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东南亚与南亚的伊斯兰教1.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

20 世纪初，印尼一批伊斯兰教民族主义者和一批伊斯兰教学者逐渐形成了一个主张革新的“新派”，并成立了三个革新组织。其中一个是“伊斯兰教商人联合会”，是 1911 年由印尼的花裙商哈只·沙曼胡迪在梭罗成立的，并在各地成立分会。1912 年，该会改名为“伊斯兰教联盟”，负责人为泗水人哈·乌·赛·佐克罗阿米托（1882—1934）。该联盟的宗旨是，救助贫困盟员，维护盟员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发展民族资本，捍卫伊斯兰教的纯洁性。1912 年以后，“联盟”迅速发展，1913 年盟员达 8 万人之多。1918 年 9 月， “联盟”在泗水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荷兰政府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保卫者和支柱，并号召与之进行斗争。这标志着“联盟”政策的一大转变。1919 年，“联盟”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00 多万成员的群众性的人民团体。同年 12 月，“联盟”与印尼共产党共同成立“印度尼西亚工会联合会”，

并在各地设立了 22 个分会，会员达到 7 万多人，到 1921 年 3 月，“联盟”

在日惹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它已是一个拥有 250 万盟员的团体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尼这三个革新派穆斯林社团，尽管曾多次组织群众同荷兰殖民者作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由于政治主张不同，思想倾向各异，内部不团结，缺乏坚强的领导和目标，最终都衰落了，有的转入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7 年以后，在苏加诺（1901—1970）的倡导下，印尼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荷兰殖民者采取最严励的镇压手段对付印尼人民的反抗。因此，同荷兰殖民当局合作以求进步的任何希望彻底被粉碎了，以致反抗荷兰殖民者成为将来唯一可能的策略。当时，印尼各社会团体都把争取国家自治和独立当作政治努力的首要目标，从而民族主义思想在当时印尼思想意识中占了首位，并拒绝了城市伊斯兰教领导者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改良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后来成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的苏加诺担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重任。

苏加诺出身于爪哇的一个教师家庭。早年在他父亲的学校里完成学业之后，被送到泗水欧洲高级中学学习。在泗水，他结识了许多早期的政治领导人，接受了东印度党的思想影响，逐渐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苏加诺认为，为了独立事业，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应该团结起来，但前两者应从属于第三者。民族主义应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主体思想。1927 年7 月 4 日，苏加诺与万隆的“学习俱乐部”联合创建了一个新党—“印度尼西亚民族联盟”，苏加诺任主席。1928 年改名为“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该党目标是通过不合作方式和群众组织，争取实现印尼的独立。1929 年，印尼几个组织，包括民族党、伊斯兰教联盟党、至善社、泗水学习俱乐部、爪哇的地方组织以及基督教组织联合成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协议会”。这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以全印尼民族主义作为共同的思想标准。“协议会”要求印尼各政党、各派别、各团体捐弃分歧，以共同的民族利益为重。

然而，在这“协议会”中仍然存在着目的、思想意识和个性方面的分歧。1930 年，以城市商人为主体的伊斯兰教联盟党要求承认伊斯兰教在印尼的特殊地位，声称唯有伊斯兰教才能成为印尼国民性的基础，最终要在印尼建立

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主张遭到其他政党和组织的拒绝。而“世俗”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却羡慕地注视着在埃及、波斯、伊拉克，特别是土耳其等地，在现代主义的名义下宗教与政府相分离。但这一主张也遭到伊斯兰教联盟党的强烈反对。因此，伊斯兰教联盟党退出了这一联合阵线。这样，印尼的伊斯兰教组织和政党并没有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联合起来。

1930 年，荷兰当局逮捕了苏加诺和其他领导人，从而使印度尼西亚民族党陷于瘫痪状态，并中止了活动，由新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党取而代之，但力量已相当薄弱了。1931 年 12 月，苏加诺获释后，于 1932 年 8 月加入印度尼

