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反动性和汉学的结束

当今文学家已经占据时代思潮主流的时候，另有以反汉学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在提倡腐烂的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方东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方东树和龚自珍约略同时，死在自珍之后十年。当阮元以封疆大吏办学

海堂，提倡汉学的时候，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方东树传记说：“道光初，其焰（按指汉学）尤炽，先生尤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遂渐熄。”（苏惇元语）果然，汉学在不久以后一落千丈了。为什么呢？是不是方东树的一书之出，辨析了汉学非，就能又转入于道学之是呢？真的如方东树所说“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使其人⋯⋯ 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仪卫轩文集”卷一“辨道论”）么？梁启超说：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

（？）也。（“清代学术概论”，一一二页）

梁启超过于重视了此书的价值。此书析辨汉学之短处，虽有部分的理由，但不在于客观的研究，而主要是以卫道者的心传法宝，重新提倡理学。例如他在该书的“重序”上说：

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謢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

他的“重序”从头到尾是说明古今学术史的变迁，巧词比喻，遁词独断，完全是一篇“丽”文！他把经比为良苗，把汉儒比为勤于耕耘的农夫，把宋儒比为舂食的主妇（按舂者在古为女子职），这是什么历史学？他的意思是“求圣人之心”，使人“莫敢犯”，犯之则为“邪詖大肆”（卷上）。他不说理由，只拿云雾、天日等字眼来恐吓人，这比汉学家由训诂以明经义的研究法还不及。原来他自己说：

余生平读书，不喜异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汉学商兑”“三序”）

这是何等主观的独断。就说是“异书”罢，也应该理性一点去研究不能以自己主观的“独契”，就来一个“恚恨”，甚至直求到“人性中去。这样的书（他的“书林扬觯”一书则更令人读了如饱吃一场玄风的扬沙）怎么会是“革命事业”呢！

理学家的“汉学商兑”固然是当时代表地主阶级的一种反动思想，然而汉学在这时候毕竟要宣告破产。胡适崇拜汉学，以之与科学相等，他以为汉学不应在此时消沉而竟消沉的原因，就由于“野蛮的”太平天国毁灭文化的罪过。这完全表现了胡适的露骨的反动思想，他说：

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七五

页）

太平天国对汉学的关系，有这样的历史事实么？即以当时兵马灾害扰及封建秩序而言，并不能妨碍所谓中兴大臣再复兴汉学。但中兴大臣没有这样做，自有历史说明。胡适却说：“乱平之后，曾国藩一班人也颇想提倡朴学

（？），但钱破困穷的基础之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同上）他以汉学盛业之难以再建，就说斯文沦丧，发出极大的感慨，这完全是主观的痛惜心，而与方东树的恚恨心却是一源。历史主义地看来，问题正在于汉学本身。一个大时代的风浪已经来临了，它比明末清初的风浪更大，汉学使人不但步不入大世界的荆棘途中，而且成了斩荆除棘去做开路先锋的束缚。汉学的“实”退回古经中，如今的“实”要蹈入近代民主革命的社会了。我的四句汉学论，在这里便是关节：

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有见于阙、无见于信。（解释见前）

经过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思想界，要搜寻资本主义世界的“真理”，要追求市民阶级的“个人”，要跃入和人民联系的实践中，要信仰将来所来临的历史。在要求人类解放的洪流中，主敬主静的玄学、空想的理学、心学对之固然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这是为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而汉学的织小细腻的手法也是对之无所措其手足的，这也是为历史的心然所决定的。汉学的绝路在此。江藩和阮元已经结束清代汉学史了。在晚清，汉学家如章炳麟、王国维的业绩，并不是学术思想的主流，而仅附属于历史学中去了，这看他们自称考证朴学为通识历史的话，便可了然。然而胡适的反动的观点，是和曾国藩一样，一切都要归于农民革命的罪恶。

如果说全祖望在清初诸大儒“神道碑”、“墓志铭”等所述评的他们的思想的活动，是十七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则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述评的乾嘉汉学家的思想的活动，为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江氏书的次序，以閻若璩起首，而将黄宗义、顾炎武附录于后）。因为述评思潮的著作，恒在一段思潮告一阶段的时期，中外的历史都不例外。

由这里，我们就知道，方东树的反抗汉学不是在正途上迈进为思想运动，而是一种逆流。单就他的思想价值本谢而论，前人对之也没有高的评价，不论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都对之不胜其讽刺。今举今文学家皮锡瑞和古文学家章炳麟的话如次，以供参考。皮氏说：

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以训！（“经学历史”）章氏说：

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佗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静，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姚鼐欲从（戴）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微识益分。（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

学，非专诬谰之言，然东树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检论”卷四“清儒”）

方东树和龚自珍同样批评汉学的形式。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历史的负号，而龚自珍的汉学批判却是历史的正号。因此，他们在同样的形式之下，却具有相反的倾向，方是反动的，龚是进步的。我们研究思想史必须善于区别各派的思想实质，而尽量揭露被过时的传统的思想材料所掩盖住的地方。列宁指出，凡是社会对抗“被政治历史、法制特点以及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文版，二○六页）我们研究启蒙思想及和它对立的反动思想，就应该这样，否则就容易彼传统的束缚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