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汪中的思想

第一节 汪中的治学态度及其复兴诸子的观点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生于清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卒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他出身于贫寒之家，少为书佣，研究经史百家，卓然成家。以“广陵对”与“哀盐船文”，闻名于世。当时学者多称道他才识的高卓，同时也认为他“凌轹时辈”，为人所不容。阮元在“容甫小传”说：

⋯⋯容夫雄于文，熔铸汉唐，成一家言，⋯⋯尤精史学，自言深于“春秋”。生平多谐谑，凌轹时辈，人以故短之。然钱大听、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未尝不极口推崇。尝为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阁若璩、惠栋、戴震作六君子颂，足见其谦己乐善也。（“淮海英灵集”）

刘台拱“容甫先生遗诗题辞”说：

钩贯经史，熔铸汉唐，闳丽渊雅，卓然自成一家。王念孙说：

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维。⋯⋯容甫才卓识高，片言只字，皆当为世宝之。⋯⋯自元明以来，说经者多病凿空，而矫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为文老虑袭欧曾王苏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为奇傀而俞失其真。

今读“述学”内外篇，可谓卓尔不群矣。⋯⋯其贯穿于经史诸子之书，而流衍于豪素，揆厥所元，抑亦酝酿者厚矣，若其为人， 孝于亲，笃于朋友，疾恶如仇，而乐道入善，盖出于天性使然，视世之习熟时务而依阿淟涊者何如也？（“述学叙”）

王引之说：

先生于六经子史以及词章金石之学，罔不综览，乃博考三代典礼至于文字训诂名物象数。⋯⋯识议超卓，论者谓唐以下所未有。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性质直不饰容止，疾当时所为阴阳拘忌释老神怪之说，斥之不遗馀力，而遇一行之美，一文一诗之善，则称之不置。

（“述学”附录“行状”）

以上诸家对于汪中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只有章学诚说汪中没有真见识。他说：

其人聪明有馀，而识力不足，不善尽其天质之良，而强言学问， 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文史通义”外篇一“立言有本”）

汪氏之文，聪明有馀，真识不足，触隅皆悟，大体茫然。（同上“述学驳文”）

这里，所谓“聪明”，指万殊的博雅之学；所谓“识力”，指一贯的义旨之学。这大致是以汪中有个别独到的见解，无大体的系统。章汪二人，在乾嘉学术界都是不容于当世风习的，这二支异军都不能支配思潮。章氏自居于“成一家之言”，汪氏也被人们共认为“卓然一家”，他们都未形成学派， 也如诸子“各得一说以自为方”，而批评别人的学说分裂道术。他们的思想都表现出时代的思潮将有转变的趋向。

汪中“凌轹时辈”的批判态度，表示出他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的学术， 因了贫困而不幸短命，没有大成就，这是事实。但他勇于说自己的话，言人所不敢言，这在当时实为鳯毛麟角，在清代中叶的思想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阮元说：

汪中，⋯⋯好古博学，长于经谊（王昶“春融堂集”），⋯⋯ 著“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释疑”，皆依据经证，箴砭俗学（孙星衍“汪中传”）。（“揅经室续集”卷二“集传录存”）

江藩说：

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者， 辄骂不休，聆者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人或规之，则曰：“吾所焉者，皆非不知古今者，惟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骂之哉？”（“汉学师承记”卷七“汪中传”）

由阮元、江藩的话看来，江中是一位封建社会的叛徒。他的怀疑精神和中古的盲从迷信、教条信仰是不相容的。

懂得汪中“箴砭俗学”的反抗态度，我们就知道他所以要脱出时代的藩篱，而自由探寻二千年东被人所鄙弃的“异端”了。诚如他所说，“君子之学，如蜕然幡然迁之”（“述学”别录“与端临书”），他的诸子研究，从展史意义上讲来，表现出要遗弃旧思想而蜕化出新思想的愿望，发展了清初大儒的子学复兴的传统。

