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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亚非拉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一、亚洲诸国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大量向中国倾销，这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作物商品化程度加深了，一批商业城市出现了。自然经济的破坏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市场。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一场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也有一定的资本主义因素。它是由封建向资本主义过渡性质的工业。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的产品进入市场，追逐利润，雇佣工人，有劳资关系，对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70 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出现。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商人投资于近代机器工业；一些旧式手工工场、手工作坊采用了外国机器进行生产，使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企业。从 1872 年至 1894 年，资本在 1
万元以上的企业有 54 家，总资本约 480 万元。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缫丝业、轧花业、纺织业、面粉业、印刷业和火柴业等轻工业部门，在重工业方面显得比较薄弱。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 大部分企业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区。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处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既对立又依赖、既矛盾又联系的复杂关系之中。外国侵略者为了保持在华的权益，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采用各种手段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各种特权，在价格、市场、原料等方面千方百计挤垮或吞并中国民间资本企业。中国封建势力又极力阻挠和破坏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他们利用政权的力量，在捐税、厘金等方面对民间企业敲诈勒索。顽固派从根本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禁止开办民间工业。洋务派垄断新式工业，排挤和限制私人工矿企业。因此，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了重重困难，不可能得到正常的发展。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已经无力继续垄断近代新式企业，准许私人投资设厂。据统计，1895—1898 年，民间创办的较大厂矿有 62 家，资本额在 1240 万元以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这是因为：第一， 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和民族工商业者抵制洋商洋厂，纷纷要求“设厂自救”； 第二，在民间资本的发展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刺激下，许多华商“眼红”洋商在中国牟取的暴利，纷纷投资创办新式企业。但是，在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下，民间资本企业仍是一些孤立的岛屿。由于外国资本的排挤和封建势力的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十分艰难。
但是，民族资本所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资本主义列强。
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如前所述（见第五章第四节、二），1883— 1885 年的中法战争，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结局，即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法国侵略势力不仅在越南建立殖民统治，而且渐渐伸入我国西南地区。
19 世纪晚期，中国除了西方列强的威胁外，还面临一个新的威胁——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势力。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就产生了侵略中国的野心，
到 70 年代就把它确定为一个国策。日本统治阶级决定以邻邦中国为牺牲品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1894 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双方先后在黄海海面、辽东半岛、威海卫进行海陆作战。李鸿章全力经营的北洋舰队，终于败于日本海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
1895 年中日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它的主要内容是：
（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实际上就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白银 2 亿两。此外，日本还取得在中国的其他特权。但是后来在俄、法、德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中国需向日本交纳3000 万两白银作为代价。《马关条约》扩大并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从此，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1896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廷应俄国邀请，派李鸿章为
“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祝贺。沙俄借机对李鸿章威逼利诱，于 6 月 3 日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其中规定，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任何口岸；允许俄国修建通过中国黑、吉两省到达海参崴的铁路等等。1898 年，沙俄又强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将整个东北地区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
此后，列强接踵而来。德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并以曹州教案为借口， 于 1898 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将山东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法国、英国因受到俄、德的刺激，也提出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要求。法国在俄国支持下，早在 1895 年就强占了云南边境一些地区，进而迫使清政府增开了口岸，取得在云南、两广优先开矿的权益。1898 年 4 月，法国又逼清政府不得将广东、广西、云南三省让予他国，并取得中国邮政管理，修筑滇越铁路等特权。1899 年 11 月，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规定广州湾（今湛江）及附近海面租借给法国，租期 99 年。从此，云南、两广大部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
