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治维新的背景

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德川时代（1603—1867 年）的日本处于封建社会。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就日本社会经济的整体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 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为明治维新准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前提。

在德川时代，由于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耕地面积在 1600 年为 150 万町步①，18 世纪初为 297 万町步，到 1864 年达到 305

万町步，即在整个德川时代增加了 1 倍多。农产品的产量在 1600 年为 1800

万石，18 世纪初上升到 2600 万石，到 1871 年则已增长到 3200 万石。

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商业性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桑、茶、棉花、菜籽、烟草和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 19 世纪前半期已超过了稻米的种植面积。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了地方分工，如棉花的主要产地是以摄津、河内为中心的畿内地方，以尾张、三河为中心的东海地方与濑户内海的周边等三个地区。养蚕业的主要地区是关东的上野、常陆、武藏、下总，中部的信浓、甲斐、越前、加贺，以及近畿地区的山城、播磨、丹后等地。

在德川时代，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18 世纪末，日本生丝产量比 17 世纪末增加了 4 倍。丝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分为养蚕、制丝和织物三个部门。在越后的“小千谷绉绸”产地，一些村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邻村的农民，自己则专营丝织业。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十分显著。19 世纪初，运往大阪的白棉布，比 1736 年增加 6 至 8 倍。棉纺织业的整个生产过程也出现专业性的分工，如脱籽、弹花、纺纱、染色、织制等。随着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开始出现地域性的分工，形成了许多手工业中心。如当时的摄津、和泉、纪伊和淡路等地是纺纱的中心；和泉、摄津、大和和淡路等地是织制白棉布的中心；和泉、摄津和纪伊等地是织制条纹布的中心。与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其他手工业如陶瓷、造纸、制糖、酿酒等也在全国各地普遍地发展起来。

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农村自然经济的日益解体，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大量贫苦农民失去了土地，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富农手中。同时手工业逐渐脱离农业和地域性分工的发展，使国

① 1 町步约为 99.2 公亩。

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这就为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准备了条件。由小手工业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方面

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另一方面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主。在日本，商业资本对生产者的控制是以包买主的出现开始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 19 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即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切断了生产者同商品市场的直接联系。随后他们又进一步采取“换棉”和“出机”的形式直接控制了生产者。所谓“换棉” 是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在家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这样就进一步切断了生产者同原料市场的联系。所谓“出机”是商人供应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完全依靠由资本家供给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实际上已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作坊，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这种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在当时已为数不鲜。

同时，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也产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的企业主。例如，在棉织业比较发达的尾西地方，就有许多棉织业的手工工场主，并非原来的农村商人，而是一些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就他们占有的耕地面积来看，只不过是个中农，但他们依靠经营手工业副业发财致富，于是扩大自己的作坊，使用雇佣工人，成为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主。

到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末期，在日本，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已经十分广泛，并在一些先进地区占据了统治地位。19 世纪中叶，棉织业甚为发达的尾西，仅鹈多须代官所辖区内，拥有 6 台以上织布机的作坊就有 92 家，占作坊总数（322 家）的 28.6％，共拥有织布机 818 台，占这个地区织布机总数

（1435 台）的 57％。在个别地区，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如在足利就出现了拥有数十台甚至 200 台织机的手工工场。此外，丝织业手工工场也

很发达，仅以关东地区为例，在 19 世纪中叶约有丝织业手工工场 200 多家，

每个工场拥有织机 6 至 10 台。但总的说来，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不高，它虽已开始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但还处于它的初期发展阶段。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绝大多数享有世袭耕作权的农民世世代代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从事耕作，向领主缴纳沉重的实物地租——“年贡”。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非常贫困，杀婴、堕胎的现象普遍发生，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在农村，有许多富农和商人从封建领主那里承包开垦新田，把新田出租给农民，成为新地主。还有的富农、商人和高利贷者向贫苦农民放贷，在债务人过期无力偿还时，便将他们抵押的土地据为己有，于是他们也成为新地主。新地主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仍属于封建领主，因此他们必须按年向领主缴纳年贡；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向租佃土地的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每年生产所得有 70—80％被领主和新地主夺去。新地主除出租土地者外，还有人雇佣长工或短工亲自经营农业，变成经营地主。这些新地主固然靠剥削农民、雇农而存在，但是他们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榨取和压抑。

