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邦与中国

火药，作为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它的故乡却除了婚丧嫁娶、祭神送鬼的用途外，别无多少长处。而在一个历史极短的国家，却成全了一个家族的“宫贵梦”。由火药起步，杜邦家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工工业“帝国”，并进而成为集工业制造与金融于一体的超级富豪家族，如今杜邦产品遍及世界。各地的市场，用户极其广泛。而且，某子公司和制造厂家也散布于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亚大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杜邦也加强了与该地区的合作，积极开拓市场。自 1961 年在日本设立第一个立足点，现在业务已遍及香港、台湾、中国、韩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立、泰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杜邦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可以上溯到 1857 年 7 月，不过这次来往与杜邦公司无关，而是一位家族成员当时的美国海军上校，后来的海军少将塞缨尔·F·杜邦，奉公指挥那时美国海军中最好的舰艇之一“明尼苏达号”前来中国执行一项当时最为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加大对华贸易的力度。

当时的中国已于 1842 年在欧洲列强的进攻下，被迫将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大商埠向欧洲列强开放，以及通商，而香港则归伦敦证券交易所。

1856 年和 1857 年，广州人民进行反抗，烧毁了外国工厂，英国为了获得更多的贸易特权，以此为借口，立即重新发动战争。沙俄和法国趁机参战， 要求修订条约，贪图更多的利益。出于种种原因，沙俄和法国两国邀请美国作为签订条约的强国一起参加，从而导致了这次出使。然而美国想在欧洲列强进攻和中国的抵抗中保持一种中立态度，以便与中国政府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才能获得比参战所得到的更大的贸易利润。为此，塞缨尔·F·杜邦在中国呆了近 5 个月的时间。

这当然不足以说明杜邦家族与中国的什么关系，而且也是作为列强的军舰停泊游弋在中国的海面甚至进入长江，无论是否参战，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而杜邦家族第一次与中国的联系，与其业务无关。

杜邦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往来，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杜邦公司的火药那时开始源运往这个发明火药的国度。1925 年包括东北的张作霖和南京国民政府均有订货。而在上海已设有杜邦公司办事处，上海杜邦染料公司

办事处等。在 1934 年晚些时候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还指控杜邦公司在中国和波兰“行贿”，这自然是不了了之的一件事。后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杜邦公司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往来中断了，自然台湾、香港不在内。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子加快，中国已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财团有了密切的贸易交往。杜邦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自然不会对中国广阔的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熟视无睹，在已有交往基础上，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8 年注册成立，被称为杜邦在中国业务及投资的旗舰。

杜邦在中国的业务是以香港为基地，辐射全中国各主要城市，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设立有办事处及销售服务机构，形成香港、大陆、台湾联系一起的大中国业务网络。

在中国市场，杜邦主要销售 60 多种产品，从农药到衣服纤维、汽车配件到家庭生活用品。杜邦还通过技术转让，助长中国工业的发展。目前，杜邦公司已在中国多处投资建立生产工厂、包括深圳、东芜及上海浦东，尚在探讨的项目有 20 多个。

而且，杜邦在中国也保持了家族传统，大力资助科学研究，资助了 12

个科研单位超过 30 个项目的研究工作。

杜邦公司在中国还非常重视宣传广告工作，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覆盖面非常广、影响力很大的《读者》杂志封底，连续作了一种非常深入人心的形象广告外，还每月出一期《杜邦大中国通讯》中文版，发给杜邦公司中国雇员并赠送给有关人士和机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杜邦公司与中国的交往也将更加密切、范围也将进一步扩大。而且可以预料，这种交往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现在的中国的市场为主的形式发展到更多的互利互惠往来，互为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