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唐甄的思想第一节 唐甄大胆的政论

唐甄，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于明崇祯三年（公元一六三○年），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年）。他著“潜书” 九十七篇，原名“衡书”，据他自己说，是积三十年而成。此书分上下二篇， 篇后不具年代。细绎此书，下篇谈政治，成书年代较早；上篇讲学术，成书年代较晚。似原名“衡书”，重在下篇；后改“潜书”，又重在上篇。“曰衡者，志在权衡天下也。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潜书’。”（王闻远“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

唐甄对他的“潜书”，自负甚高，以周秦诸子自居，文体也多仿“墨子”、“孟子”、“庄子”。潘耒为之撰序文，说这书“独抒已见，无所蹈袭。⋯⋯ 其文高处，闳肆如庄周，峭劲如韩非，条达如贾谊，⋯⋯直名‘唐子’可矣”。我们读这书，觉得所谓“独抒己见，无所蹈袭”，颇合于十七世纪中国启蒙时代的精神。

“潜书”文格甚特别，鲜引用六经之言，反而多见当时俗论常识的见解。他主张“于‘诗’、‘春秋’之旨如听家人之言，闾巷之语”，更主张治学重在自我的批判，以为不通经术并不是弱点。他说：

今人于五经，穷搜推隐，自号为穷经，此尤不可。何也？当汉之初，学者行则带经，止则诵习，终其身治一经，而犹或未逮。若是其难者何也？盖其时，经籍灭市复出，编简残缺，文辞右奥，训义难明，是以若是其难也。今也不然，训义既明，坐享其成，披而览之足矣。虽欲穷之，将何所穷！甄也，⋯⋯于“诗”患毛郑之言大同而小异，⋯⋯择其善者而从之，以便称引，⋯⋯于“春秋”患左氏之言太简，取触类而长之义，以通其所未及。⋯⋯夫心之不明， 性之不见，是吾忧也，“五经”之未通，非吾忧也。（“潜书”“五经”）

这种读书法更表现了他的时代精神。实际上，他是以一位政论家的态度出现，以“权衡天下”的“衡”义，来宣传他的主张。书末“潜存”一篇， 自白甚明。他说：

声弘尝问于我曰：先生可以为相乎？曰不能也，吾褊而不能忍， 隘而不能容，明而迟于决，不足以任之矣。⋯⋯吾不能身任，而能进言。使我立于明主之侧，从容咨询，舍其短而用其长，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乱，不出十年，天下大治矣。

他的“潜书”精华也正在于他的平民干政的精神。唐甄和黄宗羲有相同的地方，即攻击封建制度是特别露骨的。他一则说“君臣，险交也”（同上“利才”），再则说“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自古有五伦，我独阙其一焉，⋯⋯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不敢言君臣之义也”（同上“守贱”）。这显然对于封建的伦理已经起了极大的怀疑。在那时神权的思想仍然束缚着人心，但他却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同上“抑尊”）。这种思想符合于资本主义初期的思维方法（参看本书一六○页）。他并且在形式的道理上看出了封建专制主义

的时代是必然要变化的：

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地之既成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其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其君长上下必复如是。⋯⋯世之逝也，自皇以至于帝王，自帝王以至于今兹，如披籍然。（同上“博观”）

治启于黄帝，二千余岁至于秦而大乱；乱启于秦，至于今亦几去黄帝之年矣，或将复乎！（同上“尚治”）

唐甄基于一种历史循环论，推测世变已经到将治的时候了。他在这样进化论的观点之下，否定了君主专制。他的理论没有说明行将到来的治世是什么社会，但这种治世，他却认为和君主制度是不相容的。他说：

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同上“全学”）他把帝王与盗贼并提，在当时无疑是大胆已极的政论。他更发挥了封建专制主义形成的道理，主张把帝王处决，他说：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曰：

是贼矣。⋯⋯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乾。于是乃服兖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同上“室语”）

以上所言“凡帝王皆贼”之论，语义颇仿“墨子”“非攻”篇。他在“仁师”篇也有这种相类的话，他把有天下之后的皇帝，“群臣谀之，史官赞之” 的什么功德，认为不过是“大功既成，贵为天子，民安其治，无议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其毒”罢了。这比黄宗羲的“原君”篇更激昂些。他甚至以为把统治天下的封建君主，在他的审判之下，送上断头台，还不足以还血债的。