我们首先看他的“荀子通论”。荀子学术的复兴，在清初已有迹象。乾嘉学者不少受荀学的影响的，戴震、钱大听便是显例。如钱氏说：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謷之者惟“性恶”一篇。然多未达其旨趣。⋯⋯世人见篇首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遂掩卷而大诟之，不及读之终篇。今试平心而读之，荀子所谓“伪”，只作“为善”之“为”，非“诚伪”之“伪”，故曰，“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古书“伪”与“为”通。“尧典、“平秩南讹”，“史记”作

“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此其证也。若读“伪” 如“为”，则其说本无悖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荀子”）

然而当时还没有人敢把荀子推崇为孔子学说的真传者。汪中首先为荀子作了年表。他说：

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

他引证古籍，说明“毛诗”为荀子所传，“韩诗”为荀子之别子，“左氏春秋”为荀子所传，“谷梁春秋”为荀子所传，曲台之“礼”为荀子之支流余裔，“易”为荀子所善治的学问。因此他说：

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史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于荀卿则未详焉。今考其书，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篇次实仿“论语”。“六艺论”云，“论语”子夏、仲弓合撰，“风俗通”云，谷梁为子复门人。而“非相”、“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每以仲尼、子弓并称。子弓之为仲弓犹子路之为季路，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

仲弓也。（同上）

按荀子所称之子弓，历来说者有三，即子贡、仲弓、馯臂子弓。汪中这里以子弓为仲弓。我们不在此考证子弓为谁，仅仅要知道他表章荀子，是和周公孔子并提的。这种以孔荀之学来代替孔孟之学的翻案，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思想。不管荀子是否孔子的具传者，汪中的批判态度在当时是惊人的。汪中在当时最被人诟病的，是他的墨学。墨学自汉武帝定儒术为一尊以

后，除晋鲁胜、唐乐台二人以外，几成绝学。清初，墨子之学始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顾炎武、传山都有推崇墨学的话，而颜元则六经其表而墨学其里。颜氏之反宋明理学，颇似墨者之“非儒”。到了乾嘉时代，墨学复兴，公开研究墨子的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王念孙（“读墨子杂志”）、毕沅（“墨子注”）以及孙星衍、卢文弨诸人。而汪中就在这时试释“墨子”， 编成专书。他的书虽没有传本，但据他的研究看来，可证他必有“墨子集解” 一类的专书。他说：

“墨”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见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它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述学”内篇三“墨子序”）

今定其书为内外二篇，而以其徒之所附著为杂篇，仿刘向校“晏子春秋”例，辄于篇末述所以进退之意，览者详之。（同上）

中既治墨子，牵于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阳湖孙。 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则巡抚毕侍卢学士咸有事焉。（同上内

篇三“墨子后序”）

他还有“墨子表微”一书。据他自序说：

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同上内篇三“墨子序”）

汪中考证墨子学术的成立，一反“淮南子”以来“背周道而用夏政”（“要略”篇）之说，而归结于战国时代之“各执一术”。他说：

季仇谓墨子之学出于禹，其论伟矣。非独禽滑厘有是言也，庄周之书则亦道之曰：“不以自苦为极者，非禹之道。”是皆谓墨之道与禹同耳，非谓其出于禹也。昔在成周，礼器大备，凡古之道术，皆设官以掌之。官失其业， 九流以兴，于是各执其一术以为学，讳其所从出，而托于上古神圣以为名高， 不曰神农，则曰黄帝。墨子质实，未尝援人以自重，其则古昔，称先王，言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尝专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学之出于禹也。

公孟谓“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法夏，则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属之言服，甚明而易晓。然则谓墨子背周而从夏者菲也。惟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倍谲不同，自谓别墨，然后托于禹以曾其术，而淮南著之书尔。（“述学”内篇三“墨子后序”）汪中以上所论，与章学诚考竟学术源流之旨是暗会的，而更以为墨子是 “学焉而自为其道者”（同上）。原来诸子之出，是与中国古代贤人（即自由民）之出现相为表里的。墨子尚贤，更为显著，因为国民阶级的个性活动，

