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行家的双重职能

银行家可资放贷或投资的资金相当于存户帐内贷方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

（接近 90％）。假如所存入的是“储蓄存款”，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移转借贷资本的居间人；假使所存入的是“活期存款”，那么他一方面是存款者的货币供给者，同时又是借款人的资金供给者。因此，一个现代银行家便负担了两套不容混淆的任务。由于他能发生票据交换作用，通过借方与贷方的帐面记录来回移转各不同客户间的本期支付，于是他便提供了国家货币的代替品。但当他吸收群众的存款，然后再用来购进证券时，或是用来向工商界放款、主要应付他们在营运资本方面的需要时，他又在某种特殊的投资贷付方面形成了居间人。

这种职能的双重性是研究现代“货币和信用学说”中许多难题的线索，而且也是某些严重的混乱思想的根源。

当商品货币通行的时候，货币单位的供给和某种特殊投资贷付之间并没有如上述的紧密关系。但是表征货币一旦出现以后问题就发生了，不管怎样迫使表征货币模仿商品货币的行为都是一样。由于制造表征货币并不消耗真实的资源，所以当公众持有较多的表征货币单位时，这种“货币”的发行者便有一笔货币可以贷放出去，其价值等于公众因为得到了较多的现金的便利而自愿作为代价放弃不用的真实资源的价值。

当表征货币（以银行货币形式出现）的发行者把它们作为借贷资本居间人所具有的职能和这种发行职能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把他们以居间人身份所获得的资源和作为表征货币备办人所获得的资源合在一起，然后再进而把这两种不同业务所产生的总会收入作为一整笔资金贷放出去的时候，货币的发展便进入了下一阶段。

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在过去也许比目前更易区分。因为开初的银行存款绝大部分是储蓄存款，而银行钞票则大部分当作现在的活期存款用。在某些国家中，这种区别仍然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但是在大不列颠，1844 年的银行法窒息了“银行钞票”的发行，而且使这两种存款的区别不复能辨认了。到了近代，银行终于控制了雄厚的资源，而且建立了无远不逮的组织，以致远驾乎其他方面之上而成了最大的职业短期放款者。因此，它们当然会感到有责任来满足社会上对于这种借款的变化不定的需求，而这种责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提供货币的那种责任。

近代银行事业所遇到的两难局面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能满意地结合

起来。作为表征货币的备办者，银行体系有责任维持这种货币事先厘订的客观标准。作为根据某类条件和情况而放款的资金备办者，银行体系又有责任按照平衡利息率（亦即按照自然利息率）尽力使这种贷款的供应符合其需求。此外，如上所述，客观标准的维持，在一种特殊方式（其严格性质一般被忽视）下，和银行体系以放款人的身份为便利新资本的投资而规定的利息率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理由，当银行体系充分完戍这两种任务中的一种时，既然有时不免与另一种任务的充分完成发生矛盾，于是握有银行体系控制权的人便不得不决定哪一种目的应该优先。要是认为两者不必有所先后的话，就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正确的折衷办法。

有些人断章取义地在上述真相中挑出一部分，而对另一部分则盲目不加

辨认，这样便使大量非经典学派货币文献的著文者之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

互相冲突的观点。一方面是银行家，他们由于遵循从实践中所学到的一些粗略的“经验”法则，所以在行动上尚能保持一定的稳健状态。另一方面，是世界上那一批完全摆脱利害关系的异端学派和怪异思想家，他们的人数和热忱都非同小可。本书作者由于写了一部《货币改革论》并且反对恢复金本位制，曾被他们过奖为同情者。我难得有一个星期不从世界各处收到各种不同文字所写的书籍、小册子、文章或信件。这些东西都属于同一性质，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基本上相同。①对任何一个研究货币理论的人来说，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个洪流，对它应当表示多少尊重和礼遇，应当在这上面花费若干时间，——尤其是当他感到异端学派的极端不满比银行家的怡然自得远为可取的时候，便成为一个难题了。不管怎样，完全置之不理总是不对的。因为象在目前所讨论的情形下，异端学派既然能够在两百年之内盛而不衰（实际上，自从有表征货币以来即已如此），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正统经济学派的论据不会是全部令人满意的。异端论者是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敢于坚持自己的结论；即使是奇论惊人，也只要得出这些结论的思路不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就坚持。当他们的惊世之论的性质象目前所讨论的情形这样，—

—只要是正确的，就能使受苦受难的人类解除了许多经济弊端，——他们那种顽强精神就被一种道德的热情所鼓舞和加强了。他们象苏格拉底一样，决不低头跟着自己的论点跑到底。他们值得尊敬：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的任何人都有责任澄清这一问题使异端学派和银行家在共同的理解下调和起来。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是否可能得出一个使双方言归于好的论点。

