孔广森（撝约）都是庄氏的门人。庄氏是当时的一位宋学家，在宋学被汉学所淹没的时候，他想从“公羊”义理中，使宋学与汉学结合，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旨”，然不显于世。他讲治天下的义理，“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见“味经斋遗书”卷首），但不辨真伪，信“周礼”，信伪古文“尚书”，以为伪书存者皆圣人之言。他说：“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古籍坠湮什之八，颇藉伪书存者什之二。帝胃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 ‘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

（“定盦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这正是阎若璩考据以来的反动， 因庄学把古代思想和代表后世的思想混同，这就表现出今文学家的唯心主义。他的侄子庄述祖，继其所学。后来的刘逢禄、宋翔凤便是述祖的外甥兼弟子，至魏源、龚自珍推崇庄存与为大师，常州之学才为世人所注意。魏源以庄氏“存大体，玩经文”，尊为“真汉学者”（魏源“庄少宗伯遗书叙”， 见“味经斋遗书”卷首），龚自珍表章庄氏说：

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及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共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有史之大隐，于是奋起不为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钩日于虞渊而悬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终隐焉而已矣。（“定庵文集”卷上“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今古文之争在汉代是以“左氏”、“公羊”为中心。皮锡瑞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为甚。⋯⋯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春秋通论”）

晚清今文学家的兴起，其始亦以“公羊”为中心，他们都在微言大义的号召之下，尊治“公羊”的“传义”之法。皮氏甚至以今文学家的观点，敢于重视“公羊”，而轻视朱子。他说：

朱子云：“‘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穀”，故义例无所依据也。（“经学历史”）

“公羊”学，首先为刘逢禄（申受）所明白树立，他以为“左氏春秋” 是“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类，不能真传“春秋”。史迁所谓“左氏春秋”是旧名，其所以名为“春秋左氏传”，实出于刘歆伪改。刘逢禄对于“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传”，说：

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母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绵延迄于东汉之季，郑众贾逵之徒曲学阿世，扇中垒之毒焰，鼓图谶之妖氛，几使义辔重昏，昆仑绝纽。

赖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学卓识，审决白黑，而定寻董胡之绪， 补庄颜之缺，断陈元范升之讼，针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 密若禽墨之守御，义胜桓文之节制，五经之师，罕能及之。（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 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同上）

他依据着微言大义的牌子，兼说群经。他力持“诗”“书”与“春秋” 并言大义的见解，傅会地说：“‘诗’‘书’皆由正而至于变，‘诗’之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终于‘商颂’，是记先世之亡国，以为戒书；‘书’述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秦誓’，记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为变之极也，‘春秋’拨乱反正，始元终麟，变极而归于正。其致太平之正经，垂法戒于万世者，一也”。古文学家不但考证“书”之真伪，而且考证“诗” 之成简先后（如阮元的“诗大雅考”），而今文学家则持如此其奇异可怪之论，来倡微言大义。他的书还有“论语述何”。例如他解释“论语”“予欲无言章”，以为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就指性与天道是微言，因此推论在“论语”中，“易”“春秋”已备，不言而著。又如他以为“本立而道生”，就是“春秋”的“始元终麟”，即“志在‘春秋’， 行在‘孝经’”。古文学家如阮元，关于性命、关于仁，还从史料方面来推断语源，而合文学家则持如此奇异可怪之论，来倡微言大义。

宋翔凤（于庭），著“论语发微”、“大学古义说”，与刘逢禄的“公

羊解说”相似，傅会备至。例如宋氏解“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以十二月令，“日长至”“日短至”，牵附阴阳，谓圣人立明堂之礼，在阴阳交争之时，必有所定；解“定而后能静”，以为即“系辞”所谓“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解“静而后能安”，以为即象蛇龙之蛰故安；解“安而能虑”， 以为定静指体象，虑指神明，既定静即可不齐戒其德，也就是“系辞”所谓“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能虑，则万事万物处得其宜，通行于天下国家而止于至善。古文家因考据著作真伪，曾怀疑“大学”与“系辞”，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则又其如此瑰玮傅会。他著有“周易考异”，牵强比附， 把乾坤分做禅让和放伐二卦，以言圣王大义，和近世算卦测字之术相近。