唐甄又从历代暴君暗君辟君懦君之占大多数，痛斥了君主寡制，他说： 治天下老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

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 一代之中，治世十一二，乱世十八九，⋯⋯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其如彼为君者何哉！⋯⋯帝室富贵，生习骄态， 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其馀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 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

呜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天无所为者也，非天之所为也，人也，人之无所不为也，不可以有为也。此古今所同叹，则亦莫可如何也已矣！（“潜书”“鲜君”）

唐甄复拆穿神权，追求封建制度的君权，把“专制”之名用“势尊”二

字代替，讲出一番惊人的议论。他说：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也。⋯⋯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官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不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 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臣日益疏，智日益蔽。⋯⋯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官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同上“抑尊”）

从对于专制（势尊）的批评，自然就要导出民主平等的观念。唐甄虽然没有民主主义的显明的纲目，但有人权平等的憧憬。他的平等思想的大前提是人类的情欲一致。他说：

天地虽大，其道惟人：生人虽多，共本惟心；人心虽异，其用惟情。虽有顺逆刚柔之不同，其为情则一也。是故君子观于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观于仆妾而得治天下之道。（同上“尚治”）

因此，他的社会平等的理论，是和西欧十七世纪学者的理论相似的，因为他们从人性的出发点是相近似的。他说：

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为高台者必有洿池，为安乘者必有繭足。王公之家一宴之味，费上农一岁之获，犹食之而不甘。

吴西之民，非凶岁为麲粥，杂以荍秆之灰，无食者见之，以为是天下之美味也。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不平”故也。是以舜禹⋯⋯恶衣菲食，⋯⋯惧其“不平”以倾天下也。（同上“大命”）基于这一人类天赋平等之说，唐甄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他说：天之生物，厚者美之，薄者恶之，故不平也；君子于人，不因

其故嘉美而矜恶，所以“平”之也。⋯⋯恕者，君子善世之大枢也。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同上“夫妇”）

他提出了特权阶级应该与平民农夫一样有平等的地位。他说：

先人有言曰：“语道莫若浅，语治莫若近。”⋯⋯古之贤君， 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 衣食如贫士，海内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类。（“潜书”“尚治”）

天子学同于士，惧而篇学当百十于士。（同上“得师”）

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礼之实也。（同上“善施”）

这样看来，他把君主看作一个公仆以及把匹夫看作如上帝的思想，代表了近代的城市平民反对派的阶级要求。

唐甄的政论批评旧社会制度的地方居多，而积极的方面，他却自认为不能作出解答。他对于新社会的希望，采取向上劝告的方式，请求君主想一下利害：天下可以用暴力得到，但也可以被暴力所夺去。他说：

辗转思之，不释于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补：不能普利，且图少济。设为说之之言曰：“君之贵，非君赐乎？”必曰“然”。“君

之用，非出于民力乎”？必曰“然”。“吾愿君之有以报君赐而勿忘民力也。”（同上“柅政”）

他对天子保留了请愿方式，而对于继承君位的“太子”，则规定得一点自由也没有。他在“太子”篇中，数了若干严加教育的方法，而归结于“教太子有过必挞”，把一个太子连接着这样也挞，那样也挞，挞成一个听命于民心的好人。

唐甄所以有这样的批判思想，因为他已经蕴育出近代的民主思想，他的政治论点，即从人民为国家的基础而出发。他说：

为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则见以为固边疆，政在食则见以为充府库，政在度则见以为尊朝廷，政在赏罚则见以为叙官职。四政之立，盖非所见，见止于斯。虽善为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叙， 政日以坏，势日以削，国随以亡。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君之于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请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则心岂得安？身无疾则心岂复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茅舍无恙，然后宝位可居；蓑笠无失，然后衮冕可服；豆藿无缺，然后天禄可享。（同上“明鉴”）

唐甄批评了封建官僚制度，显示出信仰人民的言论。他说：

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 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与言治也。以诏令之尊威，上驰于下，下复于上， 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内矣。人见其遍于海内，吾见其未尝出于门庭也。盖遍于海内者其文也，未尝出于门庭者其实也，虽有仁政，百姓耳闻之而未尝身受之⋯⋯。君臣上下，隔绝不通，⋯⋯其何所藉以达于天下乎？（“柅政”）

