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

在 19 世纪最后 30 年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及科学领域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来支配资产阶级思想界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虽然还具有一定的势力，但它们的影响正日渐衰微，逐渐让位给一些新的思想流派。在这些新的思想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唯意志论及以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根据时代的变迁，提出一系列新的国家学说、价值观念及道德准则。虽然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学说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他们的思想都反映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

19 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放慢，在国际竞争中遇到美国和德国的有力挑战，因而从世界工业垄断地位上跌落下来。随着英国的这一变化，英国政治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反映自由资产阶级要求的自由主义学说这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以格林为代表的新唯心主义发展起来。新唯心主义大力强调扩大国家职能的重要性，反对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格林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社会，居于构成这个社会的个人之上，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新唯心主义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加强国家的职能，加强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愿望。

新唯心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其影响日益扩大。与新唯心主义不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向垄断过渡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要求。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出身于一个中学教师家庭，由于幼年体弱多病，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掌握了渊博的知识。1850 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一书，引起英国学术界的瞩目。他积 30 余年的精力，完成了多卷本的《综合哲学》。这部著作不仅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而且也使他一举成为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大思想家。

斯宾塞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及行为准则，从而创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斯宾塞从生物学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而不是像社会契约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许多单个个人的联合体。这个有机体凭借内在的生命，不断沿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向前发展，最终目标是一种理想的静止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社会进化停止了，人便会自动地做他应该做的事，而政府就会变成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失，人将得到最大的幸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这种理想境界只有通过自然选择才能实现，即社会发展的规律同生物进化的规律一样，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他解释说，人们的素质不同，强者富有竞争力，善于适应环境，因而能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和有产者。弱者由于无能及懒惰而丧失竞争力，不能适应环境，只能变成贫穷的劳动者。强者荣华富贵、弱者贫贱枯槁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这是“自然的严厉惩罚”。他所阐明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道德原则。他说：“最大的善就是让社会进步不受阻碍地自由发展下去。”所以他主张，国家的社会政策必须承认和采纳生物学的“普遍真理”，决不能“人为地把那些最不会生活的人保留下来。”他也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反对英国

政府制定“济贫法”。斯宾塞的道德观，正像英国的一位批判者戴·里奇所指出的：“照自然选择来讲，道德无非就是‘一事成则万事成’”。

斯宾塞又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组织的社会。为了确保人类自然选择的顺利进行，政府应保障人们的政治自由。因为在他看来，政治自由能使人们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他提出，“每一个成熟的人自由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如果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这也就是斯宾塞鼓吹的“平等的自由法则”。在他看来，只有当人们在这一法则下充分享有自由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环境的最适应者。他认为这不仅是维持社会进化的手段，也是社会进化的最终目的。斯宾塞从维护个人自由的命题出发，又进一步论证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应该是一种有节制的必需品，其职能就是对外保障其社会成员不受侵略，对内防止其社会成员互相侵犯，执行平等的自由法则。对自然选择的严酷性国家无需干预，否则就是违反正义。他由此认为，包揽一切的国家职能是低级社会的特征，而自由放任、保障个人自由是向高级社会进化的标志。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新唯心主义更适合于资产阶级的需要。因为斯宾塞鼓吹的以自然选择为外衣的自由主义，只能有利于强者，即有利于向垄断阶段过渡的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他们可以自由地垄断生产和市场，自由地控制价格，自由地发展垄断组织而不受国家的干预。按照斯宾塞的学说，百万富翁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吞并中小企业及掠夺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一点也不违反社会的道德准则。所以，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在英美等国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从斯宾塞的社会政治思想中，为自己的垄断行为找到了理论根据。无怪乎美国钢铁业巨头卡内基写道：当他读过斯宾塞的著作后，就好像见到了“无限光明”，“不仅摆脱了神学与超自然的力量，而且还找到了进化的真理。”斯宾塞由此而名噪一时。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缺陷是很明显的。第一，他把自然科学的进化论不加变通地应用于人类社会，未免荒诞无稽了。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迥然不同，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连资产阶级学者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华德曾批评说：不能简单地把生物学的真理搬到社会科学中来，自然界的规律并不就是人类的规律。第二，他把人类社会的未来说成是一种静止状态，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臆测。以这种毫无根据的假说为前提来论证社会进化，是难以站住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不断扩大，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非科学性就更加明显了，到20 世纪初就逐渐衰落下去。