差不多所有的异端货币论者学说都含有一个共同的要素。他们的货币和信用学说都同样假定：银行总有某种方法能让任何人都不费真正的成本，使工商业界在真实资金方面所能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得到满足。而且，如果它们对自己的债权提出限制条件的话，那也是按照借款人用款目的的标准而提出的。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货币（指贷款）是工业的元气。如果可按宽松的条件取得足够的货币（指贷款），就不难充分运用生产因素的全部可用供应量。对于工商业者个人来说“银行信用”便意味着“营运资本”；从银行得到的贷款，为它提供了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手段。因此，如果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充分和储备贮存品的银行信用，那么失业的现象就决不会发生。于是他们就问道：银行如果可以“创造”信用，又为什么偏要拒绝人们的合理需求呢？所费很少或者全无所费的东西又为什么要取费呢？在它们看来，我们所有的麻烦似乎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银行垄断了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信用供应的人为限制以便收取代价从中取利。否则，它们既然掌握了这种魔术似的权力，又为什么竟会如此吝啬呢？为什么工业家所持有的营运资本不敷所求或者被迫为之付出五厘的利息呢？答案只有一个：垄断这种魔术的银行家不肯多用他们的权力，以便抬高代价，假使面包商是一个能够使石头变成面包的闭关性公司，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按照四磅石头的成本减低面包的价格。有魔术发生作用的地方，除非把它国有化，否则群众便得不到全部好处。我们的异端学派确实承认通货膨胀必须防止；可是这种现象只有当被“创造”的信用不能适应任何生产过程时才可能发生。提供信用以满足营运资本的真实需要是决不会造成膨胀的，因为这种信用是“自清自偿的”；而且当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就会自动清偿。异端学派作出结论说，货币改革在于调节信用的“创造”以满足营运资本的一切真实需求。如果信

用的“创造”被严格地限制在这种范围之内，通货膨胀现象便不可能发生。此外，这种信用除开为了应付坏帐和管理开支所需的费用以外，并没有理由收取任何其它费用。没有一个星期以至一天或一个钟头，没有热心于人类福利的人霍然贯通，发现进入乌托邦的锁钥原来就在这里。

银行家对于上述论据历来所作出的答复是异常不能令人信服的。的确，他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创造”信用。可是他进行这种创造时所需的唯一的一块泥就是适当比例的黄金（或其它形式的准备）。假使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余额超过了通常的需要，它便能够向工商界增加一笔额外的放款，而这笔放款在它或其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另一方便创造了一笔额外的存款（记在借款人的贷方或它所选定的移转帐户的贷方）。就银行整体来说，用这种信用方式“创造”信用，只有造成了黄金的流失，减少了银行的准备，因而说明信用量有“减缩”的必要时，才算是过多；然而，如果黄金的供应丰裕，那末“创造”信用的行为便必然没有阻碍。我们通常在金融报刊上看到：“联邦储备银行体系黄金存量充足，说明银行为工商业界的一切合理需求提供资金将不会遇到困难。”因此，如果我们相信银行家的话，在工业方面的可用营运资本量似乎就在某种方式下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或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所储存的黄金量。

这类有关黄金的论调，异端学派当然加以反驳，其实这也的确是蒙骗性

质的话。显然，使工业开动的决不可能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因为大部黄金都年复一年地放在那里从未触动过。即使是这些黄金一旦化为灰烬，只要没有人泄漏出来，其它一切事物仍然可以照常进行。相信英国工业的可用营运资本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量，就无异于相信别人的鬼话。

虽然如此，银行家仍力图把话题拉回到他们的命根子——有关准备的问题上来。他们即使不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情的原因的话，也把它们当作一种象征。“创造”信用的固然是他们，可是被“创造”的信用量却不是任意决定的，而且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这种量一方面固然定于交易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要决定于他们自己的准备状况。如果他们不顾准备状况而“创造”信用，黄金便会流出国外，因而危及通货的可兑现性；或者，假使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话，外汇牌价便将低落，所有输入品的成本便将因而提高。对于凭常识观察的旁观者来说，这种论点似乎是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即使是异端论者也开始感到不安了。可是他却没有被说服。他的论点并没有受到辩驳。因为制造家所需要的信用怎么会可能以封存在“针线街”地下金库中的金属量为转移呢？他马上就回复原来的信念：银行家是别有用心地编出一套谎话在欺哄他。信用是生产营运的道路；银行家如果明白他们责任之所在，就会刚好按社会充分运用其生产能力所需的程度，将运输工具提供给生产过程。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什么是非膨胀性（即不受利润膨胀的影响，至于收入膨胀则是另外一回事）信用“创造”的正确标准呢？我们已经看到答案在于维持储蓄率与新投资价值的平衡。换句话说，银行家唯有在“创造”的信用对新投资值的净效果不会使这种新投资价值提高到公众本期储蓄量之上时，才能“创造”信用而不致受到造成通货膨胀倾向的责难；同理，除非他们能创造足够的信用以防止新投资价值降落到本期储蓄量之下，否则他们就会招致紧缩通货的责难。至于必须“创造”多少信用才能保持这种平衡，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这要取决于信用的用法以及其它货币因素的状况。答案虽然不简单，

