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中国的伊斯兰教

自清末民初以来，受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思想的影响，一批穆斯林学者、经师如王宽、阿卜杜勒·卡迪尔等提倡改革宗教教育，实行“经书两通”、“阿汉兼通”，采用现代教育方式创办了伊斯兰教新式学校，促进了中国穆斯林寺院经堂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这些伊斯兰教新式学校著名的有成达师范（1925 年由马松亭、唐柯三在济南创办，后迁北平）、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1928）、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

（1928）、云南明德中学（1930）和杭州穆兴中学等。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在全国各地回族穆斯林分布较多的地方，兴办的各类普通小学达四五百所，普通中学和师范专科学校也有二三十所。同时在旧式经堂教育中课程设置也在逐步改变，普遍增设汉语文、常识等课。在新疆地区，经堂教育由小型分散的私塾形式，发展到专门的宗教学校（麦德莱赛），在教学形式、讲授内容和管理方式上，颇具该地区的民族特色。

与此同时，中国穆斯林开始派遣留学生到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及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留学，从 1930 年至 1945 年，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接收中国穆斯林留学生，上海伊斯兰师范、昆明明德中学、成达师范及新疆先后派出六届40 余名穆斯林学子。许多人学成归来，成为国内知名的穆斯林学者。

在这一时期，中国穆斯林建立的伊斯兰社会团体和学术文化机构日渐增多，广泛开展了学术活动。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学术团体，如“清真学社”（1917 年北平）、“中国回教学会”（1925 年上海）；第二类为文化团体，如“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4 年上海）、“中国回教俱进会”；第三类为宗教团体，如“中国伊斯兰布道会”（1933 年太原）、“中国回教公会”；第四类为教育团体，如“青海回教教育促进会”（1922 年西宁）、“常德回教教育辅助会”（1920 年湖南常德）；第五类为青年团体，如“中国回教青年学会”等。参加这些团体的除回族穆斯林外，还有少数维吾尔、东乡族穆斯林。他们出版发行书刊，举办现代教育，改革经堂教育，翻译、出版伊斯兰教经籍，向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家派遣留学生，促进同外国穆斯林之间的文化交流，加强了国内穆斯林的团结与交流。

30—40 年代，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并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至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几起侮辱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严重事件。1931 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编的《新亚细亚》杂志登载了诽谤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和穆斯林风俗习惯的文章；1932 年，由国民党要员直接主持的《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侮辱穆斯林的文字；1936 年，《全民报》、《时言报》、《世界晚报》和《公民报》等刊载了侮辱穆斯林妇女及伊斯兰教长的文章《哈密出美女》；1947 年，《北平新报》诋毁伊斯兰教“敬猪为亲”等等。这些事件极大地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引起了各地穆斯林的强烈愤慨，许多伊斯兰教界领袖及社会名人，以当时北平、上海的穆斯林社团为后盾，团结各族广大穆斯林为反对民族压迫，维护穆斯林的正当权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中，回族青年马骏、郭隆真、刘清扬与周恩来等一起领导了天津的斗争。在北京、上海等地，许多穆斯林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济南的回民在马云亭阿訇的带领下砸毁反动派的喉舌《昌言报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中，穆斯林都起了积极、不可磨灭的

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穆斯林纷纷加入了抗敌救国的行列。在 1937 年“七·七事变”中，北平回族穆斯林即组织了“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会”，积极展开对抗日将士的后勤支援。当年冬，时子周、王静斋等在河南郑州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次年在武汉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并在大后方各省、市（县）设立分、支会，高举“兴教建国”的旗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分裂阴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贡献力量。庞士谦、马天英等分别组织了“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和“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向世界揭露日寇的暴行，介绍中国穆斯林的抗战情况。各解放区也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如在冀鲁边区，1940 年初，王连芳等人筹备成立了“回民抗日救国总会”，革命圣地延安也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有效地团结了回族穆斯林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回奸进行斗争。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等穆斯林抗日组织成为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振兴民族和伊斯兰文化，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还在各地创办了许多刊物。继《醒回篇》之后，1925 年，云南创刊了《清真月报》。此后，《伊光》（1927 年天津）、《震宗报》（1927 年北京）、《月华》（1928 年北京）、《清真铎报》（1929 年昆明）、《穆士林》（1930 年香港）、《突厥》（1934 年南京）、《回教青年》（1936 年南京）、《伊理月刊》（1936 年汉口）、《回教大众》（1938 年武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1939 年重庆）、《回教论坛》（1939 年重庆）、《绿旗》（1939 年上海租界）、《回教文化》（1941 年重庆）等先后出版发行。这一时期，穆斯林刊物多达数十种。其中《月华》出版到 1948 年，经时 20 年，《清真铎报》亦坚持时间甚长。这两个刊物影响甚大。

