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固定资本投资率变动为基础的几种信用循环理论

的确，固定投资量的变动这一事实以及其与信用循环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已经被许多著作家用来作为解答信用循环问题的基础。如果我的说法正确的活，这些解答虽是不完全的（特别是由于它们忽略了营运资本方面的变动），但据我看来，其中大多数都抓住了某些部分的真理，纵使彼此所得到的结论看来恰恰相反也是如此。有些著作家把这种循环归之于储蓄

不足，而另一些著作家则诿之于投资过分。试以密契尔教授所作出的下列对比为例（见前书，第 151 页）：“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教授认为，危机的来临是因为人们没有储蓄足够的货币来应付繁荣时期的巨额资本需求的缘故。斯皮特霍夫教授则认为危机的来临是因为人们用于工业设备上的储蓄过多而用于消费财的储蓄则感不足的缘故。”假如我们把两种说法中的前一种解释为储蓄赶不上投资；而把后一说解释为投资超过储蓄，那就可以看出，这两位权威所指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同时也就是我所指的那一问题。

因此，我十分赞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赫尔、斯皮特霍夫和熊波特等

人所组成的学派①，其中第一个和最富创造性的是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②。我尤其赞同的是这一学说在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本人的著作中以及两位美国非职业经济学家（有些人也许目之为狂生）——罗蒂①和约翰森②——的著作中所采取的形式。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缺点在于主张（至少也曾隐示） 这样一个论点：莅萧条时期里储蓄可以在非投资的形式下以某种方式积累起来；然后这笔积累的资金在繁荣时期里又渐渐地被用掉。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提出：储蓄之所以象这样不能依照稳定的速率实现为投资，其原因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而不在于熊彼特对下一方面的“创新”之说，即银行体系未能以一种方式作出反应，以便保持所需的稳定程度。但是有些著作家们没有一个清楚地理解了储蓄与投资间的不平衡对物价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银行系统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披荆斩棘的先锋工作是罗伯逊先生作出的（见《银行政策和物价水平》）。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一种适用于信用循环问题的货币数量说，他们还没有探究到问题的根源或者认识到营运资本的增加所引起的循环至少和主要由于固定资本的增长而形成的循环同样地是“典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