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慈善

杜邦家族历来对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大量的投入。

法国贵族，老皮埃尔·杜邦刚率家人到美国不久，皮埃尔就给老朋友，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紫接着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写了一篇关于国民教育的论文，强调“政府应决定在小学使用什么书”。只有“拥有足够的私人财

产者”，或者，“那些适合条件的”子女才有资格由政府从小学选送到中等学校去，在那里无论在教室里还是在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维持“秩序”。自然，皮埃尔的这种集中化教育的陈腐观点与自由资本主义流行的准则不相吻合，因而未被采纳。

杜邦家族一般是其教育活动局限于特阿华州尤其是在布兰迪瓦因为其工人子弟而设的学校。本世纪 20 年代，另一个皮埃尔·杜邦在主持杜邦公司业务的同时还在特阿华州教育局谋了个职位。他大力设法修改学校规则，削减那些管理基金和选择课本的地方机构权力。接着他要求各地区支持一项旨在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的新的建设规划。皮埃尔·杜邦支付了 400 万美元以

修缮 100 所损坏的学校，他便以“教育界名流”的称号成为轰动全国的人物。

皮埃尔·杜邦先后向特阿华的公立学校资助了 1200 万美元。据 1970 年公布的全国才能测验结果，在学业上，特阿华比较好的学生可列入全国最好的学生。1969 年该州的那些知识出类拔萃的受教育得到了 50 个州中极少数合格人数的最高分，这与他们着重于培养有天资的才智过人的不仅作为专家而且作为企业管理者的方针有密切联系。作为特阿华的经济“支柱”之一，杜邦公司对从本地区劳动阶级和自由职业阶级中补充天然领导者非常感兴趣，因此也促使了他们对本地区教育的极大热情和较大的经济投入。

在特阿华，杜邦家族对特阿华大学和特阿华工学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助

和人力。前者的理事会执行委员会 14 名成员中，有 9 名是杜邦家族成员或杜邦公司经理人员；25 名讲座教授中有 23 名是杜邦财团若干基金会资助的。每年有上百万美元的资助款，后者，特阿华工学院，在杜邦公司的资助下，着重培养青年特阿华人成为该州化学工业白领工作者或者本地警察等。从多方面讲，特阿华工学院是一所杜邦公司的培养基地。正如有一次杜邦公司总经理拉摩恃·杜邦·科普兰在这所大学里的讲话中所说：“我深信，作为一个生产机构，如果你对主顾及他的需要有所了解的话，你就能生产出一种更完美地适合于用户需要的产品。我想，如果你对主顾的了解使得你尊敬他或许甚至喜欢他，那么就会越发激励你去这样做。”于是，杜邦公司以大量的资助换得了公司对合格人才的需要。

然而，杜邦家族对教育的热情与投入，决不局限于特阿年。只不过作为身处特阿华的现实，应有的“主人翁”态度，使他们对本地区给予了情理之中理所当然更多的关注罢了。

杜邦家族很早就对费城的富兰克林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倾注了人力和财力。自 1824 年起一直有杜邦家族成员在这个研究所的管理委员会任职。

他们还对癌症研究倾注了热情，如三巨头之一的伊雷内·杜邦就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癌症研究系提供了资助，虽然后来因某种原因中断了关系，但他随即我到了别的同类的实验室，继续提供资助。

本世纪 60 年代以前，杜邦家族对学校的大部分捐款是赠予个人的。1924 年，科尔曼·杜邦，这位前火药托拉斯的总经理，在纽约银行家俱乐部设午宴招待主融界的巨头们。在招待会上，科尔曼对教育作了一番“讲道”，他说教育是人间的一帖万灵之良药，是互相了解，消除战争的唯一手段。他建议要在世界主要大学问交换论文和学分，以及实行国际奖学金。此论可谓有远见卓识，而后一种建议也是颇有意义的，而科尔曼以所任的银行家委员会副主席和教育家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研究实施他的这个颇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计划，后来的某些实践证明了它的巨大作用。

科尔曼对教育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行动确实有助于教育的发展。

早在 1901 年，科尔曼就向他的母校，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捐赠了 50 万美

元，而该学院与杜邦家族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关系，杜邦家族中有 20 多人在这个学院受过教育，其中包括有名的丈尔弗雷德·杜邦、科尔曼·杜那、皮埃尔·杜邦、拉摩特。杜邦和雷诺兹·杜邦等等。除此之外，杜邦公司的许多产品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由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贝制造的，为杜邦家族提供了大量的红利以报答杜邦家族对他们的支持。而杜邦公司的大部分技术人员是该学院培养出来的，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大体如此。

