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

统一运动的政治经济背景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邦联”又复活了，邦联议会虽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但是它却成为反动派压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工具。德意志仍旧是大小邦林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邦君主纷纷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恢复了革命前的专制统治。奥地利皇帝宣布 1849 年宪法作废。在普鲁士，容克贵族仍旧控制政府、军队和法院，恢复了书刊检查制度，并且把学校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次革命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在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有必要在政治上作一些调整，以缓和下面的情绪，因此，国王在 1848 年和

1850 年前后颁布两部宪法，成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下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实行三级选举制①，下院落到大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控制之下。而且，下院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只有表决法案及预算案的权力，而且上院权力很大，如果上院反对，下院所通过的法案都归于无效。国王享有统治国家的“神圣的权利”，他是军队、教会和文官的首脑，他有否决议会立法的绝对权力。内阁大臣向国王负责，他们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因此，在实行宪法后，普鲁士不过是一个用议会装璜起来的专制国家。实行宪法并不能改变普鲁士国家的反动本质。

然而，德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 50—60 年代，全德出现了工业建设的热潮，大规模的工厂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爱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及柏林的波西格机车工厂在 1860 年就已闻名世界了。基础工业，如煤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由于铁路网的扩大而加速。1846 年全德生产煤 320 万吨，到 1860 年增至 1230 万吨，1871 年又上升到 2940 万吨，为法国和比利时产

① 三级选举制：所有选民依纳税多少分为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是第一等级，人数最少；纳税次多者是第二等级，人数较少；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但三个等级选出的代表人数相等。

量之和。全德生产的铁，1850 年为 52.9 万吨，1875 年增至 200 万吨。

这个时期，德意志工业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因为：第一，1848 年革命失败后，解放农奴的过程加速（详情见后），从而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为工业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由劳动力。第二，工业投资增加了，向工业投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本国的合股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德范围内，普鲁士的工业走在最前面，普鲁士的鲁尔、西里西亚及萨尔等地区的工业居全德首位。

普鲁士工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工业生产，它独占了萨尔布鲁坎及西里西亚的煤炭生产，政府成为全德最大的煤炭生产者，由政府向各个工业企业提供燃料，这就加强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第二，普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联。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力图使工业发展为军事服务，普鲁士的铁路网都是按战略上的需要修建的。鲁尔工厂之生产大炮，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农业资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早在 19 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已经对封建农奴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1848 年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850 年 3 月 2 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降低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赎金额，允许农民通过出让部分土地的办法赎免封建义务。普鲁士政府还设立了土地银行，向农民贷款，这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从 1850 年到 1865 年，普鲁士

共有 64 万户农民办理了赎免手续。其他各邦也实行了改革，解放了农奴。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赎金和土

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攫取赎金 10 亿马克，土地 11.3 万摩尔根①。另一方面，千百万农民摆脱了封建依附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就使得许多大地主有可能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力，采用机器生产。

下述情况也促进了普鲁士农业向资本主义过渡：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以及英国废除谷物法后进口粮食的增加，都刺激了国内外市场上的粮价上涨。在粮价上涨的刺激下，愈来愈多的容克地主把封建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有的地主还因地制宜，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少数富有的容克地主甚至投资于铁路建筑和证券交易。

这样，在德意志，在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统一运动的兴起 资本主义愈发展，国家的分裂状态就愈难以令人忍受，资产阶级对此尤感切肤之痛。不同的邦有不同的国籍法，这大大限制了邦与邦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煤铁资源丰富的少数工业中心难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各邦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不同的工商业法律阻碍着商品的流通；由于诸邦林立，缺乏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政权去保护海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家分裂阻碍德意志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海外殖民地。因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统一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当然，资产阶级在要求统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治改革，希望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自由。

广大人民也喁喁然希冀国家早日结束分裂局面，因为分裂不利于经济的

① 1 摩尔根相当于 0.85 公顷或 2.12 英亩。

发展，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小邦林立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各邦之间的相互倾轧更使他们感到痛苦。

