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砝码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 1985》一书中，曾写了这些一段话：“给 40 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写一段悼文应该这样开始，即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彻底无知。他们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与国民党人的正式官方来往，以及为他们自身逻辑而进行的战事之中。他们感觉到了国民党的腐败但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更是一片空白。”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其雄浑的声音，庄严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洪亮的声音犹如晴空中的一声霹雳，震动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恐慌。

毛泽东在建国典礼上发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当天，周恩来外长向各国驻京前外交人员，包括美国的前外交人员柯乐布，送达了这个公告，并随附公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美国的柯乐布当时注意到，商讨建国大计的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表现出“引人注目的克制”，中国报刊则大大减少了对美国的抨击。他甚至觉察到“中共已调整了对于国际条约的立场”。

稍后，即将担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的柯伯年在 1949 年 10 月《学习》杂志发表久章指出：中苏团结并不排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所有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国家都将得到新中国的同等对待。

显然，中国当时在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上既坚持原则，又积极灵活，中美关系的前景取决于美国。可是，美国的态度却是僵硬的。

中国近代史专家陶文钊先生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的一边倒决策”时指出：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的事态发展，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正相反的两股潮流。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19 世纪末以来，它力图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但毕竟不如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那样在这里实力雄厚，它的扩张企图又受到日本的迎头阻击。因此，在 20 世纪的头 40 年中，美国的政策不是支配、统治亚洲。美国一再重申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打破别的大国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在中国为美国的投资和贸易争一席之地。及至二次大战结束，情况大不一样了。美国在远东扩张的主要对手日本被摧垮了，英法自顾不暇，其在华和在亚洲势力大大削弱，相反，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却称雄世界，无可匹敌。

由于美国实力的极度膨胀，美国统治者的扩张欲望也随之大大膨胀。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不再限于美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也不再限于美洲大陆，世界上任何地方有风吹草动，只要他们认为与美国“安全”有关，就可以进行干涉。在亚洲，美国当政者同样要建立“美国治下的

和平”，要在这里确立它的支配地位。早在大战期间，罗斯福就曾这样设想过，他把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作为制衡苏联势力的重要因素，把一个统一、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治下的远东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二战结束以后，美、苏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演变成“冷战”，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笼，美国决策者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作为外交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他们要把中国置于其控制之下，保持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在“冷战”中充当美国的伙伴。

但是，这毕竟只是美国政府的一厢情愿。

对于中国来讲，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也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的迅速发展壮大，正是这种觉醒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打败日本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受制于另一个大国，充当它的附庸，而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于是，矛盾产生了，美国要按照其意图来摆布中国，决定中国的走向，而中国人民偏偏不理这一套，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股正相反的潮流发生冲突乃是不可避免的。

美中敌对的格局已经定型。特别是司徒雷登离华返国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已由怀疑摸底开始转为公开敌视。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美国决策层对新中国的政策思想一度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以艾奇逊为首的一批“精英”、“智囊”认为，对美国来说，大体上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新中国进行破坏、颠覆，等待机会推翻它；另一种办法是试图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让时间发生作用，施加有力的影响来改变它。艾奇逊认为后一种办法是明智的，杜鲁门对此也颇表赞同。

但艾奇逊所提出的“明智的”政策设想并没有变为明智的行动。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新任伊始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授权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布在适当时机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示：中国新政府继承现存的中外条约义务是美国予以承认的前提。这是美国准备用承认问题施加压力的第一个迹象。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政府强调的是，力图维护美国在华特权。

在艾奇逊看来，中国共产党正在践踏国际义务，无视国际准则，在他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法律和秩序”面临考验，美国不能承认一个“无法无天”的政权。

但事实上，承认问题不仅是个法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维护在华“条约特权”只是美国政府的部分考虑，它更大的企图是：迫使中国共产党疏远苏联，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削弱中共的威望，鼓励中国国内的反共力量，在国际上孤立新中国，一句话，干涉中国革命。不仅如此，承认问题还和对华遏制密切相关，美国的承认将动摇中国的邻国（特别是东南亚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压力”的意志，而在它们不得不起而效仿的情况下，将为中共提供“渗透”和“颠覆”的机会。