如果说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还能领略到一丝一毫的自由主义说教的话，那么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则只能看到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哲学了。

尼采的唯意志论 弗里德里希·威·尼采（1844—1900 年）是德国思想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他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传教士家庭。1864 年进波恩大学学习神学，不久，改攻古典语言学。1869 年还差一年毕业就被瑞士巴塞尔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古典语言学。1879 年因患精神分裂症辞职，专门从事于写作。他一生出版大量著作，其作品多以文学形式寄寓他的思想。最能反映他哲学和政治思想的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

《善恶的彼岸》等以及死后由其妹伊丽莎白整理出版的《强力意志》。

尼采在青年时代深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影响。阿图尔·叔本华

（1788—1860 年）是唯意志论的创始人，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提出了生命意志说。他认为，“意志就是宇宙人生的本质”。叔本华所说的意志，不是心理学中人为了达到预定目的而自觉努力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盲目的求生存的生命冲动。因为在他看来，意志的基本特点是求生，即维持生存，延续生命，所以他把意志称为“生命意志”。他认为，世界处于一种由意志缘起的互相争斗的悲苦状态。人类意志的本性造成人生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是性恶的动物，是残酷而怯懦的利己主义者。人的盲目的意志具体表现为欲望。欲望得到满足前是痛苦，得到满足后又陷入空虚和烦恼，这也是痛苦。欲望无穷无尽，痛苦也无止无终，人的一生就是在痛苦中挣扎。他认为，人若要摆脱痛苦，根本的途径是否定意志，因此他主张“忘我”。叔本华的人生痛苦论，是受佛教的影响，也反映了遭受封建势力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废情绪。

尼采虽然十分崇拜叔本华，但不满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主义倾向。因为在他看来，生命意志不是盲目的欲求，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所以，他抛弃“生命意志”说，创立了“强力意志”说。但是，他与叔本华一样，也是从生物学角度阐述强力意志是世界本质思想的。他认为，强力意志是生命本能的冲动。在生物界表现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在人类则“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意志到意志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关系。” 他把意志看作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力量。

他提出“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对一切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并展开猛烈的批判，而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基督教道德。他集中火力抨击怜悯和“原罪”说。他认为怜悯压抑活力，阻碍人们奋发。他说：“当我们感到可怜的时候，我们的力量便被剥夺了。”而“原罪”说宣扬人人有罪，使教徒们处于郁闷的负罪感中，变成谦卑、顺从的羊群，从而使生命本能衰落。所以，他称基督教道德为奴隶道德。为了彻底摧毁奴隶道德，他公开宣称：“上帝死了！”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奴隶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传统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推翻上帝，基督教奴隶道德价值才会崩溃，新的道德价值观才会产生。他从否定基督教道德出发，进而否定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他反对民主自由，攻击社会主义思想。他机械地、绝对地否定一切，其性质比被否定的东西更加落后。尼采否定上帝与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否定上帝不同。他是站在利己主义立场上，根据他的生命意志论的要求去否定上帝的。

尼采否定旧道德的同时，积极鼓吹新道德，即所谓自主道德。在他看来，自主道德与奴隶道德贬抑人性相反，而是肯定人生，激励人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但是，尼采又认为旧道德崩溃后不会自然地产生新道德，只有等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超人出现后，才能实现。他认为，一般人都是凡夫俗子，生命本能普遍衰落，仅是“系于动物和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只有超人才能体现强力意志，创造一切。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超人呢？尼采说：“人有高低之分，一个个人可以使千年历史生辉——这就是说，一位充实、丰富、伟大而完全的人，要胜过无数残缺不全的、鸡毛蒜皮的芸芸众生。”尼采又指出，超人不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是当人具备超越的潜能，完全掌握自我，创造自身价值时出现的。古今都有，像古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尼采的所谓超人，实际上就是那种操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残暴的统治者。他主张，超人

