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19 世纪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上的突出成就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还在 18 世纪中叶，英国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就数以千计。1776 年，被誊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 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创立了第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其后几十年里，大批学者都以斯密的继承者自居，著书立说，解释和发展斯密的学说。其中，大卫·李嘉图（1772—1823 年）和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

—1834 年）是成绩最突出的。这些人的学说被统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

这批学者以科学抽象的方法论证了劳动价值理论。斯密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明确指出了创造交换价值的是社会劳动。李嘉图对斯密的价值学说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发展，精辟地提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原理。

古典经济学家赞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然秩序”，它奠基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因为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将生产的分工与商品的交换调节起来，使人们彼此满足了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的利益。显然，这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调节规律。它不是人为的主观臆造，而是“自然秩序”， 有更大的优越性。正是基于这种理论，他们主张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 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他们要求让“看不见的手”所造成的“自然秩序” 不受干扰地存在，不要用人为的制度去加以控制。政府只需发挥保卫国家的职能，并维持某些公共工程，其余的就该让“看不见的手”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强调完全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 16 至 18 世纪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传统政策。李嘉图还特别批判了农业保护主义，其矛头指向了保护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 分别与工资、利润和地租相联系，这也是一种“自然秩序”。李嘉图对此论证说，地租、工资和利润是成反比例运动的，地租增长就会降低利润，影响资本家积累的积极性，但却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所以，为增长国家财富， 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地主的利益并废除谷物法。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认为， 工人也需要忍受暂时的苦难。

马尔萨斯从人口角度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永远快于生产增长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人口总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等到人口增长到生活资料维持其生存的极限时，就要出现饥荒、瘟疫或战争。所以应该用“堕胎”（包括避孕）、“灾难”和“自我抑制”来控制人口。工人失业和贫困就是人口过多造成的。政府不应再用济贫法去维持人口的增长。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论”有其积极的一面，因为它向人类敲了限制人口增长的警钟。但是他抛开社会制度，从人类作为生物的属性出发，制造了一个抽象的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把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都归因于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掩盖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失业和贫困的真正根源， 公然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由“人口自然规律”所决定的，是永恒不变的，

从而反对社会革命。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

显而易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它是对重商主义理论的否定，而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对重农学派的继承和发展。它还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某些与功利主义学说类似的思想。它和功利主义等社会政治学说一样，都带有工业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特点，因而是 19 世纪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