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计的指标

为了对于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大概量值（即处理过程中的货品价值）求得一个近似数字，我们主要必须考虑产品的价值以及生产过程所占用的平均时间。比方说，如果生产过程平均持续六个月，而产品价值又是按稳定速率逐步增长的，以致在六个月内的平均价值等于最后价值的一半；那末我们就可以推论出，所需的营运资本等于三个月的产品。

显然，不同产品的单位产值所需要的营运资本量是有极大差别的，其数值与生产过程的长短相适应，最少的是个人劳动，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本；而在某些最多的情形所需用的营运资本则相当于一年或更多的产品。

当我们计算某个国家所需要的营运资本时，也得考虑该国必须在贸易与制造过程中的哪一个阶段对进口货付款，在哪一个阶段可以收到出口货的进款；因为前者就该国的进口货来说是营运资本需求的开始日期，后者就该国的出口货来说是这种需求的终止日期。在大不列颠，开始日期一般比实际进口日期早，而终止日期则通常都在出口日期之后。中国人穿着的衬衫的“处理过程”开始于准备棉田播种，而终止于中国人上街购买。第一阶段的营运资本是由美国供给的，从购进原棉或稍后的时候起，营运资本就是由兰开夏供给的；到上海叫卖或其前后不久的时候，营运资本则是由中国供给的。整个过程的平均长度自一年半至二年不等，其中由兰开夏负责的时期为六个月

至九个月，然而在兰开夏接过来以前，产品就已经获得了大量价值。筹措营运资本的负担在三方面的分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要看中国商人支付价款的迟速以及棉花期票在纽约与伦敦的市场上流转的时期而定，后者主要受相对利率的控制。这一例子说明了在一个进行贸易的国家中要作准确计算是很困难的。但在本国以全年均匀一致的速度消费的国产农产品却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据计算一个生产各种谷物的混合农场所需要的营运资本约等于一年左右的产品，而一个生产牧草和乳品的农场所需要的运用资本则等于半年的产品。①

另外一个可以提出相当确定的数字的例子是铜。铜在达到消费者手中以前的连续五次过手量都有统计材料可资稽考。熔矿厂的粗铜、运输中的粗铜、精炼厂的粗铜、提炼过程中的金属以及精炼厂手中的精炼铜等五项的总量等于全年所产纯铜的 1/3 到 1/2。这儿所说的只是冶金系统。如果将运输途中的铜、制造者所运用的铜以及废铜包括在内，则美国金属统计局局长 W.R. 英戈尔斯博士就有这样看法：“美国铜的正常贮量相当于 6 至 12 月的产量，

而 12 个月的产量更接近于事实。”①

如果把每一种主要工业中的营运资本都作一个准确的统计学估计，就会是一桩有意义和有用的工作。我现在无法这样做。但就目前的论点来说，只要对它的大概量值得出一个粗略的近似数字也就够了。

我主张从大不列颠的统计资料出发，从 1924 年的生产活动水平、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着手。我们主要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数字，全部工资总额，以及生产普查所得到的结果。

现在不妨考虑一下下列有关大不列颠在 1924 年的物价水平和贸易活动的统计约数：②

1924 年生产普查—— 单位：百万英镑

列入调查范围的全部工业净生产额 1,719

其中包括：

矿业 236

金属与机器制造业 380

纺织，制革和服装业 305

营造和承包工程业的毛生产额 189

农业的净生产额 300

个人劳务和消费资本（房屋）的运用 650

运输和分配的成本 1,000

进口货 1,280

出口货 795

工资总额（约）2,000

银行垫款和贴现（九家银行） 1,030

国民收人 4,000

我想这些数字说明，1924 年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大概在 15 亿英镑至 20

亿英镑之间。工农业的净生产额加上进口货共达 33 亿英镑；为这一数额提供六个月的资金，就需要 165，000 万英镑，运输和分配费用还没有计算进去。上述的两个极限和上面所征引的其他指标也相当符合。具体说来，这两个数字大约是全年收入的 40—50％左右。在更精密的估计数字尚未出现前，我主张暂时采用这些数字作为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大概量值的指标。

美国方面的相应计算说明这一估计不至于失之过高。美国国情普查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 1922 年美国财富的估计都把制造中以及向消费转移过程中