唐甄更有“六善”篇，其中一项为“从人”，主张思想言论自由与大多数的福利，这正是市民阶级的要求。他说：

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邑有一郡一邑之智， 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即人之所好，我有恶不即人之所恶，众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谋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达？

唐甄虽然痛骂君主制度，但没有明白主张君主制度之应革除，似又有虚君立宪的萌芽思想。故他对于宰相六卿之职，反认为是比君主更重要的。他说：

古之为国者，得一贤相，必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盖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也。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田赋不患不治⋯⋯。（同上“任相”）

一曰专：⋯⋯六卿⋯⋯各专其职，⋯⋯守官既专，其虑益熟， 其学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虚：⋯⋯毋作聪明以自用，毋作好恶以遵法，姆拒忠言以闻过。⋯⋯三曰亲：⋯⋯四曰敬：⋯⋯六卿待以师宾之礼，不敢烦责。（“潜书”“善任”）

上面所述的，都是关关于他的政治方面的理论。下面，我们再看他的经济方面的理论。简略讲来，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对旧现实的批判集中于封建的超经济剥削。他所理想的新社会有城市平民反对派的“国民之富”的因素，

他的术语是“富民”。他说：

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圣人以百姓为子孙，以四海为府库，无有窃其宝而攘其命者，⋯⋯反其道者， 输于幸臣之家，藏于巨室之窟，⋯⋯此穷富之源，治乱之分也。⋯⋯ 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岁月不计而自足，贫富不谋而相资。⋯⋯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财不可胜用矣。⋯⋯不扰民者，植技者也，生不已也；虐取于民者，拔枝者也，绝其生也。虐取者谁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贪。⋯⋯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所获既多，则有陵己者负箧而去，⋯⋯转亡转取，如填壑谷，不可满也。⋯⋯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以数十年以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人君能伦， 则百官化之，庶民化之，于是官不扰民，民不伤财；人君能俭，则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同上“富民”）

上面一段话中，痛斥超经济的“虐取”，而主张自由放任，所谓“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在别的篇中，他更提出与“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人尽其材，货畅其流”类似的议论。他认为“国民之富”是立国的根本，没有“富民”（即市民阶级）的经济自由，一切经济制度的理想都是空话。故他又说：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民，不在府库。（同上“存言”）

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后世则不然，举良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圮犹昔也。⋯⋯为其廉乎， 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未可以咎为吏者也，⋯⋯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吏以“富民”为务，岂可得乎？⋯⋯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

“富民”思想和黄宗羲的市民思想相似。因为唐甄虽然有重农的思想， 但有时也农贾并提。在货币方面，唐甄对于银的死藏、集中加以攻击，与黄宗羲之说也极相似。他说：

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用足，礼义兴。⋯⋯ 金之富可惠戚友， 五倍之富可惠邻里，十倍之富可惠乡党，百倍之富可惠国邑，天子之富可惠天下。（同上“善施”）

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所以通其市易也。（同上“更币”）

唐甄的政论，不但信仰人民，信仰将来，而且相信自己的理想。他和封建学者对现存世界的否定是相反的，他认为他的主张如实现，黄金时代立刻就到来。他说：

吾之言如食必饱，如衣必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 十年不富，风俗不厚，讼狱不空，灾祲不消，麟凰不至，则日西出而月东生矣。请与子会契而博胜焉可也。（同上“考功”）

唐甄更有一门特别的学识，即深通兵学。在清初学者中专门研究兵法的还不多见，他和王源（昆绳）独能精于此道，他的政治言论和王源的“平书”

有相互发明之处，他的军事理论也和王源的“兵法要略”有相互影响之处。他们都反对宋儒高谈性命而耻言武备，即所谓“揖让而治豺虎，赤心以化蛇豕”（王源“立国论”）。他们不但在原则上重视兵学，而且实际研究兵学。这在当时是一种“异端”。试看唐甄从无神论出发而说明兵学：

方子曰：“人皆疑先生之言兵。”唐子曰：“世之称良将者， 人乎？神乎？”曰：“人也。”“所云大敌者，人乎？鬼乎？”曰： “人也。”唐子曰：”若良将克敌为神之斩鬼，则吾不敢言；若皆人也，何疑于吾言？”（“潜书”“知言”）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是把谈兵和谈神说鬼同样看待的。他从人类的本分内事，反驳不学“军旅之事”的传统观念。他以为兵与仁义三者合一，才为全学，可见道德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说：