对于统一和自由的要求，到 50 年代末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1859 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德意志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争取统一及政治自由的热情在消沉了十年之后重新昂扬起来。人们通过唱歌、射击、民族服装展览和体操表演等娱乐活动来表达内心对于统一及自由的渴望。1859 年 7 月，图林根的民主派和普鲁士的自由派在集会上要求用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代替邦联议会。同年 8 月，一些邦的自由派领袖集会于爱森纳

赫，发表一个呼吁书，号召成立一个政党，为统一而努力。同年 9 月，民族同盟成立，推选汉诺威的自由派领袖鲁道夫·翁·贝尼格森为第一任主席。这是第一个全德性的政治组织，它联合了德意志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参加同盟的，既有北部、中部的著名的政客，也有许多名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赫尔曼·舒尔兹·德利赤、历史学家亨利·翁·特列茨克和约翰·古斯塔夫·德洛伊森等。到 1862 年，同盟盟员已达到 2.5 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部及中部德意志。同盟在大多数邦都建立了组织。同盟的宗旨是支持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

参加同盟的学者们从理论上论证由普鲁士领导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展示了自由发展的历程，这个自由体现在国家及其制度之中，最后将在德意志的统一中得到最圆满的体现。他们相信历史本身就证明普鲁士注定要统治全德意志。德洛伊森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普鲁士，而极端仇视奥地利，并且看不起小邦，认为小邦是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人虽然热烈地歌颂自由，但是又相信只有在一个像普鲁士这样强大的国家里才能实现自由，才能发展有价值的文化生活。有的学者为了统一宁愿牺牲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的口号是：“即使最强硬的普鲁士军事统治，也比小邦林立所造成的悲惨状态更好。”当然，也有一些自由派盟员一方面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另一方面也相信普鲁士在自由派的推动下，会逐渐地变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国家。

这个同盟还有一个思想倾向：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决不耽于幻想。弗洛贝尔在 1859 年写道：“德意志民族已经厌倦于原则和理论、书本上的东西和高尚的理论。它所缺少的是力量、力量、力量，无论谁，只要他给它（指德意志民族——引者）以力量，他就会得到荣誉，这个荣誉比他所能想象到的更多。”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只看到力量的角逐，而且认为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自主的人格。德洛伊森甚至把列强协调的观念看得一文不值，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

“民族同盟”不仅得到学术文化界人士的支持，而且也得到金融家及工业家的赞助，其中有西门子及麦尔（北德意志洛伊德船舶公司的创始人）。德意志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的代表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并不是无缘无

故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他们看来，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它用武力统一德国是游刃有余的。第二，普鲁士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早在 19 世纪 30 年代，普鲁士就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关税同盟”就是在普鲁士的倡导下建立的。第三，普鲁士在镇压 1848 年革命后实行立宪，成立议会，尽管是虚伪的，但是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对它的幻想。第四，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故乡，在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走在最前头，因而普鲁士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间有

很大的号召力。

但是，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德意志也存在反对统一的分裂势力。首先是奥地利的统治阶级。他们希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这个招牌掩盖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他们满足于奥地利在邦联议会中的领导地位（奥地利代表主持这个议会）。他们之所以对德意志统一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奥地利有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统治着匈牙利人、克洛茨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北意大利人。奥地利统治阶级首要的任务是巩固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而不是其他。奥地利不但对统一不感兴趣，而且还反对统一，特别反对由普鲁士领导统一，这是因为这会加强普鲁士而削弱奥地利在中欧的地位。诚然，奥地利在 19 世纪中期也想建立一个经济统一体，曾计划成立中欧关税同盟，包括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广大领土，但是这个计划被普鲁士挫败了。其次是南部、中部各邦的君主也是反对统一的力量。这些邦在普奥两国的斗争中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这些邦的君主之所以反对统一，主要是因为统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统一只能走普鲁士道路 但是，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问题只是在于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这个统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呢？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这个问题取决于当时德意志的力量对比。那时，德意志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希望国家统一的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代表容克阶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按理说，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①直到 19 世纪中期，德国资产阶级才出世，而那时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以战斗姿态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因此，当德意志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②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统一德国的历史任务。