英国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威胁香港安全为借口，要求扩展香港界址。1898 年 6 月，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线街以北及其附近岛屿的中国领土，即所谓“新界”，租期 99 年。同时，英国又为了防止俄国南下，于 1898 年 7 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强租了威海卫。1898 年 2 月，英国还要求清政府保证，不得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看到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满足从《马关条约》攫取的特权， 1898 年 4 月，日本向中国提出，福建省内之地，不得割让或租借给他国。清政府很快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将福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与西班牙进行战争，并且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及附近地区，无暇顾及中国。美西战争结束后，1899 年 9 月， 美国立即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美国在华利益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内被排挤出去的危险，而且使美国的触角伸入到别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并享受与各国同等的侵华特权。“门户开放”政策实质上是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妥协方案，反映了列强在政治上共管中国的野心。
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银行，影响并控制了中国的金融
市场。列强还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在华开办各类工矿企业、争夺在中国的铁路投资权。总之，“甲午战争”以后，英、法、俄、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势力范围，标志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也是向瓜分中国迈出的第一步。
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震惊了一批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社会各阶层人士也都从各自的社会地位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救亡图存的方案。此后不久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等， 就是在这种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严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的变法理论与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条件。
“西学东渐”的第二个浪潮 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局面，一度中断的“西学东渐”浪潮再次兴起。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相比，这次来势更为迅猛，“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它包括了西方工业社会的整个文明，既包括科学技艺的物质器用文明，也包括思想意识、政治经济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制度和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文明。
- 世纪 40、50 年代，魏源、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命题，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物质器用方面的反应。从哪里失足，就从哪里起步。面对被西方坚船利炮战败的现实，先进的中国人就致力于获得发展民族的物质力量，以抵御外来的侵略。后来洋务派大官僚们沿此思路，集中发展实业，从军事工业、养兵练兵之道到一般工业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拉开了帷幕。
在这次“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下，洋务派大官僚们一反过去所恪守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冲破了“夷夏之防”和“闭关自守”的观念， 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虽然体现了对中华文化的盲目优越感而未触及文化思想的深层，但毕竟为“西学”在中国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它使中国人切实地看到了另一个陌生世界的文化，并在 19
世纪 60—90 年代进行探索中西文化可能结合的形式。“西学东渐”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某些新鲜东西：在引进技术过程中建立了一批工矿企业，造成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它导致一些社会机构发生变化，如旧式书院逐渐向新式学堂过渡；在汲取声光电化科技中产生了一批科技人员。这些封建文化的“异军”，用以新卫旧的“中体西用”的形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转折。此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的特点，在于它使中国逐渐有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文化。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的严复，代表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议会民主政治。1898 年，他的《天演论》译本用进化论敲响了中国救亡图存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他用卢梭等启蒙学者的“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大胆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否定至高无上的天子的价值， 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他提出了“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的原则，用天赋人权的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应当强调的是，他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新命题， 认为“体”与“用”二者浑为一体，不可分割。“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指出，民主并非西方之体，而是用，自由才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所在。这一命题把先进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准备。
