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戴震学说的历史地位

戴震不仅是一位汉学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对他的学说的历史地位，却高低其说，估计不一。他的哲学，在当时似少有赏识者，只有章学诚说，“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 有合时好，以为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文史通义”卷二“书朱陆篇后”）就是在戴震死后，他谈义理的著作也还引起疑问。江藩说：

戴氏所作“孟子字义疏证”，当时读者不能通其义，惟榜以为功不在禹下，撰东原氏行状，载与彭进士尺木书，筒河（朱筠）师见之，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榜乃上书辨论。今行状不载此书，乃东原子中立删之，非其意也。”（“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

戴震的哲学思想，在清代是抬不起头来的，这是事实。但为什么他能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而不能以反理学的哲学家为人所注月呢？这其中的道理，甚为现实，曾首为章炳麟所道彼。他说：

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日颜元，再日戴震（他在别处混称贤如颜、戴之学）。⋯⋯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戴君生雍正乱扯，亲见贼渠之遇士民， 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 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华戎之界。（“太炎文录初编”卷一“说林”上）

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雒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衋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 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箸“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同上“释戴”）

戴氏⋯⋯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骫法，民将无所厝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庉理欲异实之谬。⋯⋯ 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菿汉微言”）炳麟这几段话一再说明戴震著书的动机。按他的分析，这种动机是因为清廷利用宋学做了统治者的工具，代替法律，其结果是“任法律而参雒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太炎文录初编”卷一“释戴”）。他所说的，是根据段玉裁所述的戴震著书动机来演释的。玉裁曾转述戴震的话，说：

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日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戴东原年谱”）

戴震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说：

今之治人者，⋯⋯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

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 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 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卷九”与某书”）

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日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慑，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孟子字义疏证” 卷上）戴震一则说，“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再则说，”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三则说，”今之治人者，⋯⋯贵者以理责贱”，在字里行间确有指摘的对象。谁能够拿理来“祸斯民”呢？这对象不是章炳麟所谓“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么？

戴震反理学的观点与颜元绝异。颜元的观点从实践有用方面出发，而戴震的观点则从民情施受方面出发。关于前者，炳麟说“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放颜元返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检论”卷四“正颜”）关于后者，戴震处于清朝统治的相对安定时代，他感到李光地代圣祖讲理学的荒唐滋味，尤其了解雍正的杀人理学和他对付反理学者的手段。所以炳麟说“晚世戴震宣究其义，明理欲不相外，所以悬群众理戾物者，程氏之徒莫能逮也。”（“检论”卷四“通程”）在当时，汉学家在民族监狱的文化政策控制下，设若戴震不是披着经师的外衣，讲着战国亚圣的语言，就是不用“绪言”而用“字义疏证”发表他的义理，也是不可能的。在汉学最初创始者中，例如万氏兄弟，和全祖望，确有消极地在避难所退隐的用意。章炳麟曾指出：“当是时，知中夏黦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借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古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近世为朴学者， 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 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然而章氏所指的消极的善处，经过康熙以来的提倡汉学，到了乾嘉时代，已经因了专门汉学的烦琐考据，失掉了原来精神（参看本书第十三章，学诚的抗议）。因此，戴震在晚年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方面是反映了汉学的前途的局限，另一方面反映了乾嘉时代所表现的社会矛盾（参看章学诚的“上执政论时务书”）。他的著书背景，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不能如章炳麟单从他的动机来讲他的思想的发生。

章炳麟是近代首先评论戴学的人。在他的“遗书”中评论戴学的地方不下数十处。归纳他论戴释戴之文，大体上是尊戴的。例如他说戴学源于荀子。荀于正是炳麟所极推崇的大儒，他以戴震与荀子相接，这种疏戴之意是有道理的。在他“文录”里有“思乡原”上下二篇文字，所讲的内容是以宋儒程朱为乡愿，而他的论点则是采取戴学的论旨的。

自炳麟开始，戴学在哲学方面才被人所注意。到了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胡适吹起皖人治皖学的法螺，还在北京安徽会馆举行了戴震的纪念会， 出席讲演的人有梁启超、钱玄同、朱希祖等。当时整个的一年期间，官办的报纸副刊与雄志上几乎成为戴学的天下。在所谓“整理国故”的反动空气之

