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天命论占统治地位的远古时代，地理环境决定论（Determinism，又称决定论）早已埋下了种子，这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所说的“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环境决定论把自然环境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例如， 希波克拉底

（Hippokrates，公元前约 460—前 377 年）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地方》里这样论述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居住在酷热气候里的）人们比北方人活泼和健壮，声音较清明、性格较温和、智慧较敏锐。”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同样具有环境决定论的思想。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环境决定论又进一步发展。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Espritdeslois， 1748）中，强调了地区特征特别是气候对种族生理、心理的影响。他认为“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勇气，居住在炎热气候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

位⋯⋯”。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HenryThomasBuckle，1821—1862）在其《英国文明史》（1857）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环境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气质的影响， 并把个人和民族特征归之于自然环境的效果。该书认为“高大的山脉和广阔的平原（如在印度）使人产生过度的幻想和迷信。”“当自然形态较小而变化较多时（如在希腊），就使人早期发展了理智。”“生活在极北纬度的人民从来不曾有过温带地区居民那样卓著的稳定的事业。”他还论证了气候不仅能激励人或使人衰弱，也对人的工作与能力的坚定性产生影响。他的历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因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

上述这些学者可看作环境决定论的先驱，而公认的环境决定论的倡导者乃是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Ratzel1844—1904）。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大量探讨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其两卷本《人类地理学》（1882— 1892）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l）地球表面居民的分布和集团；（2）作为人类迁移结果的这些分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3）自然环境对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气候对民族特性的影响。他在该书中把人说成是环境的产物，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活动、发展和分布均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

拉采尔还通过一种不恰当的生物学类比，把国家看成是“附着在地球上的一种有机体”，认为国家是地球表面上具有确定组织和生命分布的人类集团。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地球的一部分”。并从这一观念中产生了“生存空间”的概念。认为作为空间有机体的国家总是想要达到它的自然界限。如果没有强大的邻国给以有效的反对，它就要越过这些界限。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集团和社会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向外扩张，直到碰上自然的或人为的障碍为止。拉采尔的这些观点，都是受到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后来又被为法西斯服务的地缘政治学所利用。

应该指出，地缘政治学是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总危机下环境决定论的一个变种，是为帝国主义再分割世界与侵吞弱小民族服务的。这种学说主要偷换了拉采尔关于国家有机体与生存空间的概念，将其由类比转换成实体，再加上德意志民族至上的反动种族主义邪说而形成的。地缘政治学的首倡者应推瑞典政治学家歇伦（R·Kjellen）与英国的麦金德，而后为德国的豪斯霍费所完成。豪氏主张国际关系中的“弱肉强食”规律，为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的侵略野心服务，沦落为世人所不齿的伪科学。

拉采尔的海外女弟子森普尔（EllenChurchillSemple，1863—1932）把决定论的思想传播到美国。她在 1911 年出版的巨著《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表达了拉采尔《人类地理学》第一卷中的观点，认为生活在相同环境下不同种族的民族，如果具有相似或相关的社会、经济或历史的发展，就可以合理地说明这种相似性是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种族造成的。她还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不仅影响当地居民四肢和肌体的发育，而且对他们的性格、思想与宗教信仰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河谷中，它（按指地球）让他接触肥沃的土壤，但单调、平静而按时作息的生活限制了他的思想与雄心，农庄的狭小天地封闭了他的胸襟。在风尘飞扬的高原上，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干燥的荒漠中，人们放牧牛羊，逐水草而居，生活虽然艰苦，却避免了起居单调的折磨；与牛羊为伴时，可以闲情逸致地思索，而天地广阔，生活多样，他的思想博大而单纯；宗教是一神教，上帝只有一个，就象一片无垠的荒沙、

草地一样地独一无二。他反复咀嚼他的这个单一信仰，作为一种空虚的心灵的食粮。他崇拜偶像，在不断的定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广大空间思想，使他远离乡土，在广泛的征服中获得合法的果实”。她甚至说住在驿道上的居民都会成为抢劫过客的强盗，靠盗劫为生。

其后，美国地理学者亨丁顿（EllsworthHuntington，1876—1947）在其

《气候与文明》（1915）一书中，特别强调了气候对人类文明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有所发展，而热带气候单调，居民生活将永远陷于相对贫困。

总之，环境决定论是生产力比较低下，科学不甚发达的条件下的环境观或自然观，反映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畏惧和顺从的态度，和天命论的自然观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