今文学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魏源和龚自珍（龚自珍思想另有专章论列）。魏源字默深，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于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他与龚自珍齐名，当时并称为魏龚。今文学派自他们才被人所注意。魏氏著“诗古微”，谓“‘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 编‘诗’者之心；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作‘诗’自道其情，情达则止，不理会闻者之如何。就事而咏，不求其原因。若因讽上而作，但求悟上则足，不理会他人之劝惩”。著有“书古微”，疑马郑“古文尚书”亦伪，而阐述“今文尚书”的微言大义。他不但公开力攻戴学古文家，而唯心地“直求经文”，且以清初学者分裂体用，主张废外景而内专的逆流。他说：

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古微堂外集”卷三“定盦文录叙”）

“忽然得之”，居然便由今逆于古，由古逆于本，所谓“本”就是唯心论的代名词。他又说：

矧生百世之下，能为百世以上之语言，能骀宕百世以下之魂魄， 春如古春，秋如古秋，与圣诏告，与王献酬。⋯⋯火日外景则内暗， 金水内景则外暗，外暗斯内照愈专，君愦于外事，而文字窔奥洞辟， 自成宇宙，其金水内景者欤。⋯⋯千百载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同上）

这是以“公羊”学追踪宋儒的宗教意识。今文家后来以孔子作通天教主， 是有其渊源的。但魏源之为近代今文家，在微言大义的治学精神上并概括不了他的价值，而他的经世致用的具体政见，则的确反映了时代的一个侧面。今文家所谓“富国强兵”的商业资本主义思想是起了时代的先锋作用的。

章炳麟讥刺魏源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三善悉亡，学隐之风绝矣！”（“检论”卷四“清儒”）在魏源的思想中自然有章氏所谓依汉学媚清之嫌，如他说：“天地以五行战阴阳，圣人饬五官，则战胜于庙堂，战胜庙堂者如之何？曰圣清尚矣。”（“圣武记序”）又说：“前事者后事之师，元起塞外，有中原， 远非辽金之比，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拟进呈元史新编序”） 魏源的思想有其阶级根源，然而这里我们所重视的，是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 这一点却有进步的作用。他说：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競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及人材，不忧不

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 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 斯之谓折冲于尊俎。尝艰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箠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垫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胠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从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 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圣武记序”）

魏源的政论，据他说是“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繁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同上），而发为议论的。华丽的排比辞句，嘉懿的圣王古训，婉转暴露了晚清的腐败政治，而积极提出了富阈强民的政纲。外患是近代的列强， 故问题不是如明末清初的种族间的旧矛盾，而是近代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新矛盾了。这时的学术决不能再和现实离开以“学隐”为高了。魏氏的“圣武记”， 据他说“告成于海夷就款于江宁之月”，时为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 鸦片战争结果，订立“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不但清朝封建的官僚政治走入崩坏的命运，而且中国的民族危机方兴未艾，忧国之士如何能再“学隐” 下去？这正是魏氏所谓“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

（“海国图志叙”）。由此可见，魏氏的“圣武记”，可以为作近代第一次的议时政的万言书去看待，实不能以“媚虏”二字概括了的。著成“圣武记” 的同年，他还著成“海国图志”，这是一部次于林则徐所译“四洲记”的地理与财务的先驱书（他自叙说：“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今文家在这样政治的议论中才具有历史价值。他在这本书中同样是以一位微言大义的先觉者自居，“诗”“易”是他的根据似的，牵强傅会着一套“公羊” 家法，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公羊”学者做地理书，据他讲，是这样的天人之学：

⋯⋯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 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海国图志叙”）

这是他写“海国图志”的“公羊”的义法，居然以“愤与忧”的情绪做了所谓天道、人心、人才的自觉运动的前题。

魏源从外患讲到内政的许多议论，是最早的“变法”和“维新”的思想。他说：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易” 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御敌（即指国防），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即诣通商外交），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

相百焉。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寖馈。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 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菲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袪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纲临渊而结之，母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袪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 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同上）