下，戴学最出风头。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便是那时候的作品。但经过了北伐以后，戴学便不甚被人谈论了。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戴震哲学是有一定的时代的抗议精神的，因此，他在清代不能拾头。清末章炳麟尊戴，这和他的反清精神相为表里，是有积极的进步因素的。到了“五四”文化统一战线内部分裂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和政治领导失去任何地位，而资产阶级右派却跑进了古董堆中，一点一滴地宣扬实用主义去了。这些人托于戴震，企图抵抗马克思主义。北伐以后，中国革命日益深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支配了文化潮流，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普遍地不能满足于托古人以为重言，希图假借戴学以作反动宣传的也就很少市场了。反动学者对于戴学的假借，无损于戴学的历史地位，但可模糊一般人对于戴学及戴学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加以批判。

胡适表面上提倡戴学，假装着“打理学家”的招牌，实际上是想用时髦的唯心主义来代替陈旧的唯心主义，是想拿唯心的实用主义来曲解戴震在学术史上的本来面目。最荒唐的，是他抹杀了清初学者在哲学方面的建设，而把清代哲学大本营的元帅的头术扣在戴震的头上。因此，他认为清初学者是破坏者，仅在建设方面表现一些趋势，到了戴震才有了一种“新哲学”。胡适说：

反玄学的运动，在破坏的方面，居然能转移风气，使人渐渐地瞧不起宋明的理学。在建设的方面，这个大运动也有雨种趋势。一面是注重实用，一面是注重经学。⋯⋯前者可用颜李学派作代表， 后者可用顾炎武等作代表。从颜李学派里产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从顾炎武以下的经学里产出一种新的做学问的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便是这两方面的结婚的产儿。（“戴东原的哲学”，四页）

颜孪⋯⋯哲学的分子还须先受当时的新经学的洗礼，重新挂起新经学的旗号，然后可以进行作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程朱非不可攻击，但须要用考据的武器来攻击。哲学非不可中兴，但须要用考证的工具来中兴。这件“中兴哲学”的大事业，这件“建设新哲学” 的大事业，颜元李塨失败之后，直到戴震出来，方才有第二夫尝试。

（同上，二十页）

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颜季⋯⋯用实用主义作基础（？），对于因袭的宋明理学作有力的革命。但程朱的尊严不是容易打倒的。⋯⋯（戴学）

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来反攻程朱。⋯⋯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摧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同上，八○—— 八二页）

胡适的这种胡扯，显然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反，完全是由他的主观来凭空编制起来的荒谬理论，其企图是拿实用主义来歪曲戴震；而且，他想拿戴震思想的民族形式装上杜威的反动哲学，以对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下列儿点来批判他。

第一、清初大儒不仅是破坏者，而主要是建设者。以王夫之而论，他的

宇宙论、认识论、历史学、人类性论，其烂然卓识，超过前人。然而胡适， 就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位大师。颜元的哲学规模，不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没落思想实用主义，而是形而上学的旧唯物论。

在客观的历史意义上讲，颜元是科学世界的预言者，其见识是戴震所不及的。例如从知识的实践检证方面而论，戴震走了颜元弟子李塨重知轻行的路线，用强调“由词以通道”的方法，否定了真理的标准，流于书本上的洞察。这一点，胡适反推崇为唯智主义，硬说它合于哲学的知识论。

第二、清初学者的学说，是丰富的，是多面的。他们（除颜元外）固然依据考据学，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虽然在形式上犹留门户之见），然他们是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术是更宏远的。清初哲学并不是经过考证之学才产生出来，倒是康熙以后的专门考据之学，不但淹没了清初大师多方面人格的发展，而且由避难所的苟安思想逐渐成为章学诚所谓风气之敝。戴震的哲学一方面在方法上固然借重于汉学的考证，而另一方面在体系上却表现得异常矛盾。

第三、无论是哲学也好，一般的学术也好，我们认为十七世纪的成就是伟大的，并不是清代中叶（十八世纪）的准备基础。反之，乾嘉时代的哲学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限度的发展）。这一点，梁启超、胡适都把历史颠倒了。因此，戴震哲学就不是“新哲学的建设”或“哲学的中兴”，而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他的哲学正在“由词以通道”，而最浅薄的地方也在“由词以通道”；长处是由文字的考证寻出些哲学的意义，而短处也因形式文字的束缚，没有“发展”的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