的货品价值计算为 360 亿美元，这个数目大致等于该年国民收入的一半。纽约标准统计服务社为美国各大工业公司的“盘存”量编制了有趣的统计数字，这种“盘存”量和上面所说明的营运资本极为接近。他们发现五百家以上最大的企业的盘存（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 1/3）达到这些企业本身资本总额的17％左右，约等于全年净收入的 125％，全部工业营运资本共有 90 亿美元之谱。此外还得加上农业营运资本，以及大部的贸易与另售业的营运资本（有些贸易公司和零售业公司已经被列入标准统计服务社名单中）。虽然如此，该服务社的统计数字使我认为，不问 1922 年的情形怎样，1927 年的营运资本总额大概略少于国民收入的一半。

由于美国采矿业和农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比英国大，矿业和农业又都是生产过程长的企业，所以人们就会预计，美国的营运资本在全年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大不列颠大。从另一方面说来，大不列颠在遥远的市场购销的规模相对说来很大，因而在另一方面有所糜费。

因此我们便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营运资本的价值大约等于一个国家全年收入的 40％—50％。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营运资本在萧条达到最低点时比繁荣达到最高点时减少多少。娄先生①关于英国的生产指数以及斯奈德先生②关于美国的生产量指数情形是这样（见 90 页表）：

另一种关于美国实际生产量的指数是弗洛伊德·马克斯威尔先生在哈佛经济研究所主持下一直编到近年的数字（见《经济统计评论》，1927 年 7

月号第 142 页）：

各种实际产量的指数目前还在幼稚时期，上面所列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准确性，但是对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也许已经够好了，尤其是它们都显得相当吻合。这些数字说明，繁荣年和随后的萧条年之间的变动在严重的时候可达 15％——25％。

因为这些数字是全年的平均数，所以繁荣最高点和萧条最低

点之间的变动比这还要大得多。密契尔教授在《商业循环》一书中（第 343

—354 页）相当详细讨论了 1878 年至 1923 年的商业循环的幅度，其中包括

13 次大动态。五种不同的企业活动指数的一般情况相当一致地说明，企业在萧条的最低潮时平均比正常水平约低 13％，在繁荣的高峰时平均比正常情况约高 13％；两种情形下的最大数字各比正常水平约低或高 25％。根据工会百分数（1921 和 1922 两年都比 1920 年低 13.5％）来看，大不列颠就业量的变动数字比上述数字小得多；——这是预

料得到的事，因为这些百分比并没有充分反映出部分就业和就业强度降低的缘故。美国的就业量从 1920 年的最高峰到 1921—22 年的萧条最低潮，在工厂、铁路、矿场方面大致下降了 30％，整个的就业量下跌了 16.5％——农业、零售业、以及家庭服务和私人服务下降 3％—4％，使平均数趋于降低。企业活动的变动当然不能用来衡量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而是大大地超

过后者。因为国民收入里面还包括着私人服务以及固定消费资本的使用，而这两个项目却比上述项目要稳定得多；在大不列颠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海

外投资的收入。这种变动更不能用来衡量国民消费方面的变动；因此在繁荣时期投资会增加，在萧条时期投资又会减少。①例如，金先生关于美国的实际零售量数字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差额并不超过 7％。这和其他指标是相符合的。我们对于繁荣与萧条之间的消费变动的大概量值的估计不应超过 10

％。

因此，假定“企业活动”的峰值在程度最大的情形下比正常水平高出 25

％，在一般程度的信用循环中高出 13％，并假定在不景气的最低潮时低于正常水平的数字与此相应。可是营运资本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并不会有这样大，因为它受着长度与此过程相等的时期中的生产因素平均就业率控制，同时它还包括一般存货与季节存货的资金供应，这些存货不会象就业量那样严重地减退。权衡一切的考虑条件后，我们也许可以假定至少为了说明起见可以这样做：营运资本需求量的变动幅度大致等于“企业活动”变动幅度的1/3；也就是说，在严重的情形下，从最高峰到最低潮的变动幅度是 15％，在比较寻常的场合则是 10％。应当顺便指出的是，营运资本最大和最小需求量的出现日期和“企业活动”最大的与最小量的出现日期并不一致，一般说来较为靠后。

如果这些粗略的指标可以接受的话，那末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资金，在1920—22 年的繁荣和萧条之间，减少了 25，000 万英镑左右（按 1924 年的物价计算），也就是占 165，000 万英镑的 15％：这儿繁荣时期的数字大约是 175，000 万英镑，萧条时期是 15 亿英镑。和以前一样，我并不说这些数字具有统计的准确性，但却可以作为我们所讨论的极端情形下的量值状况的指标，说明我的论点。

这个 25，000 万英镑与同期的全年正常储蓄量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大不列颠目前储蓄水平，据最可靠的估计，大约为每年 5 亿英镑。1922—23 年的数字可能要低些，大约是 40，000—45，000 万英镑。因此，营运资本，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减少在这种情形下足足等于全年储蓄量的一半。

