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觉得自己赢了第一个回合

马歇尔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似乎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在临出发之前却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文森特发生了意见分歧。文森特作为一个“中国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在马歇尔去做国共两党调停人之际，不宜让美国军事力量投入，帮国民党军队运兵。但马歇尔却同意美国军方的意见，在调停期间，不停止帮蒋介石运兵。

杜鲁门总统同意了马歇尔的这一立场。实际上，这一着也为马歇尔最后的失败落下了头一个败笔。

1945 年 12 月 15 日，马歇尔即将登程前，杜鲁门总统就马歇尔的使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国共双方应该实行停火，并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纷争，实现联合；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它是“一党政府”，应当扩大政府基础，实行民主改革，随着政府的改组，中共军队应

整编入中国的国民军队；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受降和遣返日军，但这种支持将不扩展为影响中国内政的军事干涉，等等。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联合下达了一份给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命令中称，美国将继续对“蒋介石反对中国内部持不同政见势力的活动”提供“至少是间接的支持”。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作出“合理的让步”，美国就将帮助蒋介石调动兵力前往那些国共双方有争议的地区。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分割的中国”或“俄国在满洲再度行使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点，马歇尔叹息道，华盛顿将“不得不抑制它的自尊心和它的大部分对外政策”，并不得不继续援助国民党。

而在事实上，即使美国政府希望阻止中国内战，美国领导人仍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同苏联的扩张一脉相承的，国共两党的相互残杀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对抗中各方的代理人。因此，杜鲁门和马歇尔相信，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保持“秩序”和“稳定”是极为重要的。1945 年以后，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便与阻止苏联全球性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极为愤怒，但他们仍对于美国政府在赫尔利辞职后，派马歇尔来中国作调停人，抱着欢迎态度的。认为这有利于当前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毛泽东还希望美国能真的改变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当时的情况考虑，拖延内战的爆发要比立即与装备较好、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摊牌要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于 1945 年 12 月率领一个代表团重返重庆，准备与蒋介石和马歇尔进行谈判。但是，当代表团的飞机刚刚降下跑道，机场上便发生了国民党警察“动手将中共代表逐出机场”的事件，这似乎确定了这次谈判的基调。后来幸亏美国外交官的出面干涉，中共代表团才得以解围。

12 月 21 日，马歇尔第一次会见蒋介石。他在首次谈话中对蒋施加了一些压力，他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公众制约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内部争论已经解决，人民将不会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此时蒋介石还摸不透马歇尔的底细，加上马歇尔来华前，社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特使的进展情况而定。在这种压力下，他才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点让步。

马歇尔到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之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向马歇尔陈述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即中共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筹建国民大会，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法国家。在马歇尔的努力调停下，12 月 27 日，国共两党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由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群，中共方面的是周恩来。

三人小组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三人一致协议的原则，每方面都有否决权。三人小组所做的一切均应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生效。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随后建立的由三人小组领导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及其属下一切部门机构。

在关于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最关注的是两件事：国民党军队开

人东北接收主权和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赤峰和多伦这两个战略要地的问题。最后国共两党各作出了让步。周恩来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容许国民

党接受东北主权，美国可以协助国民党政府运兵去东北，由国民党直接与苏联办理交接，中共不参与其事。至于赤峰和多伦，当时已由中共接收，经马歇尔说服，蒋介石答应放弃要求。

1 月 10 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拟在马歇尔的官哪里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签字仪式。

这一天，天色灰暗，淫雨纷飞。一团团阴沉而灰黑色的冬云在天空中沉重而徐缓地移动，凛冽的寒风挟裹着潮湿的雨雾穿过窗根，在宽阔而古典的客厅里徘徊。在客厅中等待客人的马歇尔感到寒冷难耐。为了驱赶浓浓的寒意，他在充当签字仪式处的客厅内走了一圈又一圈，不时地跟美国驻中国代表饶伯森和美军军官白鲁德上校说几句话，有时又停下脚步，用踌躇满志的目光扫视着客厅内的布置。那边墙上，挂着圣玛丽亚怀抱天使的油画，下面摆放着一对中国的景泰蓝。另一边是长条桌，座位后面的木台上，有一束黄色的鲜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赠送的圣诞礼物。