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国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也出世较晚。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国家的统一，但是在组织上还很脆弱，尚未成立自己的政党。所以，无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完成统一大业。

只有普鲁士王朝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因为：

第一，普鲁士王朝所依靠的是一个力量雄厚、生气勃勃的容克阶级。客克地主自从 17 世纪以来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他们不但独占了普鲁士政府、军队中的要职，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财力雄厚的统治阶级，与没落腐朽、暮气沉沉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容克阶级虽然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然而却是一个富于进取的阶级，他们有力量、有能力支持普鲁士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第二，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其现役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一位，每年的军事拨款在预算总额中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有铁的纪律，因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军事统帅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为普鲁土自从 17 世纪以来，就不断靠对外战争扩大疆域。第三，普鲁士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农业，这成为其强大军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9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22 页。

力量的重要源泉。第四，普鲁士有完善的行政系统和教育制度，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的、忠于职守的管理人才。在康德哲学熏陶下，普鲁士官僚都养成一种自觉的工作责任心，这不仅是普鲁士国力强盛的重要根源，而且也为它领导全德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五，容克作为普鲁士的统治阶级素来好战，抱有无止境的领土野心。他们多年来就梦想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而且，容克大部分已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也迫切要求统一以便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因此，德意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只有普鲁士王朝有力量完成统一任务，决定了统一只能走“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的才干和主观努力。

奥托·翁·俾斯麦（1815—1898 年）出身于布兰登堡省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在某一专区公署当过候补官员。公职人员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一年后，他返故里经营地产。他改变旧的经营方式，采用新式农具，雇用无地雇农耕种，还开办砖瓦厂、石灰厂等。他与许多大银行家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进行证券投机。可见，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俾斯麦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敌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1848 年革命期间，他曾劝国王使用武力镇压革命，并在自己庄园内着手组建武装，准备进军柏林“勤王”。因此，他获得了“头号保守派容克”的名声。他全盘继承了容克的专横暴戾的作风，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又洋溢出诗人般的情感；他刚愎自用，喜欢发号施令，但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能装出礼贤下士、谦虚和蔼的样子；他既气度恢宏，又胸襟狭窄。他思维敏捷，能在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把握恰当的时机，采取果断行动。在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的外交代表期间

（1851—1859 年），他不仅熟悉德意志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奥地利有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为了完成统一，就必须打败奥国。1859 年，他得知意大利反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建议政府派兵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驱逐出去，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可惜他的建议未获采纳。

至于俾斯麦的上台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大显身手，则是以一场“宪法纠纷”为序幕的。

宪法纠纷 1858 年，普鲁士国王之弟威廉就任为摄政，①1861 年即位为国王，称威廉一世。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掌权后就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德，因而热衷于军事改革，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他相信，强大的军队不但有助于加强王权，而且也是统一德国的强有力的工具。1859 年，他任命著名的军事家阿尔布雷特·翁·洛恩为陆军部长，并委托他草拟军事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涉及纯技术性的改革，如全军要装备新型武器等，而且也涉及兵制的改革。计划要求把现役年限从 2 年延长到 3 年；把每年征兵数目从 4

万增至 6.3 万人；在战争动员时，把后备军中的年轻士兵征召到正规军中去；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于正规军军官团；要求议会增加拨款，以充军事改革费用。