严复还介绍了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并在《救亡决论》中比较了中西文化在世界观、认识论、逻辑方法论和道德等方面的对立。由于以严复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使世界开始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康梁的变法理论 随着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
阶级逐步形成。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因此，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 独立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挽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人；梁启超（1873—1929 年），广东新会人。他们从小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又从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 1885—1898 年间，康有为先后著成《人类公理》（后改名为《大同书》）、
《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广泛吸收并揉和了儒家“大同”、“小康”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基督教的平等、博爱学说以及佛学等各种思想学说，熔铸成他的大同思想。他向人们描绘的是一个在他看来是“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社会”。这个社会实行高度的民主、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高度的社会生产力， 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物质十分丰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虽然他在描述“大同”社会时使用一些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语言，但他所憧憬的理想其实是个资产阶级王国。因为他所谓的“无有阶级”，其实是指废除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他所谓的“人人平等”，仅仅是“无有臣妾奴隶，无有君主统领”意义上的平等，这属于资产阶级的平等概念。他理想中的“大同”之世， 是有国家和政府的，即经他美化了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写道：“凡扫尽阶级而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原来美国成了他的“大同社会”的标本。
《新学伪经考》在卫护孔子的名义下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有力地打击了守旧派“恪守祖训”的思想， 给维新变法在思想上开拓了道路。《孔子改制考》几乎把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平等观念的倡导者，尊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教主。并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即社会历史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打击了泥古不化、万世不变的观点，为维新变法制造了理论根据。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助手，他以犀利流畅的文笔宣传了变法的思想理论。他的变法理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依据，以救亡图存为急务， 以“育人才、开民智、变官制”为核心。梁启超变法思想的一大特点，是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他主张以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君主专制政体，促进社会的进化。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急剧崩溃和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现实的反映，表现出与封建阶级还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初兴的资产阶级面对这种现实而急欲寻求出路。
在从 1888 年到 1898 年的 10 年中，康有为 7 次向清朝皇帝上书，要求变法维新。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力陈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指出变则强，不变则亡；大变则强，小变仍亡的道理，从而逐步坚定了光绪皇帝推行新政的决心。在这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创刊了一些报纸，成立了学会，宣传
变法理论，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君主专制政体进行猛烈攻击，要求仿照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他们倡议民权，争取政治上获得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要求实行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他们学习西方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以此为武器，同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康、梁的变法理论和实践，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远征中，突破了近代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只学西方皮毛，不学其根本的局限，提出了改造国民深层文化土壤的启蒙主张，达到了体制变革的高度，使民主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为以后的民主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更加深重。1901 年 9 月，11 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 列强向中国勒索 4.5 亿两白银，几乎控制了中国的重要税收；派兵驻扎在中国境内的战略要地，控制了京，津地区；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华权益，在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以及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维持了清朝的统治。因此，《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完全确立。
- 世纪初，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推动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系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级基础。1900 年以后，民主革命派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孙中山顺应了时代潮流，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伟大旗帜。