西亚党。与此同时，在荷兰居住了 11 年后回国的哈达接管了由沙里尔于 1931 年创建的印度尼西亚国民教育党（亦称新印度尼西亚民族党）的领导权。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开始了分裂。随着 1933 年、1934 年苏加诺、哈达、沙里尔及其他领导人相继被捕，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走向衰落。直到 1942

年 7 月，苏加诺、哈达和沙里尔在雅加达再度联合，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最后努力。

1942 年 3 月至 1945 年 8 月，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称之为日本统治时期。日本占领了整个南洋群岛后，为了巩固其统治，扩大其在整个亚洲的侵略，除了把印尼经济加以改造和改变方向，以适应日本侵略战争和控制东亚、东南亚经济的需要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策略重点是清除西方对印尼的影响，以便把当地人动员起来，维护日本人的统治。当时，印尼全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穆斯林群众对多年来统治他们的荷兰殖民者非常痛恨，纷纷举行起义或暴动。因此，一些伊斯兰教上层领导人企图采取“以日制荷”的策略，同日本人接触，以期得到他们支持。如 1939 年，亚齐伊斯兰教领袖（乌里玛）们在穆罕默德·达乌德·贝鲁的领导下，组织了全亚齐伊斯兰学者联合会，以保卫伊斯兰教和鼓励伊斯兰教学校现代化。联合会与日本人接触，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就在日本人在该地区登陆前三个星期，即 1942 年 2 月 9 日，亚齐乌里玛开始发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行动。而日本侵略者也想把印尼的伊斯兰教势力作为一支可借用的力量加以拉拢和利用。1842 年 3 月，日军在爪哇宣布禁止一切政治活动，解散一切现存的政治组织的社团，建立宗教事务部，任命伊斯兰教联盟党领袖佐克罗阿米诺托的弟弟阿比库斯诺·佐克罗苏约梭为印尼伊斯兰教的代言人。1942 年 4 月，日本侵略军在爪哇试图发起一个称之为“三亚”的运动，即所谓日本是亚洲的领袖、保卫者和光明，但遭到印尼人民的抵制，没有达到目的。不久，日本军事当局对阿比库斯诺的伊斯兰教联盟党开始不信任，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两个伊斯兰教组织——穆罕默德协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日本人认为，城市伊斯兰教领导人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情绪浓厚，而后两个组织主要在较小的市镇和乡村，偏重于学校和福利活动，又无明确的政治要求，能够成为他们动员群众的一条新的途径。1942 年末，雅加达宗务部首脑堀江长藏大佐四处活动，拉拢乡村的伊斯兰教师（奇阿依），并将各地的伊斯兰教师集中到雅加达进行短期培训，到 1945 年 5

月，大约有 1000 多名农村伊斯兰教师（奇阿依）进行过培训。1943 年 10 月，日军当局为了更好地控制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把原来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大会强行解散，代之以马斯友美党（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宣教大会），并把领导权交给了穆罕默德协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该党首脑为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创建人哈希姆·阿夏里。此人年老体弱，因此该党实际领导人是他的儿子阿依·哈只·瓦希德·哈希姆（1913—1953）。1943 年以后，随着日军

在各个战场的败退，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尽管日军当局还死死地控制着印度尼西亚农村的伊斯兰教，在爪哇全岛设立许多伊斯兰教事务部的分支机构，但印尼农民在当地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奇阿依及其学生们的领导下，纷纷起义和暴动。在城市，特别在雅加达和万隆，受过教育的青年学生们开始建立自己的地下网，并拟订胜利时夺取民族独立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局的宗教政策宣告失败。印尼的伊斯兰教组织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英勇奋战，有的组织和领导当地农民进行抗捐运动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有的直接拿起武器，参加到反抗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游击队行列中。印尼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人，如阿比库斯诺·佐克罗苏约梭，瓦希德·哈希姆等与苏加诺、哈达等人一起，为建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作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