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资本主义入侵下的亚非拉诸国

一、中国被打开大门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的封建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

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开拓市场、扩大贸易时，这种经济对大工业品不仅无所需求，而且有着本能的顽强的抵抗力。英国运到广州的毛织品、印花布、棉纱销路不畅，连遭亏本，而中国的茶、丝、棉、麻、瓷器、药材等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却为国际市场所需要。加上清王朝的“闭关政策” 的实施，在中外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在 19 世纪前 30 年中，中

国每年的出超额在 200—300 万两以上。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英国迫切要求扩大其统治范围、改变对华贸易的不利状况，把古老的中国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清王朝为防范外国入侵，对外采取了“闭关政策”、并重申“公行制度”和管理外国人的章程。为改变这种状况，英国便以鸦片这种特殊商品，作为侵略中国的主要手段。鸦片涌入，严重毒害中国人民，并引起白银大量外流，清廷财政拮据， 统治危机日益严重，被迫实行禁烟。1839 年 6 月 25 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将

缴获的鸦片 237 万余斤，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向全世界庄严表明中国坚决的禁烟意志和反抗侵略的决心。而英国却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端。英军进犯广东、福建均未得逞，北犯浙江，攻陷定海，继而又北上天津大沽口外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项无理要求。清政府大为惊慌， 道光皇帝从抵抗转向妥协，表示林则徐禁烟“措置失当”，命琦善赴天津大沽口与英方谈判。旋任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继续议和。1841 年 1 月，琦善派人与英方在穿鼻洋谈判，对英方的无理要求未予应允。1 月 26 日，英军强占香港。

琦善的软弱无能，受到了朝野上下的强烈谴责。道光皇帝又倾向主战， 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赴广东，接替琦善指挥战事。英军先发制人，攻陷虎门，提督关天培及将士数百人壮烈战死。奕山到达广州后，对内镇压， 对外妥协，于 5 月 27 日与英方订立《广州和约》，规定清军撤出广州城，缴

赎城费 600 万银元。

8 月 27 日，英国攻陷厦门，进犯定海、镇海和宁波，扩大侵略战争。清

政府改派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应战。1842 年 3 月 10 日，奕经指挥 1.3 万名清军反攻英军失败。从此，清政府不再言战，派耆英、伊里布向英国求和。8 月 29 日，清政府完全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鸦片战争遂告结束。《南京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 它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向英国赔款 2100 万银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上海为通商口岸。1843 年英国又强迫中国与它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于是英国又取得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西方其他列强也趁火打劫。美国胁迫清政府与它订立《望厦条约》，法国与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这些也都是不平等条约。

这样，中国被打开了大门，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等国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扩大商品市场，取得比《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更多更大的特权，便以“修约” 为借口，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父事件”为导火索，对中国发动了战争。因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是它的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年 10 月 8 日，中国广东水师登上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商船亚罗号， 搜捕海盗，逮捕嫌疑犯。英国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其实已过期），并诬称英国国旗被广东水师侮辱，要求广东当局释放人犯，公开赔礼道歉。广东当局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于是，英军悍然进攻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 年 10 月，英法联军正式组成。12 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总督叶名琛被俘，巡抚柏贵投降。英法联军在广州设立“联军委员会”，控制广东地方傀儡政权。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又北上进犯。1858 年 5 月 20 日，联军进攻大沽口，直抵天津城外，并且扬言要攻占北京。清政府在英法联军武力威胁面前屈膝求和，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赴天津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会谈，并相继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迫使中国缴纳赔款，开放新的口岸，让列强享受更多的特权。

但是，英、法侵略者并未善罢干休。1859 年 6 月，英、法、美三国公使率兵舰北上，以武装互换条约来扩大事端，企图勒索更多的侵略特权。他们拒绝从北塘登陆，坚持由设防的大沽溯白河进京。于是，清朝守军与英法联军进行了一昼夜的激战，侵略者遭到惨败而撤走。

清政府准备乘胜求和，而英、法侵略军则扬言进行报复。1860 年 8 月 1 日，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没有遇到清军抵抗，转而进攻大沽。清朝守军奋力抵抗，大沽终于失守。清政府急忙表示与英法联军议和，但遭到联军拒绝。英法联军相继进攻通州、八里桥直逼北京。9 月 22 日，咸丰皇帝逃往承德， 清军继续溃败。10 月 13 日，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此后，圆明园遭到侵略者抢劫并焚毁。

北京沦陷后，清政府更是急于求和。奕在 1860 年 10 月下旬分别与英、法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新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沙俄利用这场战争，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1858 年）、《中俄北京条约》。同月，侵略军撤离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又一次受到严重损害：英占九龙司地方一区；赔偿英法巨额军费； 沙俄割去 40 万平方公里土地；增开口岸、内地游历通商等，使外国侵略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并深入内地；公使驻京，加强了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在外敌打拉结合的侵略政策下，中国封建统治者进而与侵略者勾结，导致中外“合作”新格局的出现。