孙中山（1866—1925 年），广东香山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暴行，使孙中山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后，孙中山看到腐败的清王朝已无可挽救，便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894 年 11 月， 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 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孙中山发起在日本东京创立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它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
民族主义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抗满洲贵族的压迫，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但不是种族复仇；第二，国内各民族平等平权，实现“五族共和”；第三，改变中国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状况，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孙中山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是“异种残之，外邦逼之”，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就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清朝，对外既可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 对内又可以实现各族一律平等。因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广泛的号召力。它在动员人民群众与清朝政府作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它的基本内容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权利。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制度，“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有“民主立宪”才是“最为相宜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刻不容
缓。他论证民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说，民族主义是要扫尽“现在的恶劣政治”；民权主义是要彻底挖掘“那恶劣政治的根本”，这两个主义是一个完整体系的两个内容；这两种革命是一次行动的两个方面。孙中山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学说，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实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五权分立”还包括人民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其基本精神是直接民权，其中选举权和创制权体现了人民的主权，罢免权和复决权是人民保留期间的收回权。五权分立和直接民权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精神，闪耀着革命民主主义的光辉，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孙中山没能作出完满的答复。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的主要内容，一是平均地权； 二是节制资本。辛亥革命时期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孙中山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地为少数人垄断、贫富悬殊的状况，为了避免将来发生第二次革命，他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列宁对孙中山这种主张作过评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列宁又指出， 孙中山的主张“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空想。但列宁同时也指出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①因为这是反封建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总之，民生主义的实质是涂上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
三民主义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如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希望帝国主义能够赞助中国革命；民权主义没有提出发动人民群众的具体措施，对封建势力有很大的妥协性；民生主义反对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等等。但是，三民主义是当时亚洲最完整的具有民主思想体系的革命理论，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它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在侵略朝鲜的列强中，日本走在最前面。日本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集团处心积虑地想征服中国，在他们的心目中，为了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朝鲜，用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在明治维新后还不到 10 年，日本就向朝鲜进犯了。
1875 年 5—6 月，日本出动云扬号等三艘军舰，在釜山港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9 月，云扬号逼近江华岛，企图占领草芝镇炮台，被朝鲜海岸炮兵击退。此后，日本便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不断侵扰釜山，并于 1876 年 1 月派舰队侵入江华岛一带，提出侵犯朝鲜主权的要求。2 月，闵氏外戚派在江华府同日本缔结了《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共 20 条，其要点是：开放釜山等通商口岸；在指定港口内设领
① 参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24—428 页。
事馆，赋予日本领事裁判权；日本有权自由测量朝鲜沿海岛屿和绘制海图。条约没有规定朝鲜人民在日本应享受的权利，也没有日本对朝鲜承担的义务。这是朝鲜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7 月，日本又强迫朝鲜缔结《朝日修好条规附录》和《朝日贸易规则》，进而取得了日货免纳关税等特权。1880 年和 1882 年，元山和仁川先后向日本开放，闭关自守局面结束。
通商口岸开放后，封建官僚和地主在源源流入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刺激下，卖官行贿、侈靡风盛，腐败不堪。1882 年 7 月，爆发了反对封建虐政和反对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闵氏外戚派在镇压兵变后，于 8 月同日本又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和《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增加了日本在朝鲜驻军等特权。
继日本之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同朝鲜缔结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封建统治阶级使朝鲜与世隔绝的政策破产了。马克思在 1853 年论及中国问题时指出：“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①在朝鲜壬午兵变前后，也和中国一样，由封闭走向开放， 被卷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封建朝鲜的解体和半殖民地化进程加快了。
