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外交官

赫尔利一手撮合的国共谈判流产后，他离开中国，回国呆了一段时间。赫尔利这时觉得，要单枪匹马解开中国那几乎是解不开的、复杂的政治、

思想和经济的疙瘩是不可能的。不论你的动机如何，你的行动却常常使你与之打交道的人失望。

同中共的谈判失败，赫尔利迅速地倒向了蒋介石。据戴维斯说：

我记得，到 1944 年 12 月，赫尔利将军并来得到华盛顿方面的证实便开始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项政策对于美国利益来说，是充满危险的。赫尔利将军不过把一种已被默认了的看法，明白他讲了出来而已。他是在迅速变化着的现实局势发生问题的时候宣布了这一政策的。

其实，这政策究竟是什么，谁也并不确切地知道。l944 年 5 月发表的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

1945 年 1 月，华盛顿方面告诉魏德迈将军：“在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能对远东的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但是，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导人。否则⋯⋯便可能出现动乱。”

赫尔利后来改变了立场。部下的报告，他煦转照送，不过要加上一个说明，表示与他无关。他在林沃尔特和史密斯合编的一份备忘录上加的附录，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两人觉得有义务让华盛顿知道：根据可靠的憎报，国共两党已经有 6 个师的兵力在交战。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继续给蒋介石以“无限支持”，以此实现国内和平，全都感到悲观。赫尔利不相信这一点，他的附录是这样写的：“至于我这方面，这场共产党的争端是可以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咖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对此，副国务卿格鲁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们感兴趣地读了你的电报⋯⋯认为你和你手下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对于我们估计中国的事态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赫尔利对那些对中国了解得很透、懂得太多、对于眼下时局很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已心存芥蒂了。

现在，在重庆的那些年轻的美国职业外交官们却变得好像是无事可干了。

他让那些人留在使馆内，或者对其中早已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一脚踢走。l945 年 2 月 28 日，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幢公寓楼里，发生了一桩

事。这件事后来就被叫作“外交官反叛事件”。

此时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都回美国华盛顿述职去了。驻华使馆的那些中下层外交人员都住在同一公寓楼里，他们的生活单调

无趣，无事可干，到了晚上，要么打桥牌，要么猜字谜，以此消磨时光。而那些年轻的外交官们不想就这么无聊地泡日子，就把全部心事放在他

们一直关心、却无权过间的中国局势上。此时，赫尔利硬拉死拖的国共谈判明摆着是要进入彻底破裂了，那些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宝贵时光正在飞快地流失，应该赶紧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要不然，过去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这大几个年轻的外交人员在一个房间里谈论中国局势，谈到后来，就有人提议，我们光是这么说说也不行，应该马上给国务院写一封信，如实地把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那些决策者作汇报。

于是，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请约翰·谢伟思执笔写的。信中他们谈了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优虑，而国务院和赫尔利根本听不到对现状的客观看法，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向总统提出一条建议：

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需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的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要是它能被采纳，就元异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

由于这封信很重要，这些下级外交人员就去找当赫尔利不在时临时代管馆务的参赞艾奇逊。艾奇逊把信看了一遍后便说：“此信不能发。”

他是很有头脑的人，这封信如果让赫尔利知道的话，肯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因此他又对那些激动的年轻外交人员说：“这封信是决不会起作用的。他们会说我们全是叛徒，说我们是老猫不在，耗子翻天。”

但谢伟思他们一再地说，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不说出这些话，就会觉得对不起良心，对不起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最起码的公德。

艾奇逊想了想，想出一个可以避免被说成是违反纪律的办法。那就是在信的里面再加上一个要求，即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要同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个商量。于是在信中加了一句：“现在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良好机会。”

月 28 日下午 1 时，艾奇逊从重庆发出了这封信。它按时寄到了华盛顿，
并被送进了白宫。

外交官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中国科引起了共鸣。中国科在 3 月 1 日和 2 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地重申他们的主张。那就是，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

这时任中国科科长的就是当初在中国使馆当过一等秘书和参事的约翰·文森特。他对中国的局势很了解，也很关切，对于谢伟思他们的看法也很赞赏，所以就不顾风险，把从中国来的这封“请谏书”当作一份重要文件往上送了。他还在备忘录里特别强调，要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代理国务卿格鲁感到这场对华政策的争论事关重大，即于 3 月 2 日就把从中国来的电报呈送白宫了。

月 4
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文森特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这封从重庆发出的信后，当即气得要命，先是责怪文森特不该收下它，然后就大声咒骂写这封信的那些人。

他吼叫道：“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天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

第二天，赫尔利又向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兰坦提出了抗议。他说：“发这份电报是部下对我不忠的行动。它把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挑了起来。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一方的问题又重新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召回的。”

赫尔利在此后的连续几天内，都去国务院跟国务院的官员们论战，最后这桩争论又进入白宫，由罗斯福作出了最终判决。赫尔利赢了。罗斯福再次支持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