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国 1861 年改革

俄国农奴制危机 19 世纪前期，西欧主要国家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但是，俄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全国 90％的人口是农奴，他们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饱受贵族地主的压迫、虐待和剥削。农奴在地主的折磨下，死亡率极高，1836—1851 年农奴人口减少 50 万人。地主不但任意虐待农奴，而且还可以像出卖牛马一样出卖农奴，这是俄国农奴制的特点。

沙皇制度是最残暴的君主专制制度，军队、警察、特务是沙皇最得心应手的统治压迫工具。警察、特务遍布全国，他们专门伺察、监视人民的一言一行。军队驻扎全国各地，随时待命，一旦发生农民暴动，立即前往镇压。严厉执行书刊检查制度，剥夺了人民的出版、言论自由。全国人民噤若寒蝉。沙皇制度的国家机器的重大使命便是维护封建农奴制度。

但是，沙皇制度的残暴统治挽救不了黑暗的农奴制度。到 19 世纪前期，俄国农奴制度已经走向衰落。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下，商品生产从内部瓦解着俄国农奴制。1846 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俄国的粮食出口激增。1850 年出口的小麦近 44 万吨，比 20 年代增加了两倍。出口粮食有利可图，推动着地主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增加农民每周的劳动天数，缩少农民的份地；有些地主甚至完全收回农民的份地，迫使农民每天都为他们劳动。农民的地位已经下降到近乎奴隶。然而，强迫劳动不但不能提高生产率，反而使生产率越来越低。剥削农奴已经无利可图。某些生产出口粮食的地区，特别是南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地主开始采用雇佣劳动代替农奴劳动。这样，农奴制度已走向衰落。

同时，农民阶级的分化也日益显著。少数富农通过扩大粮食生产和经商而发财致富，成为农奴关系掩盖下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利用剥削贫农的大量金钱，赎取了人身自由。农民的两极分化，也是农奴制衰落的重要表现。

在农奴制衰落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发展起来。1804 年，俄国有1200 家手工工场，到 50 年代末发展到 2800 家。30 年代末，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1858 年，仅莫斯科一省就有蒸汽机 158 架。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不断增加。在 1861 年改革前，共有工人 86 万名。同时，工业中自由雇佣劳动也逐渐超过农奴劳动。自由雇佣工人在全部工人中的比例，1804 年为48％，1860 年上升到 87％。

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远远落后于西欧。18 世纪末，俄国的生铁产量和英国相等。但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俄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两倍，而英国增长了近 30 倍，俄国的生铁产量仅为英国的 1/15。同期，俄国的铁路有1500 公里，而英国有 1.5 万公里，德国有 1 万公里。对外贸易的结构，也反映出俄国工业水平之低。俄国出口的是农产品，进口的是工业品，它已逐渐沦为西欧各国的原料供应地。

农奴制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法满足工业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在地主巧取豪夺下，广大农民也一贫如洗，无力购买工业品，严重地限制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很明显，到 19 世纪中叶，农奴制已成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废除农奴制的斗争 在俄国思想界，围绕着废除农奴制问题，到 1840 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派别——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但不赞成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它们，而是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西欧式的君主立宪制，以实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斯拉夫派反对走西方工业化的道路，认为西方国家因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变得腐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就是西方社会的“溃疡病”。他们认为俄国发展的道路是独特的，发展的基础是俄国农村公社。他们主张在保留农村公社及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这样地主就会和农民在农村公社内和平相处，农民也不会反对沙皇政府。农村公社将会给俄国带来社会安定及经济繁荣。因此，斯拉夫派拥护沙皇制度，仅渴望在沙皇制度下享有言论自由。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实现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斯拉夫人的联合。

到 1848 年，西方派又分裂为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由派。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坚持旧立场的自由派不同，是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数人出身小官吏、低级僧侣、小市民和农民家庭，还有贵族家庭的背叛者。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废除农奴制和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到 50、60 年代，他们成为俄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亚·伊·赫尔岑（1812—1870 年）在青年时期立志献身革命，1847 年因受沙皇政府迫害流亡国外。1857 年开始出版《钟声》杂志，号召俄国一切进步力量为农民的解放和实现民主而斗争。他还在伦敦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赫尔岑的革命精神，唤醒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新的革命一代。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也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社会活动家。他熟知农民的悲惨境遇，理解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认为只有农民革命才是农民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他对统治阶级不抱任何幻想。他在抨击农奴制的时候，积极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废除农奴制，必须先消灭专制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是比赫尔岑更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同赫尔赫一样有空想思想。他认为俄国有