面对开港后的危机，吴庆锡、刘鸿基等受到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
《瀛环志略》的影响，主张开化改革；并培养了开化派骨干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开化派深受实学派启蒙，并为资本主义所吸引，但由于对日本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便企图借助日本势力，改革朝政。1882 年 2 月至 1883 年 4 月期间，金玉均三次去日本考察借款。1884 年 10 月，日驻朝公使竹添进一返任。11 月 4 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会见日使馆秘书岛村，请求日本军队帮助政变。日本为扩大对朝侵略，便给以肯定答复。
1884 年（甲申）12 月 4 日，在日本军队支持下，开化派夺取政权，建立了新政府。5 日，以国王谕旨形式颁布新政纲。政纲的要点是：闭止门阀， 以制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事；革改通国地租之法；革罢冗官；革罢庇护官商的惠商局；统一财政管理；削弱王权，改革行政机构。6 日下午，闵妃外戚派依靠清朝军队，打败日军，并于晚上攻下日本使馆。金玉均等人随日本公使逃到仁川，后亡命日本和美国。甲申政变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政府在政变失败后，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赔款的《汉城条约》，又同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两国军队撤出朝鲜。
1884 年 5 月朝俄通商条约签订，朝俄两国在汉城举行关于俄国租借松田湾和派俄军事教官的谈判，使英俄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激化。1885 年 3 月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由于俄国抗议，1887 年 2 月撤离。美国利用英俄矛盾， 插手朝鲜，美国人迈立尔、德尼和李仙德控制了海关和外交。
日本在朝鲜政治上依然处于劣势，闵氏派掌握着实权。但日本在经济上却处于绝对优势。日本对朝鲜的输出，1892 年比 1885 年增加将近 2 倍。日本垄断了朝鲜的海运，它的船只约占朝鲜口岸外国船只总吨位的 80％。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屈服于外国压力，勾结外国势力，对人民加紧盘剥，激起了农民日益频繁的反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 页。
东学教成为农民起义的思想旗帜。它的第一代教主崔济愚于 1860 年创教，宣传东学天道的思想，1864 年被李朝镇压。1892、1893 年，第二代教主崔月海举行了 3 次为教主伸冤的群众运动。“惩办贪官污吏”、“斥倭斥洋” 的口号，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1894 年全琫准（1854—1895 年） 领导古阜农民起义，提出“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5 月 31 日攻下全州，声威大振。到 6 月初，农民起义扩大到朝鲜大半部。
6 月 11 日，全琫准同全罗道观察使谈判，缔结了全州协议 12 条，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自治机构。全州协议后，全罗道各郡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执纲所”。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清朝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派军于 6 月 9 日到达全州。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帮助改革为借口，出兵朝鲜、占领王宫，强迫朝鲜政府宣布同清朝废约。25 日，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舰艇，中日战争爆发。8 月末，清军败退朝鲜。
全琫准于 9 月底在全罗道参礼讨论了“起众击日之事”，号召北上惩倭， 得到了全州、清州等地农民、官吏、军队的响应。10 月 15 日，农民军在忠清南部论山，打败官军。16 日，全琫准在致宣抚使信中，明确宣布起义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惩处朝奸。23 日，5 万多农民军聚集公州地区，同日军和官军激战。11 月 8 日，农民军经敬川分两路进攻。日军从背后炮轰，农民军败退论山。11 月 25 日，全琫准率农民军到达金沟泰仁地区，占领城煌山、问加山，遭到日军和官军两面夹击，农民军从此溃散。全琫准被叛徒告密， 于 12 月 20 日被捕，次年 3 月 17 日在汉城英勇就义。
这次朝鲜农民战争，史称“甲午农民战争”，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论，它是朝鲜旧式农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这次农民战争进一步动摇了朝鲜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提高了朝鲜人民的民族觉悟，在朝鲜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印度的革命运动 在镇压 1857—1859 年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为了巩固在印度的统治，一方面加强了同印度封建主阶级的联盟，改组了英印军队； 另一方面扩大市场，掠夺原料，加紧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加速铁路建设。1860 年印度铁路线为 1300 公里，1870 年为 7700 公里，到 1900 年增至 43100 公里。20 世纪初，英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达 4.5 亿英镑。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在轻纺工业中发展起来。到 70
年代，全国有 61 家印度人经营的棉纺织厂，80 年代增至 156 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无产阶级也发展起来，1894 年产业工人已达 35 万人。
英国的教育造就了一批熟悉西方文化也热心于复兴印度文化的民族主义者。兰姆·摩罕·罗易（1772—1833 年）是最早的民族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博学多才，通晓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1828 年，他在加尔各答创建了以改革印度教及其社会习惯为宗旨的梵社。梵社派为孟加拉失望的知识界提供了精神食粮，但罗易急于建立的普遍性的宗教， 并未成功。他的非宗教性启蒙贡献在于热心于印度的现代化教育事业，反对压迫农民的土地法和抗议对出版事业的限制。他还反对寡妇殉葬，曾著书论证维护妇女的平等地位，成为印度第一个女权运动者。维帷卡南达（1861— 1902 年）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启蒙运动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加深了对印度社会价值的认识。他的名言：“我不相信一个不能拭去寡妇眼泪或带给孤儿食物的宗教”。就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反应。他回国后毫不犹豫地宣称：“我认为忽视人民群众，是最大的民族罪恶，这是我们堕
落的原因之一。”
19 世纪后半期，在孟买出现了印度民族主义启蒙运动的另一派别，即印度国民经济学派。这个学派对英国殖民当局只征收捐税、维持秩序和保护边疆而未增加国民财富、提高人民物质和道德生活水平而从理论上提出了抗议。
“印度复兴之父”马哈捷瓦·戈文达·伦那德（1842—1901 年）是这个学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熟悉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也注意印度的经济问题。他在浦那德干学院的《论印度政治经济学》的讲演，被称为印度经济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不但是系统经济理论家，而且在 1872—