可是却很明确：全部产品量的价格水平是否稳定始终是事实上是否维持了这种平衡状态的试金石。

因此异端学派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利润膨胀的可能性。他们承认收入膨胀的性质和流弊；他们理解到为经理人员垫付的信用如果不是为了增加生产因素的报酬，而是为了使企业家增加雇用量，因而增加其产量时，就和“收入膨胀”不是一回事。因为象这样创造出来的新财富量，与新“信用”相适应，而收入膨胀则不是如此。可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基本方程式的最后一项，他们没有估计到投资含有超过储蓄的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当新支付能力交给生产因素作为报酬时，新创造的财富不一定具有消费的形式。他们没有认识到，纵然生产因素的单位产品报酬率没有发生变动，物价仍然可能上涨。

然而银行家的准备标准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可能已经向异端学派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可是在字面上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银行家——曾经提供给他们的同一答案。答案本不是一样的。银行家的准备状况确实是一种象征。他们正确地把现金准备的丧失当作一种象征，表明购买能力供应已经超过了国内物质手段所能满足的程度。这是他们的准备所具有的唯一意义。然而这种标准有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利润膨胀存在的测验标准，而仅仅是膨胀或紧缩的程度是否和外界情况相适应的测验标准。一国的外汇和黄金准备在金本位制下可能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并不是当它没有受到利润膨胀或紧缩的影响的时候，而是当总的膨胀或紧缩程度象在第二十一章所说的那样，导致了国际收支平衡，因而在两抵之后不会产生黄金流入或流出的趋势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当金本位制正常运行时，通常便看到信用循环是一种国际现象；可是在金本位制停止使用时，情形就不如此了。因为国际金本位制往往成为在国际间传播利润膨胀或紧缩现象的一种手段。

因此，物价稳定的理想不能按照异端学派的原理达成，也不能按银行家所持的原理达成。实现前者就会产生“利润膨胀”，而实现后者则不但会产生利润膨胀，而且还会加上一个不利条件，也就是还可能在其他的时机上产生“利润紧缩”。两者都没有注意到物价稳定的真正标准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银行方面是按照准备额来决定放款的多少的（不过这种做法当然是现行通货制度迫使它们采用的）；异端学派则要求按照可雇用的生产因素的量来决定。可是双方都没有提出要按照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来决定，虽然这是唯一能够维持物价稳定的标准。不过，当异端学派抱怨现行制度下的银行放款政策，基本上没有受到，而且也不可能受到维持最适就业水平这个目标的影响时，他们却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到现行银行制度中的一个真正的缺点。

因此，银行家甚至根本没有试图保持物价和就业的稳定性；所以，如果发生了不稳定现象的话，也不能责备他们失败了。在金本位之下，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能够和全世界银行体系的一般行为取得一致步调。他们的观念不是要保持清醒，而是要遵循无可指责的行为标准，和所有的同伴刚好享受同一程度的昏醉或头痛欲吐。

从另一方面来说，异端学派则完全是为了经济整体的最高度活动和效率，而要求严格的清醒状态和正常体温。可是他们对于生理学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没认识到使人身体合适的唯一方法只有让自己服用一帖刚好符合体温、血压以及其他附带条件的利息率。

请容许我继续用医学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当不稳定现象已经发展而且正在施救时，人们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因而就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即：治疗方法的最后疗效，虽无可怀疑，但却非等待一段时期之后不能产生所需的反应。

举例来说，生产类型从投资品改换为消费品时（或反转来调换），由于生产程序需要，在没有经过一段相当时期之前，并不能在市场上发生效果。因此，如上所述，引起生产改换的物价刺激会持续一段时期，直到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之后为止。其结果往往是补救措施使用过分。正如一个家庭给儿童服蓖麻油，在第一剂没有发生疗效之前，就相继不断地每隔十分钟给他服一剂。打一个更切合的比喻来说——这好象是一个家庭中，各人在彼此不了解他人所用剂量的情形下，分别相继地给这儿童服蓖麻油。结果，儿童的病状变得十分沉重了。然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服止泻剂。科学家们宣称：儿童们都害着“腹泻一便秘”循环症。此外，还补充说道，这种循环的现象是由于气候所致，要不然就会说是由于那个家庭的成员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情绪所致。假使第一剂药方发生疗效的时间不变的话，他们便会发现这种循环是一种时期恒常不变的真正循环。他们也许会建议，治疗之道在于当儿童便秘的时候给他服些止泻剂；而在另一极端的时候则给他服蓖麻油。但更可能的是儿童的父母分成用止泻剂和蓖麻油两派；一派由于见到腹泻的可怕便反对用蓖麻油，另一派由于感到便秘的苦楚而发誓决不用止泻剂。

这样一来，要保持一条使身体经常健康的中庸之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