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及澳洲的天主教

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在 20 世纪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2 年宗座派驻华代表；中国天主教会中华籍教士与洋教士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中国教会管理权逐渐转交华籍教士；法国对中国教会的保教权被废止；长期以来痛苦的礼仪之争有了令人欣慰的结局。1924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主教会议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939 年 12 月 8 日，圣座就中国天主教徒持守中国礼仪事发布新指令。然而抗日战争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1941 年 12 月，有一名主教、一名宗座监牧、55 名神父、70 名修士及 9 名修女遭屠杀。然而信徒人数仍不断增长，1941 年底增长到 3128157 人。1941年 12 月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中国天主教会来说是个转折点。在此之前， 活跃于中国教会的传教士中有五分之三来自海外，其中 85％属于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因而，中国天主教会发展的重任落在了中国教士的身上。尽管有战争的影响，圣座仍着手建立中国天主教会的圣统制。1942 年初，中国天主教会有 88 个宗座代牧区，39 个宗座监牧区。这 39 个宗座监牧区逐步被升格为

宗座代牧区并交由中国籍教士负责。到 1946 年，中国籍主教级教士已达 28

名，其中 21 人是主教，5005 名神父中有 2008 名是中国籍，此外还有 1262

名修士和 6138 名修女。

第一名日本籍主教是由教皇庇护十一世于 1927 年10 月 30 日在罗马祝圣的。自 1932 年起，日本天主教会中关于教会由日本人自己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36 年，圣座向教会日本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5 月 25 日，教皇庇护十一世批准了传信部的有关指示，日本教徒不仅被允许参加爱国的纯民俗的仪式活动，而且有此义务。然而圣座这一态度上的改变并未能阻止随后数年里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教会中掀起强大的排外的日本民族主义运动。1939 年 3 月 25 日的“宗教组织法”毋庸置疑地表明，政府希望彻底控制教会团体而不再承认外国人是日本宗教社团的代表。罗马圣座被迫让日本的外籍主教辞职。日本籍主教掌管教会治理权后制定日本教会的宪章并于 1941 年 5 月获得政府的承认。这一宪章受到罗马方面的严厉斥责。然而当时的传信部部长比昂蒂（1933—1960 年在职）对此表示支持，并希望其他国家的传教会仿效。韩国自 1927 年起有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士，但后来天主教会的韩国化受到

日本侵略的阻碍，因为日本占领者希望由日本人领导韩国教会。

在南亚，印度天主教会也在寻求脱离殖民色彩，力图实现本土化。 1934 年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6 日在越南召开的河内会议改变了法属印度

支那天主教会的发展进程。会议议程包括推行《天主教会法典》、跟上时代发展、向外传教守则、本地与外来教士关系的改善、学习使用当地语言和了解当地文化、教士服饰民族化以及为本地教士接管教会领导权做准备等。第

一位越南主教于 1933 年 6 月接受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祝圣，这是越南教会本地化的第一步。法国殖民当局虽然为这种进程制造种种障碍，但越南教会的本地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菲律宾素有“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之称，早在 1905 年它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位主教，1943 年有了第一位总主教，然而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面临着脱离西班牙殖民教会主宰而实现本土化的问题。

非洲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进程开始得较晚，1928 年在贝宁祝圣了第一位非洲籍神父，而到了 1939 年 10 月 29 日，才有两名非洲人接受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主教祝圣礼。

埃塞俄比亚在塞拉西皇帝（于 1930 年 11 月 2 日登基）统治期间，天主教各修会以各种方式再次进入埃塞俄比亚，并曾经一度赢得了一定的地位。1935 年 10 月，意大利不宣而战，入侵埃塞俄比亚并于 1936 年 5 月占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塞拉西被迫流亡英国。随后，意大利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为“意属东非帝国”，天主教被确立为帝国的官方宗教，非意大利籍的传教士被驱逐出境。1941 年，意大利占领军向埃塞俄比亚抵抗部队和盟军投降，塞拉西于同年 5 月 5 日返回埃塞俄比亚继续执政，天主教会的特权随之被取缔。

本世纪初，大洋洲天主教会的发展是令人注目的。1929 年在澳大利亚举行了一次国际圣体大会。1937 年 9 月 4 日至 12 日在悉尼召开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天主教会第四届理事会年会讨论了《天主教会法典》的贯彻及更加统一规范的牧养传教方法等问题，然而天主教仍不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宗教，1947年澳大利亚天主教徒只占人口的 21％。新西兰天主教在国内的影响不是很大，天主教徒在 1926 年占人口的 12.9％，在新西兰基督教会中列第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