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 一是美国因素。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出现，野心很大，但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毕竟有限，同其野心不相称；美国人民渴望和平；美国国内不同派别的政策主张，包括民主党政府内部的分歧，共和党控制国会、院外援华集团、正直的有现实眼光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的看法，等等。特别是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策产生制约作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硼年代未美国与国民党政权互相卷入对方内政之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

二是中国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谓“中间力量”，等等。

三是国际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苏“冷战”。美苏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两个相反方向起作用，一方面促使美国积极干预中国内战，反对中国革命，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程度，与美苏妥协的余地恰成反比；另一方面，又制约美国行动不超过一定限度，因为它不想与苏联直接冲突，因此它对中国内战的干涉以不引起苏联干预为度。尤其是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令美国的右翼反共势力惶恐不安。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人所看到的亚洲，是苏联对满洲的浓厚兴趣，以及如同燎原烈火一般的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崛起。美国人忧心忡忡，既怕苏联控制中国，又怕中国共产党获得江山。美国当时极有影响的对外事务发言人、以后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是其中一员积极为维持国民党的意见而上蹿下跳、竭力辩护的战将。1945 年初，他对外宣称，美国对华政策的要旨是“决心不让四忆中国人被某个外国的掠夺计划所利用”。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和施加压力之下，也已做出选择，他明确提倡全国将“依赖基督教民主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根本支持”。

在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圈中，最善长辞令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要数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曼认为，由于中国是国际共运据以向美国挑战的战争爆发点之一，如果美国放弃它支持蒋介石的责任，则“美国最后将不得不面对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数亿人就会挥戈进军美国的事实”，哈里曼生动的想象证实，美国最高领导层已开始将中国共产党人看成是与美国全面敌对的苏联的代理人。至 1945 年 7 月，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已采取了反苏、反共的姿态。美国领导人不再把苏联看成一个忠实的反德盟友和一个未来的反日盟友，在他们眼中，苏联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新敌手。到 1945 年 7 月末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分歧己越来越大乃至到崩溃的边缘。

其实、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并非像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联合中共，在全球推行赤化。虽然斯大林希望控制满洲部分地区和夺取日本人在那里建立

的工业，但当时并不准备全心全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8 月 14 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几个小时，斯大林和宋子文为履行《雅尔塔协定》，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日本投降后，苏联得到在满洲全部的铁路、港口特权；作为交换，苏联人保证他们“在道义上、物质上、军事上支持中国”，并且“唯一地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但美国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敌视苏联的程度，远较总统本人为甚。他们将苏联的安全要求和惩办德国的要求，以及斯大林坚持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的主张，都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向全球蔓延和扩张的前奏。

与此同时，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正在进行着决定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留在美军驻华司令部的最后一名政治顾问，谢伟思最后一次被派到延安去了解中共的七大会议情况。他一到延安就发觉，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表示难以理解，对蒋介石也更加厌恶了。

3 月 13 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于罗斯福对中国问题如此举棋不定，出尔反尔，感到很迷惑不解。

毛泽东极为遗憾地谈到，自 1944 年 12 月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改变了以往促成中国国共两党妥协的方针。赫尔利的敌对行动一定会使美国一直为之奋斗的希望完全落空。毛泽东强调美国援助的巨大意义，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说什么美国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指调解国共冲突——编者注），没有那么回事！你们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盟友到这里来了。你们能呆在延安，就很了不起。”

此时中共的这位主席还想着，希望跟罗斯福总统面对面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

但是毛泽东哪里知道，当时已经是罗斯福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月了。4 月 1 日，谢伟思匆匆离开延安。

就在前一天，他接到了要他立即返回美国的命令。命令不用说是赫尔利下达的。

在谢伟思动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朱德一起和他作了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谢伟思说，他的这次召回，是祸是福还难说，如果是好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若是坏事，那么可能就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打仗。如果真要发生了内战，只要美国采取不插手政策，我们就满意了。谢伟思在解释毛泽东的讲话时说：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枝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以他们所能做到的方式实行合作。

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年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他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作战⋯⋯

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共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它能促使战争尽快打赢，能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的事业，能在解决土地问题基础上，通过实行工业化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博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衣民和自由派人士的友谊。

1945 年 4 月 4 日，谢伟思最后一次离开延安。他在重庆停了一下。在 4

月 12 日，即罗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华盛顿。

在此期间，不知疲倦的赫尔利也回到了华盛顿，并同总统进行了磋商，他说服罗斯福同意了对蒋介石的最高权力的看法。

1945 年 3 月，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华盛顿宣称：“只要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个力量单薄且不得人心的敌对团体。”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病人膏育，生命垂危，而且几星期后就离开人世，因此他无力也无心指责赫尔利，而且事实上还对赫尔利在过去几个月的行为表示出明显的赞许。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美国反华反共政策的成型和出台。1945 年 4 月 2 日，美国反共政策得到了正式批准。当天在华盛顿，赫尔利晋见了罗斯福，之后马上出席了一个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中国共产党对妨碍中国实现和平一事负有极大的责任。此举似是在向世人昭示，现在甚至连罗斯福也抛弃了不偏不倚的政策。

至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丧失了所有影响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希望和努力。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发表了演讲。他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警告国人说，美国和国民党正在共同策划一个大阴谋：一俟日本投降，就进攻共产党。6 月份，谢伟思被以所谓“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延安，更证实了华盛顿日益反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