外国资本的入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深。自《南京条约》签订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就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封建经济在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当中，一步步地败下阵来。

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主要形式是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就在对华倾销商品的同时，外资在华投资设厂也已经开始了。据估计，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总额已达 2—3 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商业和航运业投资。外商为在华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需要一整套庞大的商业机构和航运机构。这些机构，垄断了中国的远洋航运，并逐渐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第二，工矿企业和

铁路投资。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开矿设厂合法化。从 1895 年至

1900 年，列强在华投资在 1 亿两以上，利用资本输出直接压榨和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掠夺中国的自然资源，占据中国的商品市场。列强还纷纷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如英国的京奉、津浦、沪宁铁路，法国的滇越铁路，比利时的京汉铁路，德国的胶济铁路，美国的粤汉铁路，都先后动工兴建。第三，设立银行和向清政府提供政治性贷款。列强在华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有：英国的汇丰银行、惠通银行、中华汇理银行等；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德国的德华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等。其中英国的汇丰银行势力最大。列强还以附加各种政治性要求为条件，向清政府提供贷款，其中只是在 1895—1898 年间，清政府就与俄法订立一次借款合同，借白银 1 亿两；

与英、德订立两次借款合同，分别借白银 1 亿两，总额为 3 亿两，本息高达

7 亿两。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有悠久历史的手工业，特别是手纺业无法同大量输入的物美价廉的西方棉织品竞争。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的敬穆报告说：“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厦门）⋯⋯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上海开港后，洋布倾销， 土布消灭，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县，原来“女布遍于县市”，因洋布“舶至贱售”，因而“女工几停其半”。手工业的破产，影响到社会生活的稳定和经济领域的变化。

对农业经济的冲击，表现在农副产品开始纳入世界市场，农业中的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丝变成了侵略者掠夺的主要对象。鸦片战争前，丝每年出口最多不过 12000 包，而 1847 年增至 22000 多包，1853 年再增至 62000 多包。茶叶不但出口骤增，而且产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如湖南安化原产黑茶，主要运销陕西和甘肃。鸦片战争后，转而为国外生产所需要的红茶。道光末年，湖南平江红茶生产大增，“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外国商人控制着丝茶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把这些农副产品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原料市场。

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意味着传统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把农民同市场联系起来，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成为它的附庸。农民除了受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削外，还要受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商业资本的剥削。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或重新附着在土地上忍受封建剥削，或破产而沦落为通商口岸“猪仔馆”买卖人口的对象。侵略者在上海、厦门、香港等地大量掠夺人口，仅 1852 年上半年，厦门就有 1.5 万人被贩运到海外。

清王朝的屈膝投降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清王朝采取了抵抗政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落后及军事上的废弛，清王朝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的争、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中打了败仗。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妥协退让，以至于走上屈膝投降的道路。

1861 年 8 月，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其子 6 岁的载淳继位。慈禧太

后与取得英国人支持的恭亲王奕暗中结盟，于是年 11 月发动宫廷政变，废除了顾命王大臣们的职务，把实权攫取到自己手中。她还任命奕为议政王大臣，改元为“同治”。这时，清王朝已经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外事务的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奕等人为总理衙门大臣，任命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 管理中国海关总署，不久又任命英人赫德继任此职。各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团，以便就近驾驭清王朝。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携手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和斗争。

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主权大量丧失。尤其是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使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司法行政权遭到破坏，中国任何一项权益的丧失，都不仅仅是对某一个国家丧失的，而是向整个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了大门。5 个通商口岸开放后，外国在华建立租界地， 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为适应外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在通商口岸又造成了一批买办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伸展到北方沿海地区，从中国的沿海地区又伸入到内江内河和内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进一步落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标志着外国侵略的加深。

农村的凋敝 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农业生产服从外国资本主义的需要，封建经济关系和农业生产的变化， 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鸦片战争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封建统治阶级把战争的恶果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巧立名目，除继续搜刮农民难以承受的旧税之外，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新税。地租仍有实物、货币和劳役三种形态，而且地租额都很高。除地租外，还有“小租”、“预租”、“押租”等额外剥削。同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民的榨取也极为残酷。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民谣：“农民背上三把刀，徭役苦，租米重，利钱高。”