1873 年领导了第一次倡导国货的“自产”运动，1896 年积极赞助在加尔各答第一次举办的“自产”展览会。他还编辑《印度之光》和创办《浦那人民协会季刊》，鼓吹印度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改革与复兴。
达达拜·纳奥罗吉（1825—1917 年）是印度早期启蒙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剥削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印度的贫困和非英国式统治》一书中，指出印度由于英国的变相商业和经济剥削而贫穷了，财富由于英国人垄断而外流是人民困苦的根源。由此出发，他要求降低税收、减少贡赋和行政、军事支出，在政治上加强印度人地位，让更多的印度人参加管理，扩大印度人在立法会议中的名额。他和伦那德一样，也参加了许多实践活动， 早在 50 年代，就建立政治组织。他一生建立了几十个有关社会改革的团体和文化团体。
80 年代，一大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从事律师工作的苏·班纳吉、斐鲁兹沙·梅达等人，从事教师工作的苏任德兰纳特、高卡尔，行政家拉加·马德哈夫·拉奥、杜德，以及新闻记者苏布拉曼尼雅·艾耶尔·高斯等人，都是这批人物中的佼佼者。下面的数字可以证实 80 年代初印度启蒙运
动所达到的水平：当时有 487 种民族主义报刊，大部分是用印度各种文字出版的；其中《甘露市场报》、《印度教徒报》、《论坛报》和《印度镜刊》最为著名。
资产阶级争取改革的启蒙运动的开展，为成立印度民族统一组织奠定了基础。苏·班纳吉在《一个民族在形成中》一书中，提到他办的“印度协会” 可以作为建立“全印运动的中心”的基础，反映了建立全国民族主义组织的趋势。英国激进自由主义者代表休谟，觉察到这种趋势，从维护英国利益出发，得到殖民当局同意，发起了组织印度全国性政治团体的活动。
1885 年 12 月 28 日，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在孟买举行成立大
会。来自印度的 72 个代表中，半数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半数是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在休谟的建议下，班纳吉被选举为主席。要求民族主权和自治是大会的主要议题。大会对英国政府表示忠诚，同时要求改革行政、增加参政院中的民选议员和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国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只限于宣传鼓动、向英国议会呈递请愿书和每年 12 月召开例行年会。第二届年会在加尔各答举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占了上风。在第三届年会上，阿拉哈巴大学毕业生潘迪特·马当·莫罕·马拉维亚崭露头角。早期的国大党领袖在精神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不是自觉的印度传统思想的代表者。但是到了第二代，印度民族主义转入了复兴印度文化运动而不再属于自由主义。孟加位，特别是马哈拉什特是这个印度教传统的中心。不曾屈服的马拉特精神，在学者和思想家马哈迪夫·高文特·拉纳德的
有力鼓舞下，重新恢复起来。不久，这种精神在富有战斗精神的新派领袖包尔·甘加达尔·提拉克（1856—1920 年）身上充分体现出来。
提拉克是一位坚强的正统印度教徒，精通梵文，是著名的学者、政治战略家和组织家。1880 年他创办《狮报》，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罪行，宣传民主主义，反对稳健派元老们的妥协媚英行为，主张同英国殖民当局做一切形式的斗争，包括武装的暴力斗争在内，以实现印度自主。提拉克试图以印度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来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斗争。300 年前马拉特人抗击莫卧儿统治的领袖西瓦吉，是提拉克向人民宣传的民族英雄。他虽不乏民主主义思想， 但注重复活慈祥的智慧神，把民族复兴的基础放在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并且在《薄伽梵歌的秘密》一书中，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提拉克和拉吉巴特·雷易、莫铁拉尔·高斯等人成为国大党“极端派”的著名领袖。
国大党的成立及其早期活动，尤其是以提拉克为代表的“极端派”的活动，把印度的启蒙运动推向了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提拉克作为国大党新一代领袖的特征是强调群众性的革命政治行动，而国大党正是以这个特征迎接 20 世纪初的“亚洲觉醒”时代。
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后，越南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主要抗争的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和爱国“文绅”的勤王运动。
人民的反抗斗争中心在越南北部。越南的农民游击队和中国的黑旗军并肩作战。他们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常常使法军震惊。他们运用游击战术，突然袭击法国占领军，然后又迅速撤回山中。他们熟悉地形，又得到人民的支持，致使法国殖民统治深感不安。在 1897 年以前，法国占领军利用
9 月到次年 5 月的有利季节，对游击队进行定期扫荡。数千名法国士兵在扫荡中死于游击队的枪下和热带疾病。
在农民游击战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领导者。贫农出身的梁文楠，是 1884
—1892 年安世农民起义领袖，他在 1892 年被叛徒害死。黄花探是 1892—1913 年安世农民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他给地主放过牛，当过佃户。法国侵入北圻以后，他加入了游击队。他久经战斗，富于军事指挥和组织才能，而且创造了游击战争的战术。首先，他统一了安世地区的各支游击队，联合了骁勇善战的山区部族。其次，他建立了游击队的根据地。最重要的，是他在 1889 年以后的反扫荡战斗中，采取了“避锐击惰，以逸待劳，临变从容，刻机神速”的游击战术，推广了群众创造的“竹尖陷阱”等方法，取得一连串胜利。1892 年 3 月，他领导的游击队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粉碎了敌人的军事扫荡。
1894 年，游击队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河内和谅山，使敌人的交通运输陷于混
乱。同年 5 月，游击队在友芮战役中，重创法军之后，安然转回根据地。同
年 9 月，游击队截击火车，活捉法国大地主《北圻未来报》主编色斯耐，震动法国。1894 年 10 月，法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游击队签订停战协定，承认鸦南、牧山、安礼、友当归黄花探管辖，法军撤出安世地区，并付款赎回色斯耐等人。黄花探知道法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在法军再次进攻时，运用“彼归则出，彼出则归”的战术，化整为零，进行了两年多的战斗，粉碎了围剿。1897 年 12 月，法国再次同黄花探签订了停战协定。此后，殖民当局施展各
种软硬兼施手段，动用优势兵力，逐渐使游击队处于不利地位。1909 年 10
月的郎山战役中，游击队遭到惨重损失。1913 年 3 月 10 日，黄花探在安世森林中被殖民当局派遣的内奸杀害。
在游击队的活动之外，在越南和柬埔寨都发生过反法起义。但是，规模最大的是越南的勤王运动。法国占领越南后，以咸宜帝为代表的一部分爱国封建主不甘作亡国奴，依靠人民群众同占领者进行了斗争。阮朝大臣尊室说组织了爱国武装力量，1885 年 7 月 5 日夜，突然向顺化的法国占领军发动进攻，包围了军营。法国从海防等地调来援军。起义军同法军进行了两天战斗， 终因组织软弱、计划不周、缺乏坚强领导和装备极差而失败。咸宜帝出走顺化，向全国发出了反法勤王檄文。
顺化起义失败后，封建上层发生了新分裂。一部分人投降了法国。但是， 咸宜帝的号召得到了各地爱国文绅和官吏们的热烈响应，人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从 1885—1896 年间，在北圻的兴安、清化，在中圻的广治、平定， 勤王起义具有全民抗法民族战争的性质。咸宜帝已成为民族独立的象征。