可能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 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友和学生。他嫉恶如仇，毫不留情的批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

但是，这些以废除农奴制度为己任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并不是孤立的，与他们遥相呼应的是汹涌澎湃的农民运动。在 1825—1855 年的 30 年间，农民

运动发生 500 次以上，而且规模越来越大。被农民斗争困扰的沙皇和贵族坐卧不宁，他们力图通过对外战争来摆脱国内的困境。

克里木战争 1853 年，俄国终于发动侵略土耳其的战争，这个战争发展为克里木战争。这次战争也有其国际背景。19 世纪前期，土耳其帝国衰落了，这就引起欧洲列强的凯觎，俄国和英法都虎视眈眈，想趁机宰割这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贸易必经之路，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为黑海通往东地中海的咽喉，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英法俄等列强都想控制两个海峡及君士坦丁堡，而其中俄国野心最大，因而与英法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俄国从 18 世纪末起就接二连三地侵夺黑海北岸的土耳其土地。俄国企图进一步控制土耳其境内的海峡，以便向中近东地区扩张，并向巴尔干伸张势力。1833 年，俄国利用土耳其内部困难，强迫土耳其签订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土耳其同意俄国军舰通过海峡，同时却禁止其他国家的军舰进入海峡。这使俄国在近东的地位大大加强。

当时土耳其已经成为英法两国的商品市场，但是它们还不满足，都想进一步加强自己在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俄国势力的扩张，自然引起了英法的不安和反对。

1841 年温卡尔—斯凯列西条约期满，英法乘此机会召开了一个国际会议，缔结了关于海峡的国际条约，它规定：在土耳其处在和平时期，外国军舰一律不得开入海峡；一旦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只有得到土耳其允许的国家才有权通过海峡。这在实际上就是剥夺了俄国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

在 1848—1849 年革命中，俄国派军队帮助奥地利把匈牙利革命镇压下去，由是俄国在国际反动势力中间的地位突然抬高。俄国决定利用这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恢复自己在土耳其丧失的地位，于是开始积极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攻打土耳其。同时，俄国国内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沙皇专制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为了摆脱困境，进行对外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这时，西欧进入资本主义高涨时期，英法资产阶级加紧争夺国外市场，它们都渴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土耳其的市场，因此对于俄国侵略土耳其的野心都很不安。为了对付俄国，英法都积极“援助”土耳其，尤其是法国以大量贷款和军火供应土耳其。土耳其愈益靠近英法。

巴勒斯坦“圣地”问题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很久以来，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就在“圣地”管辖权问题上发生争执。1852 年 8 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而俄国是东正教国家，沙皇便以此为借口，于 1853 年 6 月派大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由是爆发。这一年 11 月，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部被俄国海军歼灭。土耳其的军事惨败，促使英法于1854 年 3 月对俄宣战。英法联合舰队向俄国的沿海城市发动猛烈的攻势。但是，英法政府不打算彻底摧毁沙皇的统治，因为它是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柱，一旦失去它，欧洲革命可能又会爆发。因此，英法就把战争局限在克里木半

岛上。这场战争的性质，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战争中，俄军士兵虽然勇敢顽强，但是落后和腐败使俄国毫无胜利的希望。俄军仍旧使用滑膛枪，其射程仅是英法联军来复枪的 1/3。俄国海军战舰仍旧是帆船，而联军已更新为先进的汽船。俄国南方没有铁路，军用物资全靠大车运送，弹药、粮食供应极度不足。联军却在克里木半岛的占领区修筑了铁路，能及时地补充作战物资。除此之外，俄军还缺乏必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甚至没有作战地图。军官也利用战乱侵吞公款、贪污军需物品。结果，1855 年秋，俄国军事重镇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攻陷，战争很快以

俄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56 年 2 月，双方在巴黎订立和约。根据和约，黑海中立，不准俄国在黑海保留舰队及在黑海沿岸设立要塞。战败使俄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俄国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这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同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英法之间的战争。这一沉重的打击，使俄国统治者从政治昏睡中清醒过来，他们认识到：只有废除农奴制，尽快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才是俄国的出路。