土地兼并比鸦片战争以前更为严重。太平天国革命发源地的两广地区， 更是典型。如桂平县金田村有地 750 亩，地主即占去 662 亩。在其他地区， 清政府对农民勒逼强夺，“沿乡苛索，官役分肥，每逢听讼，未看讼纸，先查粮册，有钱曲可为直，无钱是反为非”。曾国藩也承认，“县官竭力以催科”，“力役四出，昼夜追逼，鞭扑满堂，血肉狼藉”，“真有日不聊生之势”。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奉天讨胡檄》中揭露了清王朝的残酷统治，“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广大乡村贫苦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处于饥饿与死亡线上。加上水、旱、蝗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连年战乱的纷扰、纷纷离乡背井的农民变为流民，或流落南洋、北美做苦工，还有一些农民丧失土地，沦为佃农、雇农。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1850 年达到 5 万余箱。白银外流现象日益严重起来，1847—1848 年，每年外流约 1000 万银元。银价因此而继续上涨，战前库平纹银 1 两折合制钱 1600 文，而 1850

年竟至 2200 文以上。农民和手工业者缴纳赋税时，需要以钱折银。因而殖民者的鸦片贸易，通过清政府而转嫁给农民的是沉重的经济负担。曾国藩在奏疏中也谈到这种情况：“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 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农村的凋敝，引起了农民的反抗，正像天地会领袖陈开在《自述》中指出的：“睇到番鬼入广⋯⋯小民穷苦，纷纷四散，无路可走，因而说其入伙，同打江山。”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各种反抗斗争，

约有 110 次之多。如：1842 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3 年湖南武岗曾如炷起义；1844 年台湾嘉义县洪协等抗粮斗争；1846 年云南永昌回民起义和陕西同州“刀客”起事；1847 年湖南雷再浩起义。当时人民起义以两广、特别是以广西最为激烈。在 1848 年，广西大多数府县都发生了农民反抗斗争。洪秀全、冯云山利用了广西的条件，以广西为基地，把分散的反清力量组成巨大洪流，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奴役，封建主义势力对农民群众的剥削与压迫，以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 加剧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和中国的社会危机。各地各族人民相继发动起义，预示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洪秀全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继承了历代农民战争的传统，吸收西方基督教教义中的“一神教” 思想和“平等”观念，以及儒学大同理想和中国古代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 设计太平盛世蓝图，自称受上帝天命，下凡救世。他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推翻清朝的黑暗统治，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与此同时，洪秀全等人外出传教，创立了紫荆山根据地，并逐渐形成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

1851 年 1 月 11 日，规模空前、震撼中外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参加太平军的主要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矿山工人，也有农村知识分子和家庭富裕的各阶层人士。太平军攻克永安后，封王建制，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永安突围以后，太平军长驱北上，沿长江顺流而下，于 1853 年 3 月 19 日一举攻克江苏南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太平军奠都南京，改称天京，并且派师北伐、西征，屡次大败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要推翻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建立农民政

权，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平均分配土地。在文化上反对传统的儒家学说和多神教，提倡拜上帝教和新的文化规范。《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把全部土地分为上中下好坏三级九等，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给农民， 设想建设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 无人不保暖”的人间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具有彻底的反封建制度的重大意义，体现了农民千百年来要求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群众斗争，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平均主义的方案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在客观上无法付诸实现，并且造成不良效果。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发展和外部压力相对减轻，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分裂。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1856 年 9 月初至 11 月初的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许多骨干罹难， 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太平天国从此走向衰落。太平天国后期军事上有所起色，陈玉成、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的军事支柱。

1859 年，洪仁玕来到天京，将他在香港、上海等处学到的西方文化，结合所了解的情况，写成《资政新篇》呈送天王洪秀全，得到批准刊刻颁行。这是中国近代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即发展近代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等；

主张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如建议设立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新闻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使民心公议，上下情通； 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提倡改革文风等社会、文化方面的改革； 在外交上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往来，但不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洪仁玕是中国近代农民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他对“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的探求，反映了鸦片战争后， 中国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愿望，表现为企图用模糊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理想来代替农民的平均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因其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资政新篇》缺乏实现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它没提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也没提如何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因而未得到广大农民和太平军将士的拥护。加上严酷的战争环境也使它无法实施，因此它对农民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对挽救后期太平天国的危局也没有发挥实际作用。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资政新篇》却闪耀着新的思想异彩，其启蒙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1861 年，安庆失守，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转入防御阶段。太平军在东西战

场接连失利，形势日益恶化。1864 年 6 月 1 日，天王洪秀全逝世，7 月 19 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终于灭亡。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对太平天国进行了联合绞杀。主观原因在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力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理论。同时存在严重的宗派思想，加上政权的封建化和腐化，以及在军事上的错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 14 载，席卷 18 个省，攻克 600 多座城市，建立了农民政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军所到之处，破坏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打击了清朝统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外国侵略者迅速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图谋，对于亚洲和欧洲的革命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揭开中国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达到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