在勤王队伍中，潘廷逢领导的起义军多由农民群众组成，许多将领也都来自下层人民，因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支起义军战斗在河静、义安、广平、清化 4 省的广大地区，坚持时间最久。勤王起义军和农民反法军一样，
凭借山林险要地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同法国占领军战斗了 11 年之久。
北部人民的长期抗战，鼓舞了南圻人民的抗争。西贡市的手工业者、小商贩和郊区农民也发动了反法起义。起义者曾试图占领城市，但在法军的镇压下遭到失败。
此外，在柬埔寨也发生了反法起义。
法国为了破坏勤王起义，殖民当局利用传教士和信仰基督教的越南人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争取民族独立的勤王阵营因此而削弱了。1888 年 11 月， 法国殖民当局在密探的帮助下，探明了咸宜帝的兵营，并拘捕了他，最后放逐到阿尔及利亚。在殖民当局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降下，各地勤王起义先后失败。尊室说逃亡中国。
菲律宾的民族解放运动 1565 年，菲律宾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9 世纪初，随着西班牙势力的衰落，菲律宾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潮流中去。
菲律宾是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东方国家。许多菲律宾知识分子同西班牙文化界有直接联系。何塞·黎萨尔（1861—1896 年）这位在 19 岁时写出著名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的爱国者，就是 1882 年以优异成绩同时获取马德里大学医学和哲学学位的。马塞洛·赫·德尔彼拉尔和洛佩斯·哈恩纳也都同西班牙自由主义者关系密切。这些人在西班牙开展了宣传改革、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1888 年，在西班牙成立了以前大臣、马德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唐·米圭里·摩利塔为领导的“西班牙菲律宾协会”。许多西班牙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议员、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都参加了协会，支持争取民主权利的运动。协会设政治、文学和体育三个部，德尔彼拉尔任政治部部长。协会的宗旨是： 菲律宾人与西班牙人一律平等；出版、结社和言论自由；西班牙议会中须有菲律宾代表；教会菲律宾化；发展菲律宾国内市场。哈恩纳在巴塞罗纳创办
《团结报》，秘密运回国内，以唤起菲律宾的民族意识。
1892 年 6 月 26 日，黎萨尔从香港回到马尼拉。7 月 3 日，建立了联合菲律宾人民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民族组织——“菲律宾联盟”。黎萨尔在他的小说《不许犯我》（1887 年）和《起义者》（1891 年）中，发出了“爱国者的声音”和“复仇和反抗”的呼唤，在菲律宾享有巨大的声望。他规定“联
盟”的任务是统一菲律宾群岛、反对一切暴力和不公正行为、发展教育和工农商业、互助和改革。殖民当局惧怕黎萨尔的影响，在 7 月 6 日即逮捕了他， 不久流放到棉兰老岛。
但是参加“联盟”的另一位爱国者安得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 年） 在几天之后，便建立了“卡蒂普南”（“人民儿女高尚和尊贵的联合会”）。这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它的宗旨是人人一律平等和热爱祖国。直到1895 年，该组织仍是“联盟”的一部分。1895 年底，它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
1896 年拥有会员 3 万人。同年 8 月 24 月，波尼法秀发出起义号召，人民群众热烈响应，起义迅速席卷全国。12 月 30 日，正当独立战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殖民当局以“煽动人民造反”和“组织非法团体”的罪名，处死了黎萨尔。他的诀别诗“方见天际晓，我即与世辞，朦胧夜色尽，光明白日至”， 成为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从吕宋到棉兰老和苏禄群岛，“卡蒂普南”在许多地方夺取了政权。
在独立战争蓬勃发展的时刻，“卡蒂普南”的另一领导者艾米利奥·阿奎那多挑起了分裂。阿奎那多在 1886 年底“卡蒂普南”总部迁到甲米地以后，
纠集地方势力，篡夺了独立战争的领导权。1887 年 5 月 10 日，他捏造罪名， 杀害了波尼法秀。11 月 1 日，他在比阿克纳巴多召开起义队伍代表会议，通过临时宪法，成立新政府，自任总统。12 月 14 日，同殖民当局签订投降条约后，他即逃亡香港。不久，他在香港成立“爱国委员会”。
1898 年 4 月，美国和西班牙战争爆发。5 月，阿奎那多在同美国政府多次密谈之后，乘美舰回国。6 月 12 日，他在甲米地发表独立宣言，成立革命政府。8 月底，革命军占领吕宋岛大部分，并包围马尼拉。9 月，菲律宾议会在马洛洛开幕，次年 1 月，颁布菲律宾共和国宪法。新成立的菲律宾共和国总统为阿奎那多，马比尼为内阁主席。新政府把教团的大地产和其他不动产没收并转归国有，消除了教团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农民的压迫。新政府在外交上抗议美国和西班牙和约中把菲律宾“转让”给美国的条款，要求美国承认菲律宾独立。
1899 年 2 月 4 日，美国总统麦金莱拒绝了菲律宾政府的要求以后，出兵对马尼拉发动突然袭击。3 月 31 日，侵占首都马洛洛。共和国迁都圣费尔南多。菲律宾居民在困难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地抗击美 12.5 万名侵略军。正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紧要关头，政府内发生了分裂。安托尼奥·鲁纳（1868— 1899 年）和马比尼为首的激进派主张坚持抗战，而彼德罗·巴特诺和布恩卡
米为首的投降派则主张妥协。阿奎那多在 5 月 7 日任命后二人分别担任内阁
主席和外交部长，把抗战派马比尼排斥在政府之外，并于 6 月 5 日杀害了鲁纳将军。抗战派力量的削弱，加上美军不断地增援，使抗美斗争连连受挫， 共和国首都五次迁移，巴特诺、阿奎那多等人相继被俘。1902 年 4 月，抗美战争失败，美国最后占领菲律宾。
1902 年美国政府同菲律宾地主资产阶级在“菲律宾法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菲律宾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中在美国人把持的“菲律宾委员会”手中。虽然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但美国国会有权改变、补充和取消立法会议所通过的任何法律。美国总统委任的菲律宾总督对立法会议的决议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最高法院拥有审查、修正、补充、取消菲律宾各级法院的一切判决的全权。美国在菲律宾建立起殖民统治以后，通过掠夺土地、勒索苛捐杂税、强迫种植单一作物、侵占森林资源和垄断贸易等途
径，把菲律宾变为自己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投资范围和各种超经济收入的重要源泉。
菲律宾共和国虽然被颠覆了，菲律宾独立战争尽管失败了，但它毕竟结束了西班牙 300 多年的殖民统治，显示出亚洲各国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共同
趋向，揭开了 20 世纪初被列宁誉为“亚洲觉醒”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
土耳其的改革运动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改革和立宪日益成为“西亚病夫”土耳其发展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特别是 1789 年法国革命对这个伊斯兰帝国在文化思想上影响的结果。法国革命的自由原则，被理解为反对专制政体、反对列强压迫的理论，平等原则被理解为世界各国平等。在伊斯兰教集体基础之上改铸西方的政治等级与组织，构成了土耳其多次改革与立宪运动的基本特征。