改革的背景 克里木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苦不堪言。政府加重农民的赋税以充军费，使得农民在旧的不满上又添了新的不满。结果，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运动。仅1860 年就发生 108 次农民暴动。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震撼了贵族地主的统治。

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革命民主主义者积极准备革命。早在 1859 年 5 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在彼得堡成立秘密革命组织，并主动与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伦敦的组织建立密切联系，准备发动公开的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组织还制定了比较彻底的纲领，坚持“自下而上”的革命，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消灭农奴制，使农民无代价地分到土地。1860 年末到 1861 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了题为“领地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的宣言，揭露沙皇的真面目，号召农民准备起义。由于叛徒的出卖，这份宣言还没有发出就落到警察手里。

由于沙皇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警察机器，加上农民的觉悟尚低，力量涣散，革命民主主义者难以把分散的农民运动汇合成全面的革命。这样，1859

—1861 年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运动没有合流，“自下而上”地消灭农奴制的革命道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却迫使沙皇政府走上了“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早在 1856 年 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对莫斯科贵族谈及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他认为：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民。从 1857 年开始，沙皇政府着手改革的准备工作。负责改革工作的是由高级官吏和大农奴主组成的“农民事务总委会员”。改革草案的基本原则是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亚历山大二世在最高国务会议最后审定改革方案时说：“诸位会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做的一切都做到了。”

1861 年 3 月 3 日（俄历 2 月 19 日），沙皇签署了《1861 年 2 月 19 日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法令》。3 月 5 日，上述“宣言”和“法令”正式公布。

1861 年改革的内容 废除农奴制的“法令”首先宣布农民实现人身自由。地主再也不能买卖、交换农民，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有权

用自己的名字订立契约、从事工商业活动，拥有动产和不动产，以及进行诉讼；还可以改变身份，成为市民或商人。其次，规定全部土地仍属地主所有，农民可以按照规定赎买一小块土地。赎金数额高出土地实际价格二三倍。赎金的 20—25％由农民支付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农民需在 49 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最后，为了管理农民，又规定把农民组织在原来的村社中。村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并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在村社上面又设置一个由地方贵族担任的调停人，负责处理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保障地主的利益。同时，村社实行连环保，以约束农民按时完成各类赋役。这样，过去受个别地主支配的农民，现在落入地主地方政权的管理之下。

1861 年的改革，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大规模掠夺。农民在改

革中分到的土地，按 1861 年市价计算仅值 5 亿多卢布，但到 1905 年为止，

农民共交付赎金 20 亿卢布。农民虽然付出高昂的赎金，但分得的土地的面积比改革前减少了，质量也更坏了。因为地主在改革过程中把最好的土地割走，把最坏的土地留给了农民。在黑土地带，地主平均割去农民使用土地的 1/4，在全国平均为 1/5。改革前地主和农民共有的水塘、牧场及森林也都归地主所有。改革后，全俄每个农民平均分到 3.4 俄亩土地。由于耕地减少，经济上不能自立，他们不得不在受奴役的条件下向地主租地。获得“解放”的农民又在“工役制”或“对分制”的形式下，重新遭受地主的盘剥。这些剥削方式都是农奴制的残余。

改革措施实施后，沙皇政府欺骗农民的真面目彻底暴露，引起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农民运动又席卷全国。仅在 1861 年到 1863 年间，就发生了 2000 多起农民暴动，但都遭到沙皇军队的血腥镇压。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也遭到逮捕，被判处苦役或流放。

农奴制废除以后，沙皇政府又在其他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1864 年，在省、县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自治会议和自治局）。1870 年，在城市建立杜马和自治局。但是，地方自治机构都控制在地方贵族手中，城市自治机构被城市大资产阶级所操纵；而且自治机构受到行政当局的严格监督，职权也很小，只能管理地方经济、卫生和教育。1864 年，还参照西欧模式进行司法改革，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司法改革在当时各项改革中是比较彻底的，但仍带有农奴制色彩。政治案件往往由行政部门处理，被捕的革命者不经审判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些事实表明，改革没有触动沙皇专制制度。

1861 年改革虽然是在农奴主主持下进行的，但就其内容而言，是资产阶

级性质的。改革废除了地主对农民的封建统治权力，使 2100 多万农民从农奴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又对政治上层建筑作了局部调整。这些变革毕竟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农奴制的废除成为俄国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