1920 年，科尔曼又捐赠给马萨诸塞理工学院 100 万美元，作为该院的扩展基金，此赠款占该项基金总额的十分之一。三巨头皮埃尔·杜邦、伊雷内·杜邦、拉摩特·杜邦也提供了巨额赠款。另一位杜邦立下遗嘱赠送给该学院 100 万美元。

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研究所，动用一笔 11 万美元的杜邦家族捐款，建立了一个理查德·C·杜邦纪念室。

社邦家族共向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捐赠 3 千多万美元，但他们得到了足以说明捐赠所值的报偿，其一是家族内部的该学院的毕业生，其二还有包括查尔斯·马可在内的众多参与杜邦公司经营并作出巨大成绩的该学院的毕业生。

另一方面，杜邦家族中尚有几位一直是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公司）董事会的终身成员。

除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特阿华大学、特阿华工学院以外、杜邦家族与别的大学也有诸多联系。

哈佛大学的图书馆 500 万美元募款运动的主持人是老拉摩特·杜邦，也

是小尤金·杜邦遗嘱中的 50 万美元领受者。

杜邦家族成员还担任了以下大学的各类职位且亦有捐赠，这些大学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弗亚尼亚大学、威明顿学院、波士顿惠洛克学院、韦斯利初级大学、斯威特·布赖尔学院、巴克内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菲斯克大学、霍巴特学院、威廉·史密斯学院、德雷克塞尔学院、贝内特学院、汉普顿学院、密执安大学、罗德艾兰大学、华盛顿和、南方大学、威廉和玛丽学院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所有主要大学。

杜邦家族继承了皮埃尔·杜邦开创的良好传统，非常积极地向普通教育捐款，而且他们也积极办教育。

塔希尔学校就可以说是杜邦家族自己的，许多杜邦成员在这里得到了最初的社会和文化知识。他们还协办了著名的圣安普学校。此外，他们向许多私立学校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也向美国经济特权阶层的教育事业赠款。

在积极向教育界捐赠的同时，杜邦家族也踊跃为社会教育出力。

比如他们向特阿华计划生育同盟、世界人口计划生育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组织等机构提供赠款，以帮助他们进行的计划生育教育宣传活动。

慈善事业在杜邦家族的表现里也有一些可资言说之处。

1929 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使美国社会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光，到 1930

年 1 月，失业人数已由崩溃时期的 45 万激增到 400 万以上。到 10 月，失业

人数已高达 500 万。

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家挨饿使人们产生了极度的恐慌，许多人精神失

常、自杀率不断上升。有报道称，有 200 万人变成流浪者沿铁路线谋生。面对这种情况，富庶的杜邦家族虽也力不从心，但对胡佛总统的领导能

力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们以贷款的形式给公司职工以一些必要的帮助。在佛罗里达，虽然艾尔弗雷德一直认为应该用公共税金款作为经费进行救济，但在行动中，他却动用了私人资金开展救济，每天早上，他派出一长串卡车到杰克逊维尔招募失业的黑人、白人，送他们去看管公司和其他公共场所。艾尔弗雷德每天付给他们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

作为特殊时期的举措，赢得了舆论的普遍好评。

艾尔弗雷德的妻子杰西，鲍尔以佛罗里达州最大的慈善家之名声响遍全美。仅捐给尼莫尔基金会用来接济残疾儿童和老人的款项就达近千万美元。当她去世时，佛罗里达州最繁忙的杰克逊尔港下半旗致哀，几十位政界和金融界人士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杜邦家族建立了 35 个为公众服务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拥有近 4 亿美

元的资产。其中最为著名的朗伍德基金会以 25000 万美元地财产，列入全美国最大的基金会行列。

杜邦家族把基金会集中于本族人手中，但并没有强制施行自己的准则。所有这一切都为杜邦家族的形象带来了好处。

事实上，资助教育和捐赠慈善事业以及关心社会事务，也是一项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措施。其一表现为以大量的“闲散”资金进行公益事业，树立了家族良好的社会形象，间接起到了对公司的宣传，对产品的广告作用；其二表现为此举为一种颇具效益的隐形投资，特别是通过对各大学的资助，达到人才、技术的收获或人才、知识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