① 因其兄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严重的精神病，不能理事。

1860 年 2 月，以这个军事改革计划为内容的法案被提交到议会下院。下院中的自由党人本来是拥护普鲁士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所以对于法案中关于增加每年征兵数目一事欣然同意，但是反对把现役年限从 2 年延长到 3 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政府之要求把现役期限增加一年，是想在第三年里向士兵灌输反动的忠君思想及绝对服从的观念。他们特别反对的是对于后备军的变动。后备军保存了 19 世纪初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与正规军不同，后备军的军官都出身于中等阶级。因此，自由党人把后备军看成是人民武装，是有志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看来，现在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到正规军军官团中去，无异于消灭普鲁士军队中所仅有的这块自由的阵地，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改革的前途不利。由于自由党人坚决反对，政府撤回法案。洛恩企图甩开议会，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于是，自由党人让步了，他们在 1860 年 5 月投票赞成拨款 950 万塔勒①，以供军事改革一年之用，同时以政府不执行自由党人所反对的那些改革项目为条件。然而，威廉和洛恩对此不予理会，而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把增补的部队改编成新的军团。政府这一专横无理的作法，虽然引起自由党人的不快，但是到 1861 年，他们又一次投票同意临时拨款，条件是政府必须把现役期限缩短到两年。

自由党领袖的这种妥协态度引起党内左翼分子的不满，后者不仅反对妥协，而且也主张利用讨论军事改革的机会向政府提出议会改革的要求。他们终于在 1861 年脱离自由党，而另外成立“德意志进步党”。参加进步党的多半是大学教授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有二：第一，加速德意志统一的步伐；第二，在普鲁士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实际上，进步党的纲领要求与“民族同盟”是基本一致的。

在 1861 年 12 月的选举中，进步党获得 110 个席位，成为下院中最大的党团。为防止政府不经议会的同意而擅自进行军事改革，进步党人在下院中坚持要求在预算中详细明确地列举经费开支的项目，目的是防止政府把非军事性的经费用于军事改革。这个要求是针对威廉一世和洛恩的，威廉一世在一怒之下，把下院解散了。

但是， 1862 年 5 月举行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得

到 135 个席位，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支持，进步党完全控制了下院。面对进步党的强大力量，洛恩和其他将军们同意把现役年限定为两年，一些进步党人也准备接受。但是，威廉一世很强硬，他反对两年的现役期。在这个情况下，下院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更多的款。双方僵持不下，军事改革面临搁浅的危险。在绝望之余，国王一度甚至打算退位。这时，洛恩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政府可以在不取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他向国王推荐铁腕人物俾斯麦来支撑局面。威廉一世此时也看到只有像俾斯麦这样有魄力、有手腕的人，才能帮他渡过难关，所以同意启用俾斯麦。

1862 年 9 月 20 日，俾斯麦返抵柏林，①两天后就同意就任宰相，因为他

在与威廉一世的晤谈当中，二人的见解不谋而合。俾斯麦上任后不久，在 9

月 29 日的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普鲁士必须保持它的威力，等

① 普法战争前德意志的大银币名。1857 年起规定 1 磅白银铸 30 枚。

① 俾斯麦此前为驻法国大使。

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 1848 年和 1849 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一段话把俾斯麦专横跋扈、崇尚暴力的面孔暴露无遗。不过，俾斯麦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尽管他向威廉一世坚决表示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在他应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外交问题之际，让国内的严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是不明智的。所以，他在上任之初，装出与议会和解的姿态，用好话哄骗进步党领袖。但进步党人拒绝了他伸出的橄榄枝，再一次表示：不经下院的同意，支出军费是不合法的。

于是，俾斯麦在 1862 年 10 月宣布议会休会。从此，开始了无议会的统治，亦即俾斯麦的军事独裁时期。他在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征税，以便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舆论，政府还下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俾斯麦还为他的独裁统治狡辩，他曲解 1850 年宪法说：这部宪法虽然要求政府的预算每年都要由议会通过，但是它对于在预算问题上政府与议会发生争执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他还说，普鲁士不是英国，这里的内阁不向议会负责；在发生宪法上的纠纷时，只有国王有权力决定一切。俾斯麦之所以敢于实行独裁统治，而不把进步党人看在眼里，是因为他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弱点：他们虽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但是他们更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只要普鲁士政府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他们也会甘愿放弃自由的。