这段话露出了对于新来的历史的憧憬。他的意思是国防要有国防的知识，外交要有外交的知识，然阈防与外交并非国家的根本之图，而主要在于去“积患”。积患有二，一为“寐患”，一为“虚患”。所谓寐患之积，由他所说的五个“去”字看来，似指封建专制黑暗的影子。“去”了这积患， 人心便知觉起来，而“天日昌”了，这是一种模糊的开明专制思想。所谓虚患之积，由他所讲的以实事实功治虚患看来，似指封建社会法律的特权。“去” 了这种积患，人才便可实用，而“风雷行”了，这又是模糊的自由民主的思想。他偶然使用革字（如革虚），或使用去字袪字，实包含了变法的萌芽内容。这是近代式的“大义”，而天日、风雷的义法在这里便是所谓古人的“微言”了。“公羊”学家，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他们应用“忧与愤”的家法， 企图醒觉那寐醉的人心。他们的大义好像是那种不能经常吃在肚里的煤油， 其中毒素很大，但也具有着吐泻剂的副作用。

魏源的维新思想又在“拟进呈元史新编序”中暗示出来，他说： 如外强中乾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瘘木，于是河溃于北，漕梗

于南，兵起于东。大盗则一招再招，官至极品，空名宣敕，逢 人即授。屯膏吝赏于未炽之初，而曲奉骄子于燎原之后。人心愈涣， 天命靡常。二三豪杰魁垒忠义之士，亦冥冥中辄自相蚌鹬，潜被颠倒，而莫为之所。若无意，若人事焉。呜呼，孰使然哉？⋯⋯其始终得失，固百代之殷鉴也哉！（“古微堂外集”三）

“外强中干”的古旧封建制度，在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的前后毕现于世界了。魏源的“海国图志”类似一种变法宣言，该书序录仿太史公“自序”形式，是十分别致的。序录说：

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述筹海篇第一。纵三千年，圜九万里，经之纬之，左图右史：述各国沿革图第

二。

夷教夷烟，毋能入界；嗟我属藩，尚堪敌气：志东南洋海岸各国第三。

吕宋爪哇，屿埒日本，或噬或駾，前车不远：志东南洋各岛第四。

教阅三更，地割五竺；鹊巢鸠居，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维皙与黔，地辽疆阂，役使前驱，嗜诹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亚第六。

大秦海西，诸戎所巢；维利维威，实怀泮鴞：述大西洋欧罗巴各国第七。

尾东首西，北尽冰溟；近交远攻，陆战之邻：述北洋俄罗斯国第八。

劲悍英寇，恪拱中原；远交近攻，水战之援：述外大洋弥利坚第九。

人各本天，教纲于圣；离合纷纭，有条不紊；述西洋各国教门表第十。

万里一朔，莫如中华；不联之联，大食欧巴：述中国西洋纪年表第十一。

中历资西，西历异中；民时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国西历异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岂间遐荒；聚米画沙，战胜庙堂；述国地总论第十三。

虽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谋多：述筹夷章条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战；匪证奚方，孰医瞑眩：述夷情备采第十五。

水国恃舟，犹陆恃堞；长技不师，风涛谁讋：述战舰条议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奋地中，攻守一辙：述火器火攻条议第十七。

轨文匪同，货币斯同；神奇利用，盍殚明聪：述器艺货币第个八。

看了这个序录，就知道“洋务”的内容，在当时仅为军备、外交（款夷的内容亦多为商业贸易），以及商业（货币）罢了，还没有民主立宪等东西。“公羊”学派的基本思想，一直到最后，一贯地有商业资本的背景；从魏源神奇的货币崇拜论到康有为的商业救国论，其间传统至明。

魏源的维新思想，主要在战、款二字，战言军备攻守，款言通商外交， 这是初期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版。所以研究“公羊”学派的大义微言， 应该不为其义法所迷，而应在这些地方探求才是。他说：

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海国图志”“筹海篇一”）

所谓师夷，款夷，所师的是坚甲利兵与商业货币，所款的是通商互市。这在当时仍持闭关自守禁用洋货（管同作“禁用洋货议”） 的空气中，是颇为大胆的言论。在他的货币理论中可以看出想把“外强中乾”的老人，施疗以货币流通的新血液，有商业资本主义的思想。由这里说，他批评古文学家的汉学无用，就具有时代的意义了，“公羊”义法的本质便成为洋务和维新的历史前行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