无论是受封建领主直接剥削的农民，还是在新地主和封建领主双重剥削下的农民，他们的处境都十分悲惨，他们往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此，

在幕府统治末期日本的农村中充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据统计，在 1590—1867 年间，日本共发生 2809 次

农民暴动，平均每年多达 10 次以上。进入 19 世纪以后，农民暴动更加频繁，

仅 1801—1867 年就发生 1169 次，平均每年达 17 次以上，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在日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主要产生和发展于农村地区，因此农村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活动基地。他们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经济上的发展又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因此具有一定程度的革命要求。但因幕府末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不高，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还不是“现代的资产者”，而是经济力量比较弱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经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同时，还经常投资于土地，成为新地主，因而具有了地主、资本家一身而二任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又是十分软弱的，并具有很大的妥协性，没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革命。除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外，在日本还有一些享有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如三

井、鸿池、小野、住友等特权商人。他们是伴随着领主经济的商品经济化成长起来的。他们主要是一些享有特权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同封建主有密切的联系，其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城市。他们同封建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局部的利害冲突。因此他们虽缺少革命的要求，但并不拒绝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变革。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的新地主，对无地的农民进行的地租剥削依然是封建性质的。但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农民生产的剩余产品仍有很大一部分被封建主以年贡的形式所占有。因此，新地主同封建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时由于他们也常常兼营工商业，与资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因此在政治上倾向于资产阶级。

农村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被称为“豪农豪商”，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特权的大资产阶级在倒幕运动的初期阶段虽然是动摇、观望的，在胜利已在望时也投向了倒幕阵营。但如果不是因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在统治阶级的内部引起了严重的分化，倒幕运动的兴起和胜利也是不可想象的。

在德川统治时期，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属于武士等级所有，他们靠剥削农民过着寄生的生活。在政治上，他们享有绝对的统治权，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但就武士等级的内部来说，它的各个集团和阶层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因而在他们中间发生了种种对立和矛盾。例如，外样大名（其主要代表为西南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的藩主）无权过问幕政，并备受将军的限制，一向不满于幕府的专制统治。一些下级武士由于被削减俸禄，生活水平下降，也产生了“恨主如仇”的不满情绪。这些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幕府的统治力量。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武士等级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在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些人甚至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

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①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尚未成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正是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

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与尊王攘夷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运动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早在 19 世纪初，英、俄、美政府纷纷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幕府拒绝。1825 年幕府重申“驱逐令”，指示各藩炮击一切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打死一切企图在日本登陆的外国人。1840 年英国挑起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幕府害怕继续采取过激行动会引起冲突，于 1842 年修改了驱逐令，指示各藩允许外国船只在日本某些港口加煤上水。但是西方的侵略者并不满足于日本的这种有限开放。美国政府率先企图用武力相威胁，强迫日本开国。1853 年 7 月和 1854 年 2 月，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舰队两次强行驶

入江户湾的浦贺港。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 1854

年 3 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被迫同意开放下田、函馆两港口，美国船可以在这两个港口加煤上水，并得到粮食等物品的供应。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上述两港派驻领事，并享有最惠国待遇。不久，英、俄、荷等国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1858 年（安政五年） 7 月，美国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规定除下田、函馆外，增开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四个港口和江户、大阪两个城市，并给予美国领事裁判权、议定关税权、建居留地权和自由贸易权等特权。接着荷、俄、英、法等殖民强盗又援例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因这些不平等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故通称“安政五国条约”。

1859 年 7 月正式开港通商后，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充斥日本市场。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因无力竞争，受到严重打击。生丝、棉花的大量出口，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本国的丝织业和棉织业的发展，许多手工工场纷纷破产，不少织工流离失所。日本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西方商人和各国使馆人员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世界市场的情况，用白银套购黄金（日本金银比价为 1∶5，欧美比价为 1∶15），攫取暴利，使日本黄金大量外流。仅 1859 年 6 月到 12 月，日本流出的黄金达 100 万两。结果引起市场混乱，物价暴涨。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生活日益贫困，下级武士的处境也大为恶化。