一般说来，国民收入中的正常储蓄百分比被定为 12％—15％。所以，如果营运资本在正常情形下是国民收入的 40％—50％，而变动量则为 10％

—15％，那末营运资本的变动量就等于全年储蓄量的 1/3—1/2。

可是，我们不能认为本期储蓄可以全部用来补充营运资本，甚至大部分用于这一目的也办不到。理由是：在平衡状态下除营运资本的正常增长以外，本期储蓄全部都可以用来增添固定资本，投资市场主要就是看到这种情形而组织起来的。不但如此，对外投资也始终有所增添；新建筑永远不会停止；新储蓄量通过这些和那些途径经常有极大一部分被吸引到固定资本中去。此外，某些制造过程中的货品也确定要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

所以，当营运资本需要补充的时候，要迅速地实现这项补充就不可能不破坏价格与收入之间的平衡，纵使及时采取适当的步骤，也要经过二年或更多的时间营运资本才能回复原状；如果不采取这些步骤的话，所需的时间就更长了①。

当就业量正在下降的时候，企图通过增加其他方面的投资来补偿营运资本的减小，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单单是就业率下降这一事实就几乎必然会引起投资率的下降；只是由于我们惯于主要根据新资本的发行额以及房屋等形式下的固定资本储存量（跌落不如此显著）的增量来衡量投资，所以我们可能看不见净投资额在这些时候减低的全貌。例如，《经济学家》杂志

为伦敦市场上的新发行额总数（不包括不列颠政府为转换短期公债而发行的国家证券）所编制的统计表情形便是这样：

* 批发物价指数

因此，新发行额果真是投资率的准确指标的话，那末萧条年份 1921 年

的投资率实际上就反而比 1919 年大了。但是我们不妨想想，营运资本的资

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919 年全年和 1920 年的一部分时间中迅速地增长

起来，而到 1921 年时又同样迅速地消耗；想到这一点时，上述的数字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下面我列出一张计算表，这不是以统计材料为根据的，而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种并非说不过去的臆测，目的是说明我的论点而不是陈述历史事实：

（根据 1923 年的物价水平）

由于繁荣的最高峰发生在 1920 年的年中，而萧条的最低点则发生在1921

年的年中，我们在 1921 年上半年的净投资额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 1924 年年底，可能仍然至少须要额外增加 5，000 万英镑营运资本才能使当时可用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在美国方面，由于种种原因，1921 年以后营运资本贮量的补充比这要快得多。

(1923 年的物价——单位: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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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把这个数字和《经济学家》杂志（1924 年 10 月 4 日）上所发表的国民收入净额的粗略估计数字核对一下（仍然是为了说明）：

这些数字可能遭到许多批评。我认为，《经济学家》的一切数字在绝对量上都失之过低，而 1921 年的收入数字相对说来又失之过高。但是为了说明一年与另一年之间变动可能具有的量值概况，这些数字还是有其价值的。这些说明数字主要说明的问题是这样：关于 1922 年初的生产量和就业

量，除非营运资本的流转基金能以同一步调恢复或者真实工资有极大的降低，否则就不可能回复到 1920 年春季的水平。①但是这种基金一旦由于 1920

—1921 年的事件而耗损了以后，就除非是总投资大大增加、或者以固定资本形态出现的收入的比例大大减少，否则营运资本就不可能十分迅速地恢复。可是要实现第一种办法，除非是分布在整个期间里实现，否则就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种办法由于种种原因也是这样。比方说，要大家放弃盖新房子是行不通的。此外，当时正在制造中的货品通常有一部分可能已经划定要以固定资本的形态出现，要加以改变就得要时间，可能需要大半年。最后，生产因素中有一部分是生产固定资本的专门化生产因素。如果固定投资削减得过分猛烈，对于就业量而言在一方面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不亚于原先在另一方面所造成的好处。不但如此，由于那次萧条广及全世界，所以当时不容易象德国在 1925 年那样以原料和半制品的形式从外国吸引新的营运资本。因此，旨在促使生产率与就业率迅速增加的货币政策几乎势必会使投资超过储蓄。所以，事实很明显，营运资本量的变动是非常大的，有时

能成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不平衡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营运资本的统计和数量方面，但营运资本理论的一般方面则大大地忽视了。在蕴酿这部著作中的论点时，我觉得这问题必须费很多思考，纵使只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也是这样。在本章的后面几节中，我不揣冒昧，提了一个研究结论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