自然要走“自为其道”的路径。他说：

墨子者，盖学焉而自为其道者也。故其“节葬”曰：圣王制为节葬之法；又曰：墨子制为节葬之法，则谓墨子自制老是也。

故曰：墨之治丧以薄为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

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为法式（“庄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韩非子”“显学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同上）

汪中不但为墨子辨千古之枉曲，而且把儒墨显学并称的历史首先指示出来，一扫二千年来异端的诬蔑。他说：

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沈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 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

此其救世，亦多术矣。⋯⋯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 儒学亦绌老子”。惟儒墨则亦然，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爱特墨之一端， 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鄰之人民畜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受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 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众口交攻，抑又甚焉。世莫不以具诬孔子为墨子自立，虽然，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 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 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 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吾读其书，⋯⋯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 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长勤，百世之下，如见其心焉！ “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自馀诸子，皆非其比。历观周汉之书，凡百余条并孔墨、儒墨对举；扬朱之书，惟贵放逸，当时亦莫之宗，跻之于墨， 诚非其伦。自墨子没，其学离而为三，徒属充满天下。吕不韦再称“巨子”（“去私篇”，“尚德篇”），韩非谓之“显学”。至楚汉之陈而微。孝武之世犹有传者，见于司马谈所述，于后遂无闻焉， 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义以恶之哉！（“墨子序”）

江中的“墨子序”作于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在当时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议论。他在这篇序内除考证墨子年代与“墨子”一书成书前后而外， 主要论点已如上述。兹综合他的论断如下：

（一）墨子学术为救世之作，墨子为救世之仁人，不可以洪水猛兽诬之， 也不可假仁义以恶之。

（二）墨学为当世之显学，九流之中惟儒学始可与它相抗，其余则非其伦比。力辩孟子把杨墨并称，不合史实。

（三）他的孔荀相传说是历史的翻案，而他的孔墨并称说更合于历史的实陈。他以为墨子与荀子相反相成，其互相批评，无害于学术之发展。

（四）儒墨相攻，归于不相为谋，是道不同之故，不能有正统与异端之分别。力辩孟子以“无父”之说诬陷墨子为过枉，而后世人云亦云，则更属耳食，没有真正的判断。

汪中这样的议论和乾嘉时代的正宗思想是不相容的。所以，做过学士的

一位翁方纲便代表了当时的传统思想，对于汪中妄加诋毁，甚至拿一个“墨者”的头衔加给他，主张褫革他的“生员”衣顶，宣布为名教罪人，这好像国民党反动派扣青年以“赤化”的帽子，并开除其学籍。翁方纲说：

有生员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 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今见汪中治墨子之言，则当时褫其生员衣顶，固法所宜矣！汪中者，昔尝与予论金石，颇该洽，犹是嗜学士也，其所撰他条亦尚无甚大舛戾。或今姑以此准折焉，不名之曰“生员”，以当褫革，第称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乎！然而夷之怃然以后， 则已身向正学矣，所以孟门弟子尚许之，尚惜之，书曰“墨者夷之”； 若汪中，岂其能当此称哉！（“复初堂文集”卷十五“书墨子”）

我们看了翁方纲的话，知道汪中之成为“名教之罪人”，是因为他反对传统思想。然而这正是他反封建的精神所在。他并不因了这种来自正宗思想的压迫而屈服，反而敢说毁诚人的必自归毁灭：

欲摧我以求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发吾之激昂耳！（“述学”别录“与刘端临书”）

“墨子”研究，在戊戌维新运动时代和在乾嘉时代，是不同的。汪中甘冒不韪的反抗精神，不但侵犯着封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而且也“凌轹时辈”， 因此，“墨者”这个最毒辣的帽子，就不能不扣在他的头上了。

汪中的“墨子校释”，可惜失传。其实他不仅对于墨子有惊人的议论， 而且于周秦诸子也有心得。他说：

向者于周秦古籍，多所校正，于“墨子”已有成书，诚不及先生所刊之精确。不敢自匿所短，谨录序目奉上，又有“后序”篇， 在季仇书中，伏乞教之！（同上“与巡抚毕侍郎书”）