资本主义国家和沙皇俄国利用它们攫取的特权，在日本建立居留地，驻扎军队，粗暴地干涉日本内政。1863 年，长州藩炮轰一艘美国船，后来又炮轰法国和荷兰军舰。英、美、法、荷四国为了报复而组成联合舰队，于 1864

年 9 月炮轰下关，登陆后大肆烧杀。长州藩的武装无力抵抗联军，只好求和。

① 日本江户中期起通过荷兰书籍传入的西方学术。——锁国后，日本仅与西方国家中的荷兰有贸易关系。

四国向日本索取 300 万两白银的赔款，才告罢休。

幕府的腐朽的专制统治、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及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遭受悲惨命运的前车之鉴，不能不使得日本一些有识之士担忧祖国的前途，考虑日本的出路。这些人主要来自西南诸藩的下级武士，因为这里接触西方先进思想较早，许多下级武士早已向往西方的文化科学。而且这些下级武士中的不少人已与新兴资本主义发生联系，他们最关心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些人士认识到：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打击、驱逐外国势力，实行

开国进取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改革幕藩体制，革除弊政，必须借“王政复古”（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之名，以行改革幕藩体制之实。因此他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并且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尊王攘夷”运动在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运动的代表人物有绪方洪庵、佐久间象山、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等。

“尊王攘夷”的志士们虽然胸中都燃烧着爱国热情，坚决要求击退外国侵略者，以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但是与盲目排外的封建顽固分子不同，他们都清醒地看到：为了消灭西方入侵势力，必须向西方学习，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成果吸收过来为己用。当时在日本思想界居统治地位的是儒学和国学（日本学），但是他们敢于冲破旧的思想牢笼，大胆地提倡新学，要求向西方寻求救国良方。这在当时的日本说来，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也表现了这些志士们的胆识。这里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志士是受中国先进人士魏源的思想的启发，因为魏源就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

然而，由于时代的限制，“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对旧学还有一定程度的留恋，还不想与旧学一刀两断，而是力求把旧学与洋学调和起来，并且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救国方案。

“尊王攘夷”派的先辈佐久间象山很早就认识到西方列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并且提出“以夷之术防夷”的方略。他说：“故余谓巧乎今之世，而欲明兵法，非兼取洋法不可。”但是他认为儒家的伦理道德还是有用的，所以他主张在保留东方道德的基础上吸取西方的科学技术。桥本佐内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他说：“仁义之道，忠孝之教由吾开，器技之工，艺术之精取于彼。”吉田松荫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他在恩师的教导下，思路极为开阔，既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又关心世界大势，注意海防。1854 年他在佐久间的协助下，曾企图偷渡美国留学，结果失败。但是他在倾心于西学的同时，仍未能忘情于旧学。他通过讲《孟子》来批判幕末政治，他说日本之所以陷入危机，是由于“幕府诸藩将士皆心术不正，不能为国家为忠义而死”。他特别提倡“忠君”思想。

“尊王攘夷”派的这种思想倾向与中国清末士大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但是，在“尊王攘夷”派内部也有的志士在思想上更前进了一大步，不但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进而要求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如横井小楠就是一个例子。他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深受影响，于是提出“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口号，倡导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并且主张以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为典范以改造日本社会。他在 1860 年著《国是三论》一书，对西方各国的社会制度作了肯定的评价，他尤其赞赏英国议会制度。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行，无论大小，必源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他认为，英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清朝，除因富国强兵外，还因实

行了议会政治，统一了民心。他能从社会根源去寻找英国战胜中国的原因，因而比“东洋道德西洋艺术”高出一筹。但是，横井小楠在思想深处也未能与儒家思想彻底决裂。他自幼接受程朱理学思想，认定中国“三代之治”是人类社会理想的极致。他称颂英美的政治制度“符合三代之治教”。这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如出一辙。

有不少志士还设帐授徒，向青年学子灌输“尊王攘夷”思想。吉田松荫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暇还成立“松下村塾”，从事讲学。他从社会各个阶层广收门徒，而不问其贫富贵贱，目的是从各方面网罗人材。他在讲学中不但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且也传授各种知识，使学生通晓国家大事，开扩眼界，以培养有学识、有度量的治国人材。因此从“松下村塾”的学生中涌现出不少著名的爱国志士，如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端就有“松荫门下双璧” 之称。吉田的门徒中还有一些人后来成为明治维新的开国元勋，其中有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及井上馨等。