国多孝子而父死于敌，国多悌弟而兄死于敌，国多忠臣而君死于敌。身为仁人而为不仁者虏，身为义人而为不义者虏。⋯⋯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全学犹鼎也，鼎有三足， 学亦有之，仁一也，义一也，兵一也。⋯⋯不知兵，则仁义无用， 而国因以亡矣。⋯⋯高者讲道，卑者夸文，谓武非我事，蔽一；视良将如天神，非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习为懦懦，⋯⋯无惑乎士之不知兵也！（同上“全学”）

他以为兵事即人事，也就是人的一种学问。儒生谈兵不但不足为怪，而且儒生不知兵反是一种耻辱。他说：

以兵事推之武夫。彼之为人，⋯⋯或起于卒伍，出于盗贼，⋯⋯ 彼鸟知君臣之道，社稷之是计？一旦得志而为将，杀无辜，虏妇女， 掠宝货，纵之则毒人，禁之则拥兵不臣。⋯⋯乃世之论将者，谓戎事尚力，使儒生御敌，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道也。⋯⋯ 所贵乎勇力者，不过使之登城，使之冲阵，使之先犯，使之间出， 是大将之所使，而不可为大将也。⋯⋯“孙子”十三篇智通微妙， 然知除疾而未知养体也。夫为将者，智足于军，未善也，军不可遍也；智足于战，未善也，战不可渎也；智足于破敌，未善也，破一敌又有一敌也。善军者使天下不烦军，善战者使天下不欲战，善破敌者使天下不立敌。⋯⋯兵以力胜，力以谋胜，谋以德胜，非学不可。（同上“全学”）

他从兵学的讨论中把儒生和武夫的区别消除，因此，人性的内容丰富了。他说：

壮者任兵事，巧者察兵势。⋯⋯水火锋弦，谓之兵事，顺时观变，达情度务，谓之兵势。（同上“审知”）

唐甄兵势之学的第一要义，是以军队为人民的军队。他批评“孙子”兵法“知除疾而未知养体”，即根据人民性为军队的灵魂而出发的。这里就具有民主思想了。他说：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杀民；后之用兵者皆以杀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残而反自残，奈何袭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贤主，⋯⋯ 为民父母，⋯⋯不握而提，不怀而抱，痛民之陷于死，兵以生之， 恐民之迫于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药也，所以除疾保生也。汤武之后，⋯⋯惟利天下，利爵土，无救民爱人之意，⋯⋯自二千年以来，时际易命，盗贼杀其半，帝王杀其半，百

姓之死于兵者不可胜道矣！⋯⋯天道好还，不可不信，不可不畏， 杀人之子孙，亦或杀其子孙，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不可以贵免也，不可以力除也。（同上“仁师”）

这种兵学，颇有以战止战的道理，这不是如中占空谈，而是在“帝王皆贼”的命题之下，批判了非正义的战争，并在富民生民的前提之下，主张正义的战争。因此，他提出了军队和政治的关系。他说：

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输粟麦，广樵牧，具楼橹，其费必空； 凡用兵之地，耕废，机废，工废，贾废，市废，其养必竭；凡用兵之地，窜谷翳丛，暴日蒙霜，老羸僵涂，婴孩委莽，其伤必多。奚必刃矢？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潜书”“仁师”）

唐甄按照中国兵法的传统，先讲自治或节度，而后讲制敌。他的自固的兵法有三项，前二项仍重人民性，后一项讲军法。他说：

自固之计有三，地、食、法是也。地者，⋯⋯因势之便而处， 因民之宜而处，因粮之利而处，因故之形而处。⋯⋯民藏不可取， 野积不可掠，富室不可贷。⋯⋯阴戒四境，粟米有入无出，如是则堡屯庐舍皆实，人人各自为守。⋯⋯军中无法，虽勇不齐，其将可禽。⋯⋯不偏于亲，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之官各尽其职，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搆兵，⋯⋯有罪必刑，⋯⋯有功者必尊其爵⋯⋯。（同上“两权”）

