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19 世纪中叶，日中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但到近代，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则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国家。总的说来，决定两国不同发展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从 1853

年培里叩关算起，到 1868 年戊辰战争结束，经过短短 15 年的时间，封建专制的幕府统治就被推翻了。这就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算起，经历了 72 年的

漫长岁月，才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比日本

晚了 40 多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步履维艰，始终无法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

近代时期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就两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内部条件而言，19 世纪中叶在日中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

——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但就全国而言，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等方面，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这对日本实现向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 世纪中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则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后者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地主制则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巩固了。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日中两国的差异是：（1）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全部国土又被分割为 200 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一些藩国，主要是外样大名统治的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 世纪 90 年代中国戊戌维新失败后不久发表的《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同幕府处于对立地位的藩国，使“志士有所凭藉，这是倒幕运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中国的皇帝则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

存在可以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之日本的幕府将军无疑具有更大的稳定性。（3）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中国实行的则是科举选官制。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照门第的高低在武士的内部又分为 20 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种职务，均依武士的等级身分分配并可世袭。这种门阀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终于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却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中央政府来，这对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官僚机构以增强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顶，又冥顽不化，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正是由于日中两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封建制度在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在日本，由于领主制占统治地位并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富裕的农民和商人、高利贷者即使购买了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能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跻身于统治等级的行列。而门阀制、世袭制又使被压迫等级以及统治等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结构，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阶级关系较少变化的状况相适应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会因无法调节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而陷于瓦解，并最终导致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在地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末致富”的商人和“力农致富”的农民，都可以爬上地主阶级的阶梯。如前所述，科举制度又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的社会机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个主要剥削集团，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中国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维护封建制度成为它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

在文化传统及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日中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 3000 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的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①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 11 卷，第 70、72 页。

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通过对 19 世纪中叶以前日中两国的全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

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 19 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日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第二，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变革国内的封建旧制度。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比较坚固，并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同中国相比，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显然是不充分的，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使它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对于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封建旧制度所造成的阻力也显然要比日本大得多。

第三，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颇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在中国，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学说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商品经济的冲击，民族危机的意识和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日本在被迫开国后就形成了一支主张倒幕维新的革新势力，维护封建旧制度的幕府则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些就是导致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主要内部原因。

就进行社会变革的外部条件而言，19 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并被迫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不平等条约。开港通商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并曾受惠于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这就使日本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的历史学家马士和宓亨利就曾经讲到幕末日本的幸运，他们说：“日本虽处于一种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也同样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确切地说，作为日本的盾牌以防范欧洲列强对于商业和殖民的贪婪，除去偶然的国际势力均衡而外，就是中国那个倦卧的老大帝国，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

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早在培里率美国舰队叩关前 10 余年中国就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1857 年，英法两国又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醒了一些先进人士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日本“开国”后面临的民族危机。例如，1862 年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后就深有感触地说：“上海地方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说英法属地。”“我国人民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

第三，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外三元里的广大群众曾奋起抗击英国的侵略军。1851 年，在中国又爆发了威震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这虽然主要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但也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因此，它们便同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美国流氓华尔招募外国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英法也出动了侵略军。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英勇地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不仅直接给了西方殖民势力以沉重打击，也在客观上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和干涉。日本倒幕派的领袖久坂玄端曾说道： “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皇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万一的万一，太平军屈服于英法，英法必将入寇我国。”这说明他已认识到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牵制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日本人民是个很大的支援。

第四，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英国驻日公使阿尔克科在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就曾说过，“我们对日本的纲领是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的实现。

就日中两国社会变革的进程而言，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是一次由多种形式的斗争所推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被迫开国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以“改革世道”为目的的农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的攘夷运动，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以及为推翻幕府的专制统治而展开的倒幕运动，此伏彼起，终于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 200 余年的封建统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对封建的旧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大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爱国者和开明之士，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乎也做了与倒幕维新运动的诸因素大体上方向相同、方式和内容也很相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所达到的水平。从三元里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的攘夷运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区之广以及斗争纲领的内容和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农

民的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也在不停地向前推进。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同日本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在维新派的主观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的。辛亥革命虽然比日本的倒幕运动大约晚了 40 余年，但在推翻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个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在消灭帝制和建立共和方面中国辛亥革命比起日本明治维新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但是，日中两国社会变革进程的重大差异是：日本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幕末被迫开国后利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尚未全面渗入日本的有利时机，几乎同时兴起，形成一种“合力”，引起强大的“共振”，终于一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分散的努力却导致了同样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斗争的水平也很高，但他们孤军奋战，面对的又是十分顽固的反动势力。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没有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此外，社会变革活动的“错位”，也是导致日中两国一成一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各项资产阶级改革措施，其中也包括建立近代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都是在推翻旧政权后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推行的，即先自下而上地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是在没有经过革命的情况下，依托旧政权进行的。因此，这两次改革运动均属于改良主义的变革，获得成功的可能自然是很小的。1911 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这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决定了它已无法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