为了对中国共产党施加最大压力，美国竭力拼凑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1949 年 4 月底到 5 月初，司徒雷登两次上书国务卿，建议西方国家共同孤立新中国。他强调：决不应允许一些国家为“暂时的、表面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抢先承认新中国，以防中共“以夷制夷”。5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指示驻英、法、意、比、荷、葡、澳和加拿大的美国使馆，立即向各驻在国政府施加影响，要他们和美国结成共同阵线，切勿采取导致承认的任

何主动行动。不久，美国务院又向驻印、缅、泰、菲等国的使馆发出了类似的指示。一时间，从北大西洋沿岸到东南亚，美国外交官们鼓舌如簧，竭力要别国追随美国。

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美国曾长期拒不承认苏联时说：“如果一个国家的行为在美国看来太不循规蹈矩，它的存在就会干脆被置之不理。”这种荒诞的悖理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不承认新中国是美国政府1949 年到 1950 年初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大量史料表明，从 1949 年起，美国开始把反对、孤立和遏制新中国当做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主要环节。美国政府不仅不承认新中国和竭力组织孤立新中国的国际阵线，而且拒绝了这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就未来中美关系同美国对话的试探，坚持以各种方式加剧新中国的经济困难，并且力图阻止台湾和西藏的解放，为此甚至考虑把台湾分离出中国和设想秘密支持谋求独立的西藏噶厦。此外，它还顽固地维持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尽管这个政权已丧失了对中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控制和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

中美敌对与隔绝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中包括其不承认政策。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关于外国承认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是合理的、正义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永远结束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不平等待遇的时代，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要在新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就必须停止敌视中国革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

1949 年 4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了这一原则。它既符合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民族独立事业的需要和现实，又符合国际法的根本准则，特别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准则，是天经地义的。由此派生而来的一些基本方针，包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外国驻华官方机构及其人员有合法地位的方针，也是完全正确的。鉴于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当时的实际态度，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不急于取得它们承认的方针。毛泽东就此强调：“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合法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的同时，仍注意到策略的灵活性，这样做有利于防止美国军事干涉，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残余政权，分化美国竭力组织的敌视新中国的联合阵线，并为发展经济利用和争取利用美国资源。1949 年 6 月 15 日，即中国共产党正在安排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事宜之际，毛泽东在新的政协筹备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愿意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并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我们就愿同它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1949 年 8 月，杜鲁门批准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此时美国虽然已明白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美国为它所做的一切已均告失败，蒋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等等。但艾奇逊同时在这份报告里附了一份“卷首函”，宣称中国共产党人已舍弃他们独立自主的信仰，公开宣布他们附属听命于一个外国——俄国。冷战的舆论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的内战说成是“外国支配”下的和“苏俄帝国主义”的一个例证。

艾奇逊发表的这类危言耸听的言词，也是美国针对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 6 月发表的中国将“一边倒”地支持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力量这一声明的反应。美国把这一声明看作是中共对美国采取全面敌意的一个声明。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在私下里，中国共产党的上层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曾做过多次努力谋求与美国重开谈判，探讨改善双方关系的可能性。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再暗示，他们希望在政治、经济方面保留自由选择的余地，以免过分依赖苏联。乔治·凯南虽早就敦促过华盛顿对中国方面这类坚持独立自主的暗示做出灵活反应，尽管如此，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个问题上还是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他严格禁止美国驻华外交官对共产党的试探做出反应。艾奇逊有意将毛泽东对美的公斤抨击渲染成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不共戴天的证明。

作为对这些谬论的答复和反击，毛泽东于 1949 年写了数篇文章，揭露美国政策欺骗人的实质。

从此，中美关系走进了互相敌视、针锋相对的“冷战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