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龚自珍在尊史形式下的政论

清王朝的民族监狱政策，特别是大兴文字之狱，钳人民之口，束士大夫之行，其结果并没有达到统治阶级的目的，而是如龚自珍所谓“拘一祖之法， 惮千夫之识，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因此，袭自珍所揭露的十九世纪初的封建矛盾比章学诚更进了一步。他以一个当代的清议家自居。他服官京师，虽属小官（礼部主事）， 但他敢于发出越分的议论。例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

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 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奇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中书仕内阁，麋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胸弗谓是。大廷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胸弗谓是。入东华门，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辨也，然胸弗谓是。如衔鱼乙以为茹，如藉蝟栗以为坐。

（“定盦文集补编”卷三）

他在内阁里发现许多“胸弗谓是”的现象，禁不住要讲“盛世危言”。他从心理上分析出一套势在变法的思想。这是针对了当时的封建的官僚政治而发出的抗议。他认为自己的话是“狂言”，有时要有意识地只为平易之言， 如说：

川川夜思，其为今日易施行之言，又为虽不施行而言不骇众之言，又为阁下用文学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为自珍所得言于阁下而绝非自珍平日之狂言。（同上卷三“与人笺四”）

但就是在不骇众的条陈中也还有废科举的重要议论。他说：

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 既穷既极，阁下何不⋯⋯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她另有一篇“述思古子议”，更说明科举模仿之失去人性：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识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姑效他人之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偩到，如醉如

■以言。⋯⋯宜变功令。（“定盦续集”卷二）

上述更改法制的言论还是所谓壮年之作，若按自珍的少年时代的尊史论讲来，他的思想实在是以“公羊春秋”家的大义，要求近代的言论自由这一课题。他所谓的尊史，是把史职作为人民的喉舌去看待，颇有后来报章的含义。在这里，他的史论和章学诚六经皆史论异趣。学诚主张明辨源流，他主张“天地东南西北之学”，主张六经古法的阐发，好像“春秋”的笔政，诛伐与建设同时藏于褒贬微言之中。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里，早以“公羊”三世的笔法，讲过一套大义微言。章学诚只说六经皆史，在学术下私人

以后，诸子百家并鸣，各以其学易天下，其中或有史意而已非史。龚自珍则自己造出了一个师儒之学的流变。第一时期叫做治世，道学治三者合一，这似真实历史（如西周）。然他毕竟是一位今文家，把春秋以后的师儒也说到里面。他说：

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第二时期叫做乱世，诸子百家自鸣其学，据他说也能尽其史职。他同样地把诸子之学也以历史同等看待。他说：

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下言诸子出于王官）⋯⋯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纂一家之言，犹足以保一邦， 善一国。（“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第三时期叫做衰世，师儒不学无术，不尽言责，为国之蠹（参看本章第一节引文）。当然，他的这个史家三世论，并非真正的历史学，而是“公羊” 家的大义。他的大义很明显，是要求这样，衰世也应当“尊史”，好让“后史氏”据所肄习以为言，而医治当时的愚昧。

史家三世之说，还仅是自珍“尊史”的发凡，后来在“古史钩沉论”中更发挥了他的论点。他所谓钩沉，就是将古史氏之职恢复，即尊重近代的后史氏之职。他不但以为六经皆史，而且以六经为周史之大宗，诸子为周史之小宗。他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 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定盦续集” 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亦名“尊史”二）

这是他的尊史的大前题。他首言六经皆史，似近于章学诚的传统。他说： “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

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 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 周史之大宗也。（同上）

他次言诸子皆史，则远于章学诚的命题，而近于危言高论的“大义”了。他说：

老于祸福，熟于成败，洁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竞，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

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 宜为农家祖。

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谦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

博艰群言，既迹其所终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

受诸侯蹈抵，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

文之史，宜为杂家祖。

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最为下也， 宜为阴阳家祖。

近文章，吵语言，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 宜为纵横家祖。

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

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陈，无所不储，谓之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

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同上）

流的外衣之下，说明近代史家的职责。他另有“尊任”一篇，以天下己任为注脚。尊任的主要目的就是清议。故这里所提出的诸子任史的“大义”， 颇有据之为“微言”的意向。这种隐蔽的说法就是所谓“自障敝，则蜮不见人景”的骂统治阶级的方法。

魏源说：

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阴，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云造深微云。（“古微堂外集”卷三“定盦文录序”）

这样看来，自珍的学尚质干是当世政治，而崖郭是先秦诸子。故他的“小宗之史”论，有质干与崖郭。可惜他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 只有用“公羊春秋”之家法了。他的“质干”是十分明白的，“尊重舆论” 四个字罢了。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先辈的呼声。故他又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