此刻，马歇尔的心里很得意。有人说我根本不应该承担来华的使命，有人断言我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我这不是解决了吗？周恩来和张群很快就要来举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虽然仅仅是开端，可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两辆黑色“雪弗莱”汽车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分别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下车之后，他们礼貌地伸出了手：“岳军先生好！”“恩来先生好！”然后通过哨兵身旁，向院内走去。

48 岁的周恩来，穿一身中山装，英姿滞洒，脚步轻捷，不卑不亢，完全

是一位老练机敏的谈判家的风度。他 12 岁离开出生地淮安，随伯父前往沈阳求学，15 岁时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第二年就成为学生领袖，以后又东渡日本， 西去巴黎，参与领导黄埔军校，组织南昌起义，后又长征万里，到了延安。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

比周恩来大 11 岁的张群，虽然西装革履，但仍然遮不住老态。他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先后当过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可谓久经风浪的“得意政客”。但和周恩来谈判，他总觉得自己稍逊一筹。平时都是蒋介石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有人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能称为如夫人。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群只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他自己也说过：“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他自认为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在 3 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他就领略过周恩来的机智和多谋。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步到底走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该张治中的了。

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他边和来人握手，边大笑着说：

“Mr.Zhou，good aftemoon！”（周先生，下午好！） “Mr.Zhang，good aftemoon！”（张先生，下午好！） “将军下午好！”周恩来说。 “元帅下午好！”张群说。

张群这样称呼，并非完全是为了讨好。在英语中，“马歇尔”和元帅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视为相当于元帅的军衔。

寒暄完毕，三人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在右边，周在左边。

下午 3 时 10 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有

4 个文件：一、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三、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本来，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是张治中，可张治中当时远在新疆。蒋介石发电报催促，张治中迟迟不回。无奈，蒋介石只好先派张群作为代表参加停战谈判。4 天前，张治中回到重庆，张群立即要求交班，张治中却不同意，执意等张群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张群在文件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下可以交差了。

看着放到自己面前的文件，周恩来的脑海中出现了 3 个月前的那一幕。

去年 10 月，在桂园（张治中的住处，毛泽东当时就住在那里）经过 40 多天谈判，达成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上面签字的也有张群，还有张冶中、王世杰、邵力子，中共的代表是他和王若飞。

那次谈判刚开始不久，国民党 19 军军长史泽便指挥 17000 多兵力，向上党地区发动了进攻。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刘怕承、邓小平发来电报，请示对策。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是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毛泽东看了电报说：“告诉他们，要打，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越好，我在这里越安全。”刘邓于 9 月 10 日发起攻击，开始了上党战役。

按时间计算，他在纪要上签字的那天，上党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签字后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又发出“围剿”共产党军队的密电，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次重开和谈，协议停战；本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党中央早在杭战结束后就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问题，毛泽东也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檄文中提出“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而且对党内指示：“国内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蒋介石却虚与委蛇，一门心思放在抢地盘搞独裁上。他虽然嘴里也说和平，心里却想借此机会溶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今他走向谈判桌，实属另有所图。而美国人之所以积极敦促，其中自然另有一层微妙因素。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一次的军事调处，实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对华基本政策在外交斗争上的折射⋯⋯周恩来怀着复杂的心情，挥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动作很快，立即写上了“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英文签名。这颇像一个商人谈妥了一笔买卖，害怕对方再反悔， 急于签了字使其具有法律的效力。当然，他心里也明白，签了字的协议也未必有多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有协定总比没有协定好，它对于对立情绪如此之大的两个党派，总有点约束力吧。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笔，轻轻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参谋长时所用的心思和精力，一点儿也不少啊！

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张群和周恩来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国民党、中共和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

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满满的三杯红色葡萄酒碰在一起，发出清脆

的响声，又增添了一道鲜艳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