倒幕运动 最初，“尊王攘夷”派还不想推翻幕府，只希望幕府能够拥戴天皇，驱逐西方入侵者。但是到 1858 年幕府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订立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这些志士便萌生了倒幕的思想。如吉田松荫就是如此，他在《议大义》一文中愤怒地痛斥幕府“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号召人民起来诛讨卖国的德川将军，以便粉碎外国侵略者。

不久，吉田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倒幕，必须发动“草莽”的人们，他说： “只有那些不再为封建君主效力的浪人、爱国的豪农豪商和粗食陋衣的农民等出身卑贱者，即被称为‘草莽’的人们，才能献身于救国斗争”。他在著名的《草莽崛起论》中说：“三千年来独立不受羁绊之大日本，一旦受人束缚，凡有血性之人岂能忍视之乎？如不奋起拿破仑之勇而高唱自由，则腹闷难医。”“草莽崛起”思想的产生，是倒幕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

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吉田便和其他志士到京都进行活动，并且与天皇及近臣秘密策划“倒幕”。但是密谋泄露了，吉田等志士在 1858 年 10 月被

幕府逮捕。包括吉田在内的 7 名志士被处死刑。在行刑那一天，吉田松荫高声朗诵着辞世之诗，从容就义。

吉田松荫遇害后，他的学生们发展了他的倒幕思想。久坂玄端提出了“草莽联合论”，他认为“宜先将政府置之度外，各藩有志之士相互联合”，主张打破藩界而实现“草莽”之士的横向联合。高杉晋作又把“草莽联合”论发展到“草莽武装”论，这就为倒幕斗争指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

倒幕运动比起尊王攘夷运动有更大的进步：（1）它用武装倒幕代替和平的幕政改革。（2）倒幕派虽然仍有浓厚的尊王思想，但是又赞成按照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改造日本政治。

高杉晋作不但提出“草莽武装”的思想，而且还把它付诸实践。

高杉晋作的爱国思想非常强烈，他“蒿目时艰”，对祖国的命运忧心如焚。1862 年他在中国上海目睹中国人民惨遭英法联军的蹂躏，心中受到很大的震动，决心把日本从外国人的欺压下解救出来。他认为，要想拯救日本，必须先打倒幕府，而为了打倒幕府，就必须把人民武装起来。1863 年夏，在他掌握了长州藩政之后，他在豪商白石正一郎的帮助下，在长州藩组织了第一支草莽武装——“奇兵队”。这是由爱国武士、豪农豪商、农民、渔民、猎人、僧侣等组成的新型队伍。他说：“食肉之士人等辈不堪用⋯⋯如欲编

组新兵，务须矫正门阀之弊，不问士庶，加厚俸禄，专募强健之人。”他为了组建新兵，夙兴夜寐，不辞辛劳。前原一诚为他赋诗曰：“军谋终夜剪青灯，晓闪旌旗气益增，凛冽寒风面欲裂，马蹄踏破满街冰”。这可以说是高杉晋作的艰苦卓绝精神的真实写照。

长州藩的其他志士们也组织了类似的人民武装。不久长州藩已成立有5000 人的新式武装队伍。长州藩成了倒幕运动的基地。

在此情况下，幕府决心粉碎这个基地。在 1864—1866 年间一共两次前往征讨，但是第二次征讨以失败而终。

幕府征讨长州的失败，大大鼓舞了其他反幕府的藩主，他们纷纷联合起来。1869 年 6 月出现了萨摩、土佐同盟，同年 9 月又出现了萨摩、长州和安艺的同盟。

此时，国际形势也有利于倒幕力量。英国与日本倒幕派接近，愿意支持倒幕运动。

为了对付倒幕势力，幕府便勾结法国。从 1865 年起，幕府聘请法国教官，组织新式军队，从法国购买武器，并从法国取得贷款。为了换取法国的援助，幕府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同意由日、法两国的富商合资经营“日法贸易公司”，使法国垄断日本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