他以为“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正其名即“史”之道兴。他自己主张取法于孔子，因“史统替夷，孔统修也”（同上）。要继承这样的传统，就必须志在“春秋”义法。但他并不十分拘泥于孔道。他说：

孔虽殁，七十子虽不见用，王者之迹虽息，⋯⋯沉敏辨异之士不为不生，绪言绪行之迹不为不俟，庄周隐于楚，墨翟傲于宋，孟轲端于齐梁，公孙龙哗于齐赵之间，荀况废于道路，屈原淫于波涛， 可谓有人矣！（同上。下更进一层言理想，从略）

自珍要做一个近代式的史学家，以钩沉古史。他说：“自珍于大道不敢承，抑万一幸而生其世，则愿为其人欤，愿为其人欤！”（同上）因此，他表章史职，另有“尊史”两篇（一名“尊史”，一名“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 即“尊史三”），在这里便没有像上面的文章理想之高，降而以太史公自况， “书副在京师”，“后之人必有如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定盦续集”卷一“尊史三”）。史职为什么重要呢？他说：

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

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 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同上“尊史一”）

龚自珍“愿为其人”，即以近代政论家自居，然时代不许他能为其人。他只能“观世之变”，而不能有作为于世变。他只能做一个悲剧时代的证人， 而不能对于悲剧的主角有所作为。他只能预期“一之民”的大音声起来，“世乱不远”，而不能转移世风，和平更法。他的“宾宾”之说，引经据典地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愿受亡国耻辱的汉族人民的议论，不但不应希望为清朝统治者所采取，而且也不应对清朝统治者献策。他讲的道理是专为后来“如京师以观其志”的人。他的文章如下：

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者也。其言日，臣之籍，外臣也； 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仇。是故进中礼，退中道，⋯⋯王者于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珑玲其诰令以求之，虚位以位之。⋯⋯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易世而升平矣， 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尽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论议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故谏而不行则去。史之材（异姓之人）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此四字沿用墨子术语），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矣。⋯⋯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无籍其道以降者。⋯⋯道诚异，不可降，礼乐诚神灵， 不可灭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三代之季，或能宾宾而尊显之，或不能宾宾而穷、而晦、而行遁。⋯⋯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 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 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同上卷二“古史钩沉论四”，亦名“宾宾”）

这段文章，是龚氏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如有些人诬之为他的思想的退步。明显地，他在这里借异姓的古义，已经流露出民族革命的萌芽思想。他号召有气节的史材之士，不要和清廷合作，不做它的“仆妾排优狗马之伦”，不要自卑其所闻之经义，不要自易其所守之节操，不要自反其所学之经纶，以苟安其生，为清朝统治者作应声虫。他也指出，遇外患时，应为民族作保卫战，而非为一姓之私业尽愚忠。这已经和清初学者的血脉连结。“宾”也者， 并不是为清朝贵族而生，而应有“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清朝统治阶级不

但在四种权利上不欲为“宾”所参加（只限于士大夫阶级之内），而且褫夺了“宾”的民族、民主权利，因此，异姓之“宾”应知所以自处！自处之道， 他的意思是“变则通”。他的“危言”指出，孤根君子要注意，小心反动的清贵族到有一天国难当头的时候，“宁予异族，不予家奴！”这段名文在所引经史之文的外衣之下，是如何地用所谓“蔽景草”、“月中水”来捕清朝王公大人之“蜮”呢！他自居为“后史氏”，所谓“后史氏”即暴风雨来临的预言者。若误解他为隐者或狂士，便弄错了题目。他是悲剧时代的可歌可泣人物，指斥了黑暗，探视出光明。他一方面骂透当时士大夫的廉耻道丧， 然而，另一方面信仰着“山中之民”的汉族大有人在，出而作大音声，以震撼天地，使贵族神人做了波臣。他的诗句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定盦文集补”“杂诗”）

懂得了以上的“宾宾”之说，才可以明白这首诗的情意所在。他是期待着风雷将起、快降人才而创作新历史。所谓“良史之尤尤天下，尤不才而庸， 如其尤才而悖，尤不才而众怜，如其尤才而众畏”（“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他的责任，仅做了尤天下的宣传者，他就是他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定盦文集补”“己亥杂诗”）的后史氏。（自珍暴卒于出京行程之中，世传他因鸦片战争主战，得罪于穆彰阿致死。此一公案至今没有证实。但从他当时的言论看来，很可能是遭其所捕者的反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