伊斯兰文化学术活动很盛，先后抽译、选译和全译出版了《古兰经》及其他典籍的汉语译本和维吾尔文译本。1919 年，马魁麟、杨德元《宝命真经》选译本刊行；1927 年，李铁铮汉语通译本《可兰经》刊行；1931 年，姬觉弥译《汉译古兰经》刊行；1932—1946 年，王静斋译《古兰经译解》甲、乙、丙三种译本先后刊行；1942 年，李廷相译《天经译解》刊行；次年，刘锦标译《可兰经汉译附传》刊行。大批宗教义理方面的著作刊印出版，教史研究兴起。1927 年，非穆斯林学者阿垣发表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35 年出版了金吉堂著《中国回教史研究》，以后《中国回教史鉴》、《中国回教史》、

《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教史纲要参考资料》等先后刊印。为便于穆斯林购置经书刊物，一些地方建立了经书流通机构，如 1928 年上海创办的中国回教经书局。这些形成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研究的新高潮，涌现了一批对《古兰经》学、圣训学、教法学和伊斯兰哲学研究造诣精湛的学者、经师。其中以王静斋、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杨仲明、虎嵩山、杨明远、马以愚、马良骏、庞士谦、马坚、舍姆斯丁、泰剑立·萨依布等比较有名，他们对近现代中国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伊斯兰教派方面，民国时又一次经历了内部分化时期，从而形成

了现代中国伊斯兰教派派别格局，其内部分为格底木、苏菲主义门宦（包括虎非耶、嘎迪林耶、哲赫林耶、库不林耶）、西道堂、伊赫瓦尼派、赛莱菲耶派以及依禅派。

哲赫林耶：哲赫林耶教派经过马元章、马元超兄弟在甘肃张家川、固原等地多年的苦心经营，恢复、发展和巩固了该派的传统。到 1920 年马元章因地震遇难时，哲赫林耶教派已经走上了继马明心和马化龙之后的第三次全盛

时期。

该派分离为沙沟、北山、南川、板桥和新店子等几个支派门宦。

虎非耶：虎非耶原有的支系 1917 年以后仍然存在的有花寺、毕家场、穆夫提、北庄、胡门、鲜门、通贵、临洮、刘门、小刘门、灵明堂、洪门、崖头、碱沟井、丁门、文泉堂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庄门宦，到 1928 年，因受马仲英发起反对国民军刘郁芬事件的影响，该门宦所倚重的甘州镇守使马璘解甲归田，门宦也因此衰落。其后虽有恢复，宗教活动也开始变得活跃，但门宦内已分为五个支系，各立门户。马一龙创建的灵明堂，到 1925 年他逝世后，其门下分裂为东堂、西堂和中堂。洪门在创始人洪海儒去世后也分为两支。临洮门宦在其第八代教主马成章时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0 年左右，马叶哈雅从崖头门宦中分离出来，创立高赵家门宦。明月堂的创教老人家是马仁甫，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灵明堂，战后到固原三营修建院落，取名“明月堂”，并进行传教活动。40 年代，原临夏格底木派著名阿訇法贞遵循虎非耶学理，不收徒传授教理，也不发展信徒，而坚持自己信教、静修。由于其声望较高，在河湟地区一些信奉他的阿訇、满拉中形成了一个新的门宦——法门门宦。撒拉族人苏哇什于 40 年代接受阿卜杜勒·法塔赫的传教旨意，在青海循化一带传教。信教群众以其传教人的族称而取该派名为撒拉教。

嘎迪林耶：除原有的大拱北、香源堂、韭菜坪、后子河等支系外，还有马德明在宁夏固原创立的齐门门宦，到 20 年代，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承认。

赛莱菲耶派是中国伊斯兰教受沙特阿拉伯瓦哈比派的主张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教派。其意为“尊崇前贤者”。又因该派在礼拜时抬三次手，故又有“三抬”之称。1936 年，甘肃河州伊赫瓦尼派阿訇马得宝（尕白庄）、马尤努斯等人前往麦加朝觐。回国时，带回《光辉的明证》、《伊斯兰之军》和《麦克塔勒海》等宣传瓦哈比派主张的经书，在河州一边研究一边传授，遭到伊赫瓦尼派的反对，次年从中分出另成一派，吸引了一部分信仰者，只是人数不多，直至解放后才有所发展。赛莱菲耶派主张严格按《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行教，恢复伊斯兰教初期的纯洁信仰和本来精神，反对苏菲派的圣徒崇拜、圣墓崇拜等习俗和脱离经典指导的宗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