第四、清初学者阔步地广寻世界、人生，而乾嘉学者则规规拒矩地局限于古字古句。清初学者们的哲学以唯物论的因素为他们中间共通的学说内容。而乾嘉时代的戴震哲学在当时除章学诚了解外，并未成为支配的学说， 没有起着社会影响，因而历史的价值也是有限的。并且戴震的学说也还是以经学为其主要内容，如学诚所说：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注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兼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 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敛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睢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 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章氏遗书”卷二十二“文集”七“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然而后来学诚也悟戴震“由词以通道”之过火，说不能“以此概人”

（同上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梁启超论“孟子字义疏证”说：

此书盖百余年来未生反响之书也，岂其反响当在今日以后耶？然而论清学正统派之运动，遂不得不将此书除外。吾常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

（“清代学术概论”，七○页）梁启超说戴震哲学的反响，未曾支配时

代，这话颇是。但他说清代学派运动的道理就大错而特错了。梁、胡在这里虽然都认为清代学术全盛时代在乾嘉二朝，但他们的说法也是不同的。梁以考据学为全盛时代的意义，而胡则以考据学和实用主义的结会为其含义。二说尽管不同，而唯心主义地误断历史则是相同的。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是不能作为清代哲学的建设去评价的，仅能说是清初学说运动狭隘化以后的一种复兴的先导，而它的唯物论的因素，也不是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里的批驳所能埋没的。

钱穆对于戴震学术与惠栋学术的相承相接、戴震思想的前后转变、戴震学术之以考覈为义理之源，作了大量的烦琐考证，以反对胡适的看法。但他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第一、他反驳戴震批评宋儒之人性论，是依据着封建思想的术道态度。例如戴震解性命之说，纯系他自己的独见，和王夫之解性命之说不与孔孟一致，是相同的（自然他在这一点上没有夫之的深刻），而适合不适合于孔孟的思想，或近似不近似于荀子的思想，并没有什么关系。即使与荀子较近， 与孟子较远，又有什么异端之害？然而钱穆重视戴震的这些地方，大为程朱辩护。

第二、他引朱一新“无邪堂答问”里的话，反对戴震论性之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六三页）。按朱氏这段话实批判不倒戴震，难道朱熹明说的“圣人教人千言万语，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话，不应该指斥么？ 朱嘉的这类话，在颜元的“朱子语类评”中更此戴震反对得深刻。章炳麟把颜戴并称起来，他说戴震理欲不相外之说，比程朱的二元论更高明，是的确的。至于钱穆硬说王夫之与戴震相同，他一再举夫之之识所以超于戴震者， 在于夫之说：“入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不言小人而言庶民，害不在小人而在庶民也⋯⋯庶民者，流俗也，流俗者，禽兽也，⋯⋯壁立万仞，止争一线。”（“俟解”）这更胡说得远了。要知道古人学术中， 糟粕是不免的，而提粹取精，是后人研究者之事。夫之庶民与禽兽之比正是被其阶级所限制的说法。我们现在怎能依据他的庶民＝禽兽的认识来蔑弃他的理论的精粹部分呢？夫之当日饱尝民族压迫的忧患，却不能同情于季自成之农民起义，这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使然。钱穆举此说夫之之识超于戴震，那不惟是无知胡言，而且也诬蔑了夫之。

以上可见钱穆把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轻轻抹杀了。唯心主义的主观成见是没有不曲解历史的。他甚至举出戴震在四库馆盗窃图书，以炫夸自己的发见。事若诚有之，乃贤者之玷，但这能否认戴震的学问淹博么？他又举章炳麟论戴震之文，把炳麟“取其排程朱，⋯⋯谓东原著书特发愤于清廷之酷淫”， 说成了“皆一时权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五九页）。其实这并非权言，正炳麟的真认识。反之，他把炳麟评戴震“欲当即理，乃逮政之言， 非饬身之典”，推为旨言。其实这都是炳麟的哲学思想中的缺点。如果逮政与饬身相分离，哲学就真成了不可思议的天理之学了，哪里有不受实际检证的真理呢？炳麟之论对的，钱穆权变其说；炳麟之论不对的，却反说是真理。这种故意贬斥戴震以歪曲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胡说，和大捧戴震的胡适，同是错误的！其区别仅在于胡适的观点是反动的大资产阶级观点，而钱穆的是反动的封建主义的卫道观点，他们在评价戴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各依据自己的阶级度见，来把戴震或抬高或抑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