唐甄的制敌论，是一种掌握主动的攻势战略的思想，其内容是精彩的。他说：

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有全无半，虽半所以成全。（同上“五形”）

因此，他讲攻势战略，既要乘敌人之不备去闪击，更要按照自己的时计表，把握主动而得机进攻。他说：

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则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 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菲众，人怀乾麲， 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如疾雷，⋯⋯乘其一而九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同上）

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伺射惊隼，伺射突兔，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一日不再，⋯⋯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机者天人之会， 成败之决也。（同上）基于战略的理论，唐甄的战术思想也把善攻精神强调为高于一切。他讲的“自然之班”是这样：

彼以十万之众来，我以十万之众往。众相如也，彼怯我勇，则勇者胜；勇相如也，彼实我诈，则诈者胜；诈相如也，彼诈而我知之，我诈而彼不知，则知者胜，知相如也，彼知而发之疑，我知而发之决，则决者胜；决相如也，彼决而攻不善，我决而攻善，则善者胜。若自料不如，未见可胜，则固守封疆，俟衅而动，此所谓自然之理，而非神也。（同上“全学”）

因此，他又强调奇袭与包抄的战术，他说这是奇智，三奇之最后一项更讲到游击战术在攻势中的辅助作用。他说：

正道之上，我之所往，敌之所来，我之所争，敌之所御，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出所当出，出所不当出；无屯之谷，无候之径，无城之地，可以利趋，能趋之者胜。必攻之地常固，必攻之城常坚，必攻之时常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当攻，攻所不当攻，欲取其东，必击其西，⋯⋯欲取其后，必击其前，⋯⋯能击之者胜。⋯⋯我有此众，敌亦有此众，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 不专主乎一军，正兵之外有兵，无兵之处皆兵，有游兵以扰之，有缀兵以牵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声兵以疑其耳，所以挠其势也， 能挠之者胜。此三奇者必胜之兵也。（同上“五形”）

他又说到军事学中谍报之重要：

谍者，军之耳也，有以谍胜，亦有以谍败。敌有愚将，可事任谍，敌有智将，不可专任谍。我有巧谍，彼乃故表其形，故声其令， 故泄其隐，以诱我。吾闻之善用谍者，用敌人之谍，不可不察也。⋯⋯ 知敌之情者，重险如门庭，不知敌之情者，目前如万里。（“潜书” “五形”）

唐甄的兵学理论，不是纸上谈兵，因为他更重视实际的军事经验。他认为做一个将官就不能像书生那样的高卧独处、自悟性命了事，心须生活于兵士的集体关系之中。他说：

士卒未安不先寝，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食，疾病必视药，赏赐俘财，尽以分赐，日烹牛豕飨众，亲之如此，士卒爱之如父母矣。⋯⋯能死而不可走，然后可使。有如是之众，得从变化从心， 合而不狃，散而不乱，进而不佻，退而不先，隐而不惑，危而不慑， 我可以挠敌，敌不可以挠我，我可以入敌，敌不可以入我。（同上“两权”）

有人问唐甄，请他说一番取胜的计划。他却说，理论尽可讲求，但实际的作战计划则不是唯心论者的先天形式所可拟定的；必须实际亲历，才能制订一个战役计划。他说：

用兵之道，非身在军中，虽上智如隔障别色。⋯⋯身在军中， 百人为耳，千人为目，两敌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隘，熟知地利， 面背应逆，熟知人心，远近离附，熟知援势，巧谍捷候，熟知敌隐， 别道间谷，熟知奇伏，智力等类，熟知将能，信疑爱怨，熟知卒用， 骑步水火，熟知技便，危险尝之，岁月历之，是以谋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锄而衍策，释锄而拜将，今日受命，明日克敌，此文辞之见，优偶之观也。（同上“审知”）

因此，他从客观的具体环境来研究兵学，更指出战争的规律是复杂变化的，而不是一般的了解就可以乱谈的。他说：

善用兵者，⋯⋯即显、即隐，即常、即变，使敌莫知所从，莫知所避，斯为神矣。（同上“五形”）

立谋尚诡，临危尚决，取事尚短，制事尚长，出言戒易，谋功戒贪，图成戒幸。（同上“审知”）

虽然如此，唐甄的军事理论是属于一般战争的规律的研究，还不是革命战争的规律的研究，出而我们应把它当做民主的精华来批判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