面对俾斯麦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进步党一筹莫展。虽然他们也想使用暴力，但是它的领袖们认为，在武装到牙齿的普鲁士军队面前，人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失败之一途。他们组织群众抵制征税的努力也毫无效果。他们也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在工人中间建立教育协会，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工人的社会政治要求。工人曾要求进步党接受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但是却被拒绝了。而且，德意志工人在 60 年代初开始有独立的阶级觉悟，不愿跟进步党人走。1863 年 5 月，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进步党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俾斯麦一意孤行地推行军事改革。

在进步党人没有认识到联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的时候，俾斯麦却认识到了。他在 1863 年 5 月秘密会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到 1864

年 4 月为止，两人经常接触，并且达成协议：拉萨尔保证他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俾斯麦的统一计划，俾斯麦则允诺实行普选制。这样，俾斯麦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勾结在一起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无力和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勾结，使俾斯麦赢得了国内政局的安定，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推行“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

俾斯麦与对奥战争 经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普鲁士的军队成为欧洲大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普鲁士加强军队力量的首要目的是用它去进行反奥战争，但是，在发动对奥战争之前，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突然发生了领土纠纷。

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位于丹麦与易北河之间，都是丹麦国王的私人领地，但是，霍尔斯坦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并且与什列士维格不可分地组成联盟。霍尔斯坦居民大多数为德意志人，丹麦人居少数；什列士维格的居民大多数为丹麦人，德意志人居少数。1863 年底，丹麦国王颁布了

一部新宪法，把什列士维格划入丹麦版图。此举立即引起德意志人的反对，在全德出现了爱国热潮。各地的“民族同盟”和学术团体也行动起来，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向邦联议会写信，要求把两公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联，许多人还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积极准备对丹战争，因为他希望在对丹战争胜利结束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发动对奥战争时有所借口。而且，他也想把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当时奥地利不甘落后，也跃跃欲试地想打一场对丹战争。1864 年 1 月，普奥结成同盟，共同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国王放弃正式合并什列士维格的打算，否则以兵戎相见。丹麦拒绝了。于是在 1864 年 2 月 1 日，普奥军队出动，在两周内就占领了整个什列士维格。同年 7 月，丹麦军队全面崩溃。8 月初，丹麦国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把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割让给普奥两国。8 月 21 日，普奥双方达成“加施泰因协定”：什列士维格归普鲁士管辖，霍尔斯坦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霍尔斯坦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是俾斯麦的诡计，它埋下了后来普奥战争的火种。同时，通过这次战争，俾斯麦还摸清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底细。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为的是在对奥战争中孤立奥地利。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为此他对英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普鲁士的关税。但是，他更重视俄、法两国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得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得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早在 1863 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俾斯麦曾使普鲁士充当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因而得到俄国在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的承诺。

至于法国，俾斯麦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他好虚荣，有领土野心，想靠扩张法国领土来提高自己的声誊，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865 年 10 月，俾斯麦会晤拿破仑三世。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拿破仑三世表示同意普鲁士向奥地利进攻，俾斯麦则暗示不反对法国取得领土“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也确信德意志许多邦会在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小邦的君主害怕德国统一会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小邦的自由派害怕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巴伐利亚及符腾堡的天主教徒会使得这两个邦袒护天主教的奥地利。这样，奥地利的力量就会增强。为了抵消奥地利的力量，俾斯麦在 1866 年 4

月与意大利订立同盟条约，约定如果战争在 3 个月内爆发，普意两国合作，共同进攻奥地利；普鲁士同意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恢复威尼西亚。

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俾斯麦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他还要为对奥战争安排一个安定的后方。1866 年 4 月 9 日，他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提案，要求在普遍、直接选举的基础上选出一个全德议会，以便对邦联进行改革：建立全德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的管理机构；实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业立法等等。这个提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却起了很大的迷惑人心的作用。普选制引起工人阶级对于普鲁士的幻想；改革建议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从而缓和了进步党的不满；而且也安定了不稳的局势。在丹麦战争胜利结束后，德意志许多地区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对普

