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在想什么

罗斯福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赫尔利的中国政策？

至此，我们不能不谈到罗斯福，谈到他的对华政策了。我们请读者再跟我们一道简略回顾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

1937 年以前，罗斯福虽想按美国的意志改革中国，随后把它纳入世界秩序之中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但他宁愿意满足于对中国采取一种被动的、冷眼旁观的、不干涉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确信这个苦难深重的东方古国是那么神秘莫测，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数，对一个就美国人的经历而言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又如此广大的地区，美国人是力不从心的，何况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有着那么多事情急待解决，无法腾出更多的精力关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1937 年以后，罗斯福对中国改革的长远期望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威胁中国独立、意欲全面统治中国这一无情的现实所取代。此刻他更为迫切关心的问题不是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乃是如何解救中国于濒临灭亡的生死攸关之命运，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认为一个独立的未经他人染指的中国，总比一个受日本统治的中国、对美国敌对的中国要好。

从 1937 年到 1941 年，罗斯福则行走在一条狭窄而矛盾的小径上：一方面他仍然全力阻止或推迟同日本直接冲突和直战，另一方面则尽其所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前怕狼后怕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旦被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彻底打破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就开始织进同盟国的军事战略与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谈到美国在大战期间的对华政策时曾回顾说：对中国，美国有两个既定政策，第一是短期政策，即帮助中国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维持中国继续参战”。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继续参战从军事上可以把“相当数量的已军牵制在中国能场”，从而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所受到的巨大压力。第二是中长期政策，即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威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即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世界主要大国。

在这个时期里，罗斯福先前那种对中国被动的、不干涉的对华政策转变成为某种积极的、介人的政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是基于以下的逻辑和考虑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认为，战争将以德、意、日的失败和同盟国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后、美国无疑将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而在它的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里，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属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共同抗衡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俄国、英国以及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此时的罗斯福认为，

“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那么谁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呢？首先，这样一个中国不应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因为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可能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的地位的：其次，美国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谁是比蒋介石更有能力、更有威信、更坚强有力的人了，因此，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即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这样，美国政策就把美国战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支持蒋介石政权结合起来了。

二战初期，中国的作用显得很重要，因而罗斯福很着重蒋介石的军队。但由于在战事上蒋介石的军队一再证明其松懈无能，甚至未能牵制日本的进攻，中国早期的重要性就逐渐减弱了。尽管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削弱，罗斯福也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 18 世纪，但他仍然固执地追求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国的幻想。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和邱吉尔说：中国应取得战后世界的“四大警察”之一的地位，在亚洲大陆发挥和平维护者的重要作用。

从 1942 年末起至 1944 年夏，蒋介石巧妙而成功地利用罗斯福的这一观点来抵制史迪威。蒋介石心里很明白，罗斯福希望利用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保护国，成为一支取代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在地区安全方面起稳定作用的势力，并且为日后抗衡红色苏联的影响提供有价值的砝码。这样看来，从长远来分析，蒋介石料定罗斯福是不会采取行动来破坏这个由他亲自推举作为“四大警察’之一的国民党政府的。为了日益依赖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支持，蒋介石拟定了一项建设性的军事战略：他选中了前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作为对付史迪威的人。

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尽管有人提出不予理睬，但罗斯福还是决定迁就蒋介石，转而支持陈纳德，因为罗斯福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换取未来美中亲善的明智投资。1943 年 3 月，罗斯福对马歇尔将军说，蒋介石不应在威胁之下才被迫实行改革。蒋介石在中国造就了“我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得到的东西”，威吓他只会适得其反。他，甚至明确说蒋介石是“四亿中国人民无可置疑的领袖”，他也不可能像“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听从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

1943 年 9 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尽管蒋介石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只要有蒋介石在，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不会出现”。