为了实现自己的强力意志，可以使用强暴、说谎、诽谤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尼采还提出超人应具备的品格：不畏强暴，不受道德原则的约束，独来独往，傲视一切。超人学说是尼采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与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相比，尼采的超人学说的确具有独创性，但它仍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

尼采的唯意志论赢得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热烈喝彩。这是因为：第一，德意志统一的成功，推动着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到 19 世纪末，民族主义狂热与容克资产阶级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渴求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浓烈的扩张侵略欲望。尼采的思想正好表达和激励了容克资产阶级的这种欲望。第二，尼采的著作充满着格言警句，议论放逸迈俗，大部分作品又是在患精神分裂症之后完成的，态度狂傲，言辞激烈，因而吸引了众多读者。1890 年尼采精神完全失常后，声誉大振。其学说广为传播，成为欧洲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20 世纪 20、30 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崛起后，又把尼采的唯意志论奉为德国的官方理论，作为煽动民族复仇情绪，鼓吹对外侵略的思想武器。其结果为人类带来浩劫，可见尼采思想的流毒之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新流派德国的历史学派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发生的变化更为深刻。许多新流派相继出现，它们标新立异，提出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方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的历史学派和奥国的奥地利学派。

到 19 世纪中叶，在经济学界居支配地位的仍旧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和斯密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他认为，经济自由是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因此主张让资产阶级完全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他强烈反对国家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斯密的这一学说经过李嘉图的阐释及发展，在英法等国广为流行。

德国的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古典学派的理论应用于德国，以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德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这一努力失败了。这是因为德国是后起的国家，它所面对的是经济先进的英法国家，如果采纳古典学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在自由竞争中，德国的经济必然要被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扼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创造了自己的经济理论。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1817—1894 年）。1843 年，罗雪尔出版《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大纲》一书，这部著作被德国经济学界称为历史学派的纲领。1854—1894 年，他出版了 5 卷《国民经济体系》。这部巨著是罗雪尔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初期在德国经济学领域里影响最大的一部书。罗雪尔就在该书的第一卷中建立了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

罗雪尔否认古典学派关于经济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的观点，也反对他们的方法论。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而是“一门论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诸规律的科学，或它的国民经济生活的科学。”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只有密切地结合政治史、法学史、经济学史及文明史，才能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的特点。他说：“只有从历史的类比中获知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线索。”换言之，他根本否认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而把政治经济学仅仅归结为对经济发展过程作经验主义的观察和描述。

所以，他称政治经济学为“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的方法”。

除罗雪尔之外，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还有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

—1878 年）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 年）。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这一目标服务的。他们从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状况出发，竭力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认为国家应当干预经济生活。在经济政策上，他们积极主张德国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反对自由贸易。积极鼓吹用国家的力量促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由于历史学派着重于经济现象，所以他们的经济著作都是大量历史资料和历史文献的堆砌。他们力图通过记述历史现象，追踪经济发展的轨迹，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不容否认，这些著作搜集的丰富资料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由于他们未能科学地分析这些资料，因此不可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罗雪尔就曾经荒谬地认为，在亚当时代就存在资本，原始森林中就有无产者。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阶级关系也出现新的变动。德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继承和阐发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他们更注重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这样，旧历史学派发展为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有古斯塔夫·施莫勒（1838—1917 年）、路德维希·布伦坦诺（1844—1931 年）和阿多夫·瓦格纳（1835—1919 年）。他们针对当时德国严重的劳资关系问题，特别强调了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着伦理道德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及交换不仅是经济范畴，也是道德范畴；经济组织和制度只不过是伦理道德规律所制约的一种秩序。他们甚至认为，工资也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在他们看来，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这样，他们认为，社会经济问题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关系，而是基于道德关系。所以他们提出，劳资关系问题可以根据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标准，通过改良加以解决。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的决定性作用。施莫勒说： “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瓦格纳也认为：国家是集体经济的最高形式。凡是依靠个人达不到的目标，理应由国家承担。但是，他们强调的国家不是具体的资产阶级国家，而是抽象的超阶级的国家。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一种在人们之间比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道义的结合。由于国家拥有这种超越的地位，应该发挥它干涉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主张由国家制定各种社会政策，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并缓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他们的社会政策包括：制定工厂立法，颁布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孤寡救济等法令；实行河流、森林、矿产、铁路及银行等资源和企业的国有化；限制城市土地私有制；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为了实现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新历史学派于 1873 年发起成立“社会政治学会”，通过这个学会，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由于他们大多是教授，经常利用大学讲坛宣传他们的社会经济主张，并给他们的主张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因此他们的学说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 或“国家社会主义”。因为新历史学派的主张中含有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赞成工人成立工会的具体内容，又贴着社会主义的标签，最初曾引起德

