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 章 杜勒斯的“和平演变”

从朝鲜战争到 60 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侵略性、扩张性的忧虑明显地加强，毛泽东最关心的，就是怎样挫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干涉政策。

这一时期，是他猛烈抨击美国对外政策的时期。在国际关系上，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和美国最疏远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冷战”和经济遏制。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美国就大举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并对中匡实行全面禁运。这说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还要经历一场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武装较量和其他形式的尖锐斗争，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实践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很难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它们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又采取“软” 的一手。

1953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们”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 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等。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 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毛泽东主席十分注意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十分注意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策略、方式的变化。杜勒斯“和平演变”战略出笼之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刚取得胜利，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和禁运还在继续；社会主义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一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经济建设在发展，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毛泽东当时没有马上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后来提出这个问题，是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7 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1958 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齐反对中共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中国“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这些事件，都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并吞。

在这同时，美国积极地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1957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

1958 年 10 月 24 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

变”。

联系到苏联和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极为重视。1958 年 11 月 30 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毛泽东历来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审时度势，见微知著，以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 一旦有事，不至于因毫无准备而慌张失措。提出这一要求十分必要。毛泽东是每天都要亲自看《参考资料》。

到 1959 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这年 1 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片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协定；9 月，在中印边界事件中，苏联公开声明中立，实际上是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国；同月，苏美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毛泽东认为苏联领导已经变质，赫鲁晓夫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事业，变成了修正主义。而在这年 7 月至 8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毛泽东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内外的敌人联合向党进攻在党内的反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于

是在这年年底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

1959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有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和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林克同志，找一些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送给他看。林克同志选了三篇，即杜勒斯 1958 年 12 月 4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

《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 年 1 月 28 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以及同年1 月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

毛泽东从前看过这几篇讲话。

这次看了之后，同林克同志谈了他的看法。随后让林克同志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一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林克同志将批注拟好后，毛泽东便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篇讲话全文印发到会同志。

杜勒斯的这三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和平演变”。

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

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讲话之后指出：“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壮大，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

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1 月 2 日，毛泽东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和说明。他说：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 3 个材料——杜勒斯 1958 年 1959 年的

3 篇演讲。这 3 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

的。比如杜勒斯今年 1 月 28 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泽东在谈到杜勒斯 1959 年 1 月 31 日的演讲时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 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主要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 不要动，要变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对美国还同时要对赫鲁晓夫。顶上 5 年到

10 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 也不影响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

从此以后，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 并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从 1960 年起，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4 月 22 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 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外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 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要警惕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在 1962 年 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也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2—823 页）在这里，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

1967 年 2 月 3 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曾说：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从 1962 年底到 l963 年春，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中苏论战进一步公开化。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中苏大战进入高潮。与此同时，国内加紧了反对“修

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毛泽东把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1964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1964 年，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 年上半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北方，在这种形势下，于 1964 年 5、6 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

从 1965 年起，毛泽东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了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 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局省也好，不正确的， 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途径天津、济南、蚌埠南下，巡视南方各省。12 月 5 日，他不顾 71 岁高龄和旅途的劳累，重上井冈山，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接着，毛泽东从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撤换了他认为有“问题”的领导人。1966 年为了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不顾后果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一书中谈到：“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毛泽东还曾设想请外国党来进行帮助。”1964 年 1 月 5 日，他在接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曾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 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1965 年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夸田里见时又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亿万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一是号召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从学习大庆油田开始的， 后来中央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措施。二是改革有关制度， 缩小三大差别。

对于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的发展不平衡， 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一项长期而且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泽东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 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使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付出了很大代

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