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德尔松

莫泽斯·门德尔松（1729—86）是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祖父。他是德国最主要的“通俗哲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北德的德绍。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和文牍。莫泽斯天生畸形，穷困不堪。海涅说： “老天爷赐给他驼背，仿佛直率地向芸芸众生表明，人不可貌相，而要从他的品质去判断。”

图 344──门德尔松

他在十四岁时只身去到柏林，他的老教师弗伦克尔博士当时在柏林当犹太法学博士。弗伦克尔雇用他抄写手稿。后来，他靠给犹太儿童教希伯来文自谋生计。1750 年，他有一个学生的父亲，一个名叫伯恩哈德的丝绸商聘他当簿记，最后又邀他当股东。在几个犹太支持者的指导下，门德尔松掌握了范围广泛的精湛学识，涉及数学、逻辑学、哲学、英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德语。1754 年，他在某个棋社之类的俱乐部里邂逅莱辛，两人不久就结为终身友好。1755 年，门德尔松把他就莱布尼兹哲学中的斯宾诺莎主义因素撰写的《哲学对话》（Philosophical Dialogues）给莱辛看。莱辛事先不

作任何表示就把这手稿出版了。这使门德尔松又惊又喜。同年，柏林学院颁发一项奖金，征求一篇关于蒲伯《论人》的哲学的论文。这对朋友借此机会匿名发表了一篇合著论文《蒲伯，一个形而上学家》 （ Pope ， a Metaphysician），它论述了诗歌和哲学的差别。约在同时，门德尔松开始写作他的《感觉书简》（Letters on Sensations），它对美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约从 1757 年起，门德尔松和 F·尼古拉（1733—1811）合作编纂《美术文库》（Library of the FineArts）。1759 年，莱辛和他们一起创办期刊《现代文学通信》（Letterson Recent Literature）。1763 年，柏林学院颁发一项奖金，征求一篇关于形而上学能否加以数学证明的论文。这项奖金授予了门德尔松。竞争者中包括康德（他的论文被授予二等奖） 和林特尔恩的哲学教授阿布特。这三个人结成了挚友。门德尔松在柏林仍旧没有地位，那里只有 120 名“受保护”的犹太人，他们的家族允许在柏林居住。他不属于那些人，因此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在柏林学院这次授奖之后， 一个法国廷臣达尔让侯爵劝说国王（腓特烈大帝）赐予门德尔松以“受保护” 犹太人的地位。在十九世纪里，德国犹太人逐渐得到解放。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他们得以用宝贵的卓著功勋报效这个祖国。但是，尽管这一切，或许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解放突然被凶暴地终止。1767 年，门德尔松发表了他的《斐多，或论灵魂不死》（Phädon，or 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同阿布特就人类命运问题通信的产物。象在柏拉图那里一样，这篇对话的主角也是苏格拉底。在一封致阿布特的信

（1766 年 7 月）中，门德尔松解释说：“我用苏格拉底之口提出我的论点， 这样就要冒使苏格拉底成为莱布尼兹的一个追随者的风险。不过，那也无妨。我必须有一个非基督教徒，才能避免‘天启’的问题。”因此，门德尔松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十八世纪哲学家，他熟谙普洛蒂努斯、笛卡尔、莱布尼兹、沃尔夫和其他人的思想。门德尔松自己的有些论点是属于伦理学性质的，在某些程度上还预示了康德把宗教信仰建基于道德公设的方法。《斐多》在二年里印行了三版，最后还被迻译成几乎一切其他欧洲语言。它是德国哲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杰作，它确立了门德尔松的声誉，因此博得了“德国柏拉图”之称。很久以后，康德在他的《导论》（Prolcg-omena）的《导言》中还说，门德尔松的哲学文笔“那样深刻而又那样优美”。1771 年，柏林学院把门德尔松的名字列入新院士名单。但是，国王（他被奉为“登御座的哲学家”，曾怂恿伏尔泰进行反对偏见和偏执的战斗）把它划掉了。象门德尔松在另一个场合写的那样，“理性和人性徒劳地大声疾呼，因为由来已久的偏见已完全丧失听力。”此后，在许多年里疾病、事务和犹太人麻烦占据了门德尔松的整个心身。然而，他在 1783 年发表了《耶路撒冷，或论宗教权威和犹太教》（Jerusalem，or On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Judaism）， 文中恳求宽容和良心自由。他在剥夺偏执者的宽容权利上表现出真知灼见。有些欧洲民主人士可能正是因为对他的教训耿耿于怀，所以才免于犯粗暴的

不容异端的罪恶。康德写信给他说：“您那么深刻而又那么明白地表明了在一切宗教中无限良心自由的必要性，因此，我们的教会终将也考虑如何消除一切侵扰和压制良心的东西，这有朝一日将使每个人关于宗教实质的观点达致统一。”门德尔松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发表于 1785 年，题为《晨课，或论神之存在讲演录》（Morning Hours，or Lectures on me Existence of God）。康德说它是旧形而上学最后一个也是最坚固的据点，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康德 1781 年新的“批判”哲学。门德尔松对康德的哲学天才深怀敬意，但他觉得康德的“批判”有“横扫一切”的倾向，因此无法与之妥协， 只能走他自己的路。但是，那时以来许多别的思想家不是绕过就是摒弃这条“非常先验的道路”，各自另辟蹊径。作为对有神论的哲学辩护，《晨课》可同后来许多故意反对康德认识论的著作相媲美。总之，康德的同胞都是通过藐视“绝对命令”来摧毁他的整个宗教哲学的基础。

门德尔松在他的获奖论文《论形而上学科学中的证据》（OnEvidence in the Metaphysical Sciences）（1763 年）中，将证据区分两个要素即确实性和可理解性。他论证说，形而上学同数学一样确实，但一点也不象数学那样可理解。可理解住上所以有差异，部分地是因为数学拥有适当符号的体系，部分地还因为数学脱离了生活及其种种实际问题。数学和形而上学的另一个差别在于，事实上，形而上学的理论预期对实在世界有效，而数学家并不关心他的命题是否适用于实际存在的图形等等的问题。从概念地判定某个谓词合理地属于某个主词，过渡到证明这两个词项代表实际存在物，通常是形而上学中最困难的步骤。门德尔松称赞笛卡尔在两个情形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过渡，即笛卡尔从“我思”过渡到“故我在”，以及笛卡尔从上帝的绝对完善出发通过论证而达到上帝的存在。门德尔松力主，纯粹可能性不可能一致地同关于一个绝对完善存在的观念相联结。他由此精心构造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于是，人们面临这样两个抉择：“要末上帝是不可能的，要末上帝存在”。他在这篇论文的结束部分力陈，道德律强加给我们和其他人以促进自己完善的职责，它同一条数学公理一样确实。

他的《斐多》中为支持人的灵魂之不死所援用的主要论据如下所述。说上帝预先决定人遭受苦难，或者上帝希望阻断或终止人朝向完善的进步，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道德品行假定了来世，因此，今世品行和报应间的失调是能够纠正的。

象康德一样，门德尔松也认为，宗教的三个基本观念是道德生活的公设。门德尔松写道：“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上帝、天意和不死，生活的一切 好处便都失去价值，尘世的生活就将⋯⋯犹如风雨飘摇，失去了在黑夜中可以找到提供遮掩和保护的某种庇佑这种令人宽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