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知道美国最近发生的许多事

当美国用原子裂变的火球将人类带入核时代，在中国西北角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一双明察一切的眼睛正在煤油灯下注视着世界。

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对原子弹这东西有那么深刻、那么精确的见解，有那么大气，那么从容的心胸。

1945 年 8 月 13 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才一个星期，毛泽东就谈到了原子弹。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

“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 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

一年后，毛泽东又以他特有的气魄和幽默，给“神乎其神”的美国原子弹取了个很形象也很别致的名字——纸老虎。

1946 年 7 月 1 日，美国在南太平洋比基尼岛附近放了一大堆陈旧的军舰和绵羊、猪、鼠等试验品，进行了一次代号“十字路口行动”的核试验。一架 B-29 轰炸机投下了地球上第四颗原子弹。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行的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据专家们说：“这一试验在纯军事方面的效果是不大的，可是在心理上的收效却很大。”与此同时，从 1946 年 6 月下旬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在他的高级将领会议上狂妄叫嚣：“不消灭共匪，死不瞑目”，并要在“3 个月消灭共军”。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46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发表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她于 1885 年生于美国中西部，1970 年在北京逝世，享年 85 岁。她生命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故乡美国度过的，另外的三分之一是在被她称为“理想的归宿地”的红色中国度过的。

从 1925 年首次来华起，她总共 6 次来到中国，她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国的黎明》等著作，使中国人民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了更多的知音，使中国革命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理解。

斯特朗是 1946 年 7 月 6 日从美国飞抵上海，然后又到达北平，同月 31 日搭乘美军观察小组飞机飞往延安。8 月 6 日，斯特朗在担任翻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马海德大夫陪同下，乘大卡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家。

卡车在泥泞不堪的河堤上滑动，从砾石中择路行进，越过深谷，爬上了另一边的杨家岭。在陆定一和马海德的陪同下，安娜·路易斯登上了一段陡峭的小路，路两旁是玉米杆子和薯类作物。过了陡坡，她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窑洞门前了。

毛泽东正在等候着这批客人，他坐在窑洞前的黄土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思考着问题。他的小女儿紧缠着他要移动的那条腿。他穿着深蓝色制服， 膝盖部位有大块补钉片。安娜·路易斯的第一个印象是，毛泽东是“一位高大的男子汉，具有中西部农民那种不急不忙、魁伟厚实、举止大方的特点” 和一种“由深逐而机灵的理智所引导的自然生命力”。毛泽东迎接他的客人时是那样谦逊质朴，使得安娜·路易斯原来的紧张心情顿时消除了一大半。在黄土平台上的一棵苹果树下，宾主四人围坐在四条矮凳上。窑洞后面，一座小山陡然壁立又陡然下陷，形成一个小山谷。谷底有块土地，毛泽东在上面种了烟草，为他自己提供卷纸烟用的烟丝。

斯特朗在她的回忆中写道： “我们坐在土坪的一棵苹果树下，整个下午直到日落，远处的山都历历

在目。他的小女儿穿着一身花布衣裳，围着她父亲玩耍，有时伏到父亲的怀里，受到她父亲的爱抚⋯⋯

“我们谈话不久，我就注意到在毛主席的窑洞上方大约 20 米的草丛里有响动。不久以前胡宗南的飞机曾经在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的地方丢了一个小炸弹，所以这时我就猜想大概那里有警卫员在警卫主席的家。我问：‘那儿有谁？’

“‘是另外一家。’毛主席说，‘他家的孩子对我的外国客人发生了好奇心’。这给我上了一课：人类的好奇心是相对的。原来引起山上的人注目的倒是我自己。在他们看来，毛主席是同他们合种山上一个菜园的邻居。” “我们谈话毫不拘束。翻译又是那样流利，毛主席自己的态度又是那样

富于表达力，因而我并不感觉到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他的思路广阔无垠， 考虑到古今中外的事件。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因为我是几星期前才离开美国的，而他 20 年来同国外连通讯的关系也没有。他安排情报工作就同搞军事战略一样用心。清凉山上那些监听新闻的小接收机为他所收集的情报是惊人地完整。他还曾一度通过军调部的飞机从世界各地运进书刊。许多美国新书已经为他全文或摘要翻译成中文。当外国客人来延安访问时，他也向他们打听各个国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