当过帝国驻法大使、外交大臣的雷希德，企图用立宪宣言使帝国跻身于自由国家行列，从而不受专制俄国的侵犯和博得英法两国的同情。素丹阿卜杜勒·麦吉特接受了他的建议，于 1839 年 11 月颁布了“花厅御诏”，允许臣民不分民族和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保证他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的安全。根据御诏，第二年颁布了反映法国法律影响的刑法和允许成立欧洲式银行的敕令。1845 年 1 月，素丹颁布了要办好教育的诏书，为建立新式学校开辟了道路。
1856 年 2 月，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素丹颁布了新的改革宪章。宪章重
申 1839 年花厅御诏中的各项原则，并对基督教徒开放学校和行政职务的大门，允许基督教徒服兵役和取消对他们的轻蔑称呼，而且给予他们在省和市镇议会中的代表权。宪章提出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开通运河、发展商务和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利用欧洲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施之于改革事业”。阿利和富阿德取代了长期作为改革派领袖的雷希德，领导了此后 15 年的改革。这两个靠外语知识飞黄腾达的人，先后颁布了土地法、新
刑法、商业法、海上法、省区行政法；特别是 1870—1876 年颁布的新民法， 成为帝国法律制度的基础。
改革表明帝国面临西方挑战的严峻形势。1839 年的花厅御诏是土耳其军队在尼济普惨败之后，正需要用西方援助来对付埃及穆罕默德的挑战时颁布的。1856 年的改革宪章也是紧接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帝国正需要西方支持， 以便取得一项有利的和约时颁布的；而且宪章本身就作为巴黎条约序言一部分。70 年代，帝国沦为列强奴役对象，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尤其是普法战争后，德国取代了法国在土耳其的地位，与俄、英、奥诸国展开角逐。这样，新的改革和立宪运动又提上历史日程。
这次改革和立宪是同新文学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从 19 世纪中期兴起的土耳其新文学运动，其特征是以法兰西文学代替伊朗的经典著作。它的代表人物是伊卜拉欣·邢纳西（1826—1871 年）、齐亚（1825—1880 年）和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 年）。他们被称为文学三杰。他们办报纸、成立奥斯曼教育社、读书社等文化团体，用政论文章、诗歌、戏剧等形式，揭露和批判素丹封建专制制度，传播欧洲资本主义文化，鼓吹改革和立宪。
1865 年 6 月，纳米克·凯末尔在伊斯坦布尔与另外 5 人成立秘密组织。这个组织受到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它根据意大利烧炭党的原则制定了自己的方案。它很快发展 200 多人，大多数是作家、记者、军官、学生， 他们都受过欧洲式教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自称奥斯曼青年党人。被素丹
剥夺了埃及总督继承权的
费萨尔王子，积极参加了奥斯曼青年党人的改革立宪运动。他从
巴黎发出一封用法文写给致素丹的公开信，由于尖锐地揭露帝国严酷的现实并提出实行宪法及其他改革要求，引起了纳米克·凯末尔等人的积极支持。公开信被译为土耳其文，通过《舆论解说报》大量发行。1867 年 2 月， 政府逮捕了奥斯曼青年党的一些领导人，纳米克·凯末尔和齐亚及另外一些领导者逃亡欧洲，在国外进行立宪和改革的宣传活动。
1871 年，马穆德·尼狄姆被任命为宰相。他听从“撒谎之父”俄国大使伊格那切夫的建议，宣布对国外的奥斯曼青年党人实行大赦，目的是把他们置于政治监视之下。奥斯曼青年党人纷纷回国，出版报纸，散发传单，活跃于军人与青年学生之中。1873 年，纳米克·凯末尔的爱国戏剧《祖国或锡利斯特拉》上演。这是歌颂土耳其人抵抗俄国入侵锡利斯特拉要塞保卫战的戏剧，破天荒地宣传了同素丹个人无关的“祖国”的概念。剧本表现了火热的爱国热情，它的演出使首都群情若狂。素丹政府认为是对自己的示威，第二次上演后即下令禁演，纳米克·凯末尔被流放到塞浦路斯，其他人也被迫转入地下。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方面因军费庞大、素丹腐化、大臣贪污成风，人民怨声载道；另一方面因农业歉收，人民生活恶化，再加上存在着民族和宗教矛盾，1875 年波斯尼亚爆发了起义，继而波及保加利亚和欧洲其他各地，1876 年 5 月，萨洛尼卡发生了反法、德事件。同时，伊斯坦布尔 4 万名学生、手工业者、商人和下级官吏，举行了反对素丹专制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素丹被迫接受示威者的要求，撤换宰相尼狄姆和总法典官费赫米的职务。但奥斯曼青年党人并未就此罢休，支持他们的改革派领袖米德哈特利用这个形势，于 5 月 31 日发动政变，另立素丹穆拉德五世。但是，穆拉德五世登基时已经因长期压抑而患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症因受前素丹和内阁会议上的大臣们被杀的刺激而无法理事。宰相拉斯第征得米德哈特同意，于 8 月
31 日废黜穆拉德五世，另立他的弟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为素丹。
12 月 19 日，米德哈特取代拉斯第为宰相，完成了他从 5 月份开始的宪
法起草计划。素丹哈米德二世改动了草案，扩大了素丹的权力，于 12 月 23 日以卡奴尼诏书的名义公布。这个宪法以比利时宪法为基础，吸取了普鲁士1850 年宪法敕令的内容。它规定奥斯曼帝国为君主立宪国家。国会由两院组成，上院议员由素丹委任为终身制议员，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它宣布帝国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土耳其语被定为国语。素丹被赋予专制君主的一切权力：有权任免大臣，握有海陆军最高指挥权、对外宣战和媾和权、召集和解散议会权、宣布戒严和停止民法权。其他有关保护一切得到承认的宗教的自由、一切臣民的人身自由、在法律范围内的新闻自由以及初级义务教育等条款，则反映了一定的民主气息。
米德哈特促成宪法的颁布不仅是为了争取英国的支持，而且也希望奥斯曼青年党人 10 年来的自由主义改革理论得以实现。然而，他没有察觉到利用宪法和奥斯曼青年党人的哈米德二世，对于自由主义或民主是毫不同情的。哈米德二世排斥奥斯曼青年党人的行动，得到了俄国大使伊格那切夫的别有用心的支持。俄国把土耳其的立宪和改革视为它扩张的巨大障碍。哈米德二世终于摊牌了。他放逐了齐亚、纳米克·凯末尔、阿里·苏亚维等奥斯曼青年党领导人。在 1877 年 2 月 5 日，又罢免了米德哈特的宰相职务，并勒令其
离开本国，后来（1883 年）又把他秘密绞死。被砍下来的米德哈特的头颅， 装在精制的匣子里，送给了哈米德二世，上面写着：“象牙。日本工艺的玲珑小品，献给素丹陛下。”
1877 年 3 月 19 日，第一届奥斯曼国会开幕。25 名由素丹指定的上议院
议员和 120 名下议院议员出席了会议。尽管素丹限制了奥斯曼青年党人的投票权，但议会里仍然不时发出了对大臣们滥用职权、接受贿赂的腐败行径的控诉声，而且越来越严厉，越来越具体。本来想给自己装上自由与民主门面的素丹，气急败坏地解散了议会。12 月 13 日，素丹经过策划之后，召开了第二届国会。他正高兴于 1878 年 1 月 31 日对俄战争的结束，希望本届国会为新的国际谈判提供有利条件，可是议员们却不知趣地要求三位被指责的大臣到议会接受质询。2 月 13 日，素丹解散议会，下令议员们返回他们的选区。这两届国会，总共用了 5 个月时间。素丹深知自由和民主使他难以为所欲为，
于是此后 30 年不再召开此种会议。
为了反对素丹解散国会和向俄国投降，奥斯曼青年党人阿里·苏亚维于 5 月领导了护宪和争取独立的起义。许多涌向首都的难民，成为起义的主力。一部分神学院的学生和士兵也参加了起义。起义者包围了前任素丹穆拉德五世的住所，阿里·苏维亚陪着穆拉德五世向起义群众说：“这就是你们的素丹”。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哈米德二世统治的 30 年（1878—1908 年） 被称为“朱隆”（意为专制残暴）时代而列入奥斯曼帝国的史册。但是，素丹的专制统治力量非常虚弱，到 20 世纪初，它终于被来势猛烈的革命所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