鲁士强权政治的运动，但是在俾斯麦提出这个提案后，这个运动就平息了。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便借口奥地利对霍尔斯坦管理不善，对奥

地利横加指责。这就激怒了奥地利，双方互不相让，终于导致 1866 年 6 月

14 日战争的爆发。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包括南德诸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普鲁士方面只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普鲁士曾要求萨克森、汉诺威及黑斯—卡塞尔动员参加普鲁士方面作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普鲁士“兴师问罪”，只用 3 天时间就占领了这 3 个邦的领土。7 月 3 日，普奥两军决战于萨多瓦，普军大获全胜。当时，普王威廉一世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强迫奥地利割地赔款以示惩罚。但是，俾斯麦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奥双方于 7 月 20 日达成停战协定。8 月 23 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放弃了对霍尔斯坦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对战败国的这种宽大处理，表现了俾斯麦的恢宏气度和政治灵活性，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道路上的关键性步骤。1867 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宣告成立，它由美因河以北的 19 个邦和 3 个自由市组成，囊括了德意志 2/3 的领土和人口。

同年开始实施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俾斯麦的精心“杰作”，它既保持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统治地位及普鲁士国王在政府中凌驾一切的权力，又处处罩上了民主的外衣。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久主席，他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也有对外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并且以总司令的身份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他向主席负责而不向联邦议会负责。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在全部 43 个代表中，普鲁

士代表占 17 个，而且上院议长由总理兼任，这保证了普鲁士对上院的控制。为了安抚自由派（自由派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拥有很大的势力），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俾斯麦又成立了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的下院。但实际上他对下院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下院所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上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军队编制和军事费用都永远固定下来（称之为“铁的预算”），下院无权过问；下院只能每隔 3 年讨论非军事预算（这只占预算总额的 1％）的分配问题。显然，俾斯麦不想让下院掌握实权，只是利用它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安全阀。他曾私下对人说：他是想用“议会主义去摧毁议会主义”，希望用一个毫无实权的下院的滑稽表演来败坏议会制度的声誉。

但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初步完成，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俾斯麦在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过去反对俾斯麦的进步党现在愿意和俾斯麦和解。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以压倒多数票追认了自 1862 年以来俾斯麦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俾斯麦也不失时机地伸出和解之手，承认议会享有决定预算的权力。“宪法纠纷”至此烟消云散。进步党也发生分裂，其中多数人另

外组成民族自由党，该党成为俾斯麦“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路线的忠实支持者。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二者不可兼得，资产阶级终于舍政治自由而取民族统一，这对德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法战争与统一的完成 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并不意味着统一事业的大功告成，因为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 4 邦仍然

置身于联邦之外。这 4 个邦的君主们害怕加入北德联邦会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民主派不信赖俾斯麦，担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会侵犯人民的权利。然而，俾斯麦对南德诸邦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既没有因为它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它们，也没有强迫它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不久，俾斯麦利用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促使南德诸邦转变了态度。

在普奥战争结束后，法皇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同意他把莱茵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斯—达姆斯塔的部分领土合并于法国，作为对于法国在普奥战争中守中立的报偿。俾斯麦拒绝了，而且立即把拿破仑三世的这个意图通知给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俾斯麦遂与它们缔结了秘密的攻守同盟条约。在这个形势下，只要打一场普法战争，就可以激发南德诸邦的民族感情，就可以推动它们与北德联邦合并。

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南德诸邦与北德并肩作战，符腾堡及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一样，都对德意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而在全德激起了爱国热潮。南德诸邦的分离主义被这个热潮所压倒。1870 年 11

月，代表北德联邦的俾斯麦与南德 4 邦政府之间缔结了联合的条约，南德 4

邦正式与北德联邦合并，成立“德意志帝国”。1871 年 1 月 18 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终于完成。

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此后，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这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为促进统一而推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争政策，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①不自觉地充当了 1848 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②因此，应当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

由于德国的统一是由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的，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容克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些封建残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