汪中对于宋人表彰“大学”，深致怀疑。他的议论出发点和陈乾初是暗合的。他说：

“大学”，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 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不言出自曾子。视“曾子问”“曾子立事”诸篇，非其伦也。宋世禅学盛行， 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诸孔子。是故求之经典，惟“大学”之格物致知，可与传合，而未能畅其旨也，一以为误，一以为缺，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欲仰则仰， 而莫之违矣。习非胜是，一国皆狂，即有特识之士，发寤于心，止于更定其文，以与之争，则亦不思之过也。诚知其为儒家之绪言， 记礼者之通论，孔门设教，初未尝以为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于其途，则无能置其口矣。（同上“大学平义”）

他从宋儒由“小戴礼”中所采出而傅会于孔门真传之“大学”，为宋人以禅学化装儒学的伎俩，在于借此而俯仰自如，独断具说。这也是翁方纲所谓“舛戾”之一。汪中认为所谓“大学”是孔学的支流余裔，正是企图从学术史的流变，以孔学还诸孔学，以流派还诸流派。他对于“大学”的疑问， 诉诸历史的认识，可与陈乾初对于“大学”的论断相证。汪中说：

周秦古书，凡一篇述数事，则必光详其目，而后备言之。⋯⋯ 令定为经传，以为二人之辞，而首末相应，实出一口，殆非所以解经也。意者，不托之孔子，则其道不曾，而中引曾子则又不便于事，

必如是而后安尔。（“述学”补遣“大学平义”）

门人记孔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同上）

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标“大学”以为纲，而驱天下从之，此宋以后门户之争，孔氏不然也。宋儒既借“大学”以行其说，虑其孤立无辅，则牵引“中庸”以配之。然曾子受业于孔门，而子思则其孙也。今以次于“论语”之前，无乃偩乎！盖欲其说先入乎人心，使之合同而化，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所以善用其术，而名分不能顾也。（同上）

他把宋儒之学的“合同而化”和“驱天下从之”，区别于孔学之“教非一术，必因其人”，这是学术和教条的分水◻。他反对教条而高扬学术，是属于近代的思维方法，发展了清初大儒的有价值的传统。

汪中又有“老子考异”一篇，证老聃、老子、老莱子三人各不相蒙，五千言作者之老子是晚出于孔子之后的人。这是有价值的发现，其有功于后人之治中国思想史者甚大。同时他也说明庄子寓言是不能作为历史证据来看待的：

若“庄子”载老聃之言，率原于道德之意，而“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尤误后人，寓言十九，固已自揭之矣。（同上“老子考异”）

江中详细论证“吕氏春秋”一书的形成，指出了它代表周末调和思想的趋势。他说：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乏，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 “大乐”、“制乐”⋯⋯诸篇，则六艺之遗文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浄养生之术， 则道家流也；”“荡兵”、“振乱”⋯⋯七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偏略”之所托始。⋯⋯（同上“吕氏春秋序”）

江中于周秦诸子中崇拜荀墨，于汉代学者中则推许贾谊，以贾谊为荀子的弟子，为他作年表（“述学”内篇三“贾谊新书序”后）以表扬。这可以看出他不替封建时代说教者张目，而表彰那些有血肉个性的悲剧人物。他表彰贾谊的思想，客观上正反对了封建文化的桎梏。他说：

刘向“别录”，其叙“左氏传”云，“荀卿授阳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然则生固荀氏再传弟子也，故其学长于“礼”。⋯⋯ “春秋”者，秉周礼而谨其变者也，吾于荀氏贾氏之言礼也益信。刘子骏称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岂虚也哉？⋯⋯呜呼，汉世慕尚经

术，史氏称其缘节，故公卿或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博士讲授之师仅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胜。盖仲尼既没，六艺之学，其卓然苦于世用者贾生也。（同上）

贾谊与荀子的关系是有学派源流的（参看拙作“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江中的史论是客观的研究，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