国统治阶级的怀疑和反对。但是，德国统治阶级很快认识到新历史学派的学说对巩固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于是转而接受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从 80 年代起付诸实施。俾斯麦就曾亲自对施莫勒说过，他自己实际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只是没有时间从事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而已。

由于新历史学派积极地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并获得容克资产阶级的支持，所以他们的理论在德国经济学界占居支配地位达数十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失败，新历史学派才由盛而衰。但是，他们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在美国演变为制度学派；在德国，则成为纳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

奥地利学派 70 年代初，正当历史学派的学说从德国向外扩散之际，以卡尔·门格尔（1840—1921 年）为首的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起来捍卫古典学派的学说。他们指责历史学派轻蔑地抛弃了古典学派的基本原理，降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他们自诩为古典学派的继承者，反对历史学派用经济史、统计资料及经济政策取代理论经济学，主张建立纯粹的经济学。他们在与历史学派的论战中，形成了独立的奥地利学派，又因为他们先后都在维也纳大学任教，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

奥地利学派反对历史学派的学说是必然的。因为奥地利的情况不同于德国，奥地利是个统一的帝国，国内不存在关税壁垒和市场分散等问题，横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以半封建大地产为主要形式的封建残余。因此，奥地利经济学界易于接受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的思想，排斥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

但是，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古典学派的理论已不能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因为他们侧重于生产，仅强调了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奥地利学派则根据新的经济形势，把重点放在市场方面，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理论是门格尔在其《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的，而在庞巴维克的《资本与资本利息》和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等著作中进一步完善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瑞士的经济学派几乎与奥地利学派同时提出了这一理论。但是，他们的阐述不及奥地利学派完整，其影响也比奥地利学派小得多。

奥地利学派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规律，主张用抽象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概括。但是，他们的方法论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个人的心理动机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起点，认为社会经济生活就是人对物的欲望以及满足这一欲望的活动。他抓住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分析物品的价值以及价值在整个经济活动中转化的全过程。他们认为，物品的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他们所指的效用不是物品本身的客观属性，而是指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人对物品最后亦最小的欲望为边际欲望，物品满足边际欲望的能力就是它的边际效用。他们认为物品价值的高低取决于该物品边际效用的大小。他们还把稀少与效用结合起来，认为边际效用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随着物品数量的减少而上升。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限量提供的水没有什么价值，稀少的钻石则具有很高的价值。稀少和效用成为决定物品价值的前提条件。

奥地利学派之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说明生产、分配及消费领域里的经济现象，并且藉以论证经济生活中价值转移的规律，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欲望和效用都是心理因素，是无法衡量的。他们的谬误在于把人们对

物品的主观评价当作判定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割断了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价值由经济范畴变成心理范畴，也抹煞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尽管奥地利学派一再声称自己是古典学派的继承者，但二者之间存在着

重大的原则区别。古典学派的学说没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并进而揭示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因此它具有科学的性质。奥地利学派则只强调纯理论研究，企图用人与物的关系掩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这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庸俗性。由于奥地利学派不仅公开表明它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而且还以比较通俗的方式阐述其理论，所以他们的学说在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 世纪末前后 40 年中，他们的学说一直支配着奥地利的经济学界，同时也为英美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构成他们的理论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