从以上事实看来，既然支持、扶植蒋介石与美国战时和战后阶利益关系如此密切，罗斯福在史迪威事件中最后对蒋的让步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光靠飞机就可以战胜日本，然而蒋介石却是那样虔诚地寄希望于陈纳德。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支持的种种行动清楚地表明：美国政治领导人在脱离现实方面走得很远。历史上，不少哲人、大师、政治家，他们在某些领域，对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可以有高深渊博的分析和论述，然而他们却对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中国，从来没有深刻的认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罗斯福也是这样。尽管他对欧洲的争斗和政治有精辟的见地，相比之下，他和他左右的大部分人对中国情况的理解却是极为肤浅和模糊的。他们没有看出，迁就蒋介石并不能解决中国更深一层的政治危机。此外，他们还漫无边际地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未来，因此推迟向蒋介石算帐的日子是应该的。他们没有想到，

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国民党得以无所顾忌地拒行改革，反而加速了它的垮台。1944 年春夏两季，中国战场出现的数次灾难性军事事件，使罗斯福总统

受到极大的震动。在无能的蒋介石军队的溃退下；日本军队节节进攻，屡战屡胜，最终宣告了蒋介石和陈纳德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面对巨大的投资付诸东流，理想的泡沫相继爆裂，此时的罗斯福已对蒋介石怒火中烧了，可他毕竟心存侥幸，又能以大局为重，只好暂且把心头怒火压抑起来。1943 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了追加 10 亿美元的援助以及额外武器的请求。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美国被迫同意。但蒋介石仍拒绝发动“缅甸战役”。在事实面前，罗斯福终于有所悔悟，决定拒绝给国民党政府新的经济援助以警告蒋介石。

到了 1944 年 5 月时，日本仍处于攻势，国民党仍节节败退。蒋介石总以

“防范共产党”为由，设法把大部分兵力留作后备。至 1944 年 6 月，罗斯福已相信只有积极强迫蒋介石投入对日作战，美国的战时战略和战后战略才不致化于一堆泡影。事情越来越清楚，要中国发挥牵制、拖住日本的作用，必须使中国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希望就是重新恢复中国国内统一战线的生气，这样才能去掉蒋介石的所谓“防范共产党”的任何借口，还能使美国对华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加以利用。更进一步讲，如果国共两党这种战时的“团结”能在日本投降后继续维持下去，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内战的爆发。心存此念，罗斯福决定于 1944 年 6 月派他的私人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命他迫使蒋介石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一项谈判协议，并暗示美国愿意在两党谈判中间调停。

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坚持取得让一个“美国观察组”能获准自由进出共产党人的首府延安的特权。罗斯福的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良苦用心实际上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如果美国在中国调停成功，蒋介石就无法再以共产党的威胁为由拖延对日作战；另一方面，美国是想让蒋介石明白地认识到，美国在中国还有别的选择，并不是把赌注全押在他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但实际上美国领导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左右摇摆。或者说，要么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则把它看成一个“全球性” 的阴谋工具。历史证明，美国这种错误的认识归根结蒂给美中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至 1945 年 2 月，罗斯福开始认识到，他希冀实现的所谓培植一个“强大、统一、亲美的中国”的梦想正在迅速变成一个黄粱梦。中国的统一，也许充其量只能依靠国共两党结成脆弱的联盟来达到。而这种联盟在中国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两党的恩怨是难以消失的。看看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就不难预测出，内战有可能爆发，这将引起远东长期不稳的前景，并成为可能诱使苏联渗入的真空地带。为了增加保全一个国民党中国的机会，罗斯福最后只好做出向约瑟夫·斯大林寻求积极合作的决定。

美国认为：苏联虽标榜“支持世界上一切革命运动”，但在这个革命口号的外衣下，其实斯大林只支持那些俯首听从他个人指挥或为他认为符合苏联最高利益的事业效劳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项十分好恶相克的政策。他心里明白，虽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得人心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运动，但毛泽东他们却是不会把斯大林作为主人或把苏联作为中国的样板的。一个与俄国接壤的强

大、独立的中国的前景，是斯大林所不愿看到的。

l945 年 2 月，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在位于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磋商。在这次会议上，苏联特别提出，苏联必须获得参与管辖满洲境内主要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由于斯大林已经表明他将支持蒋介石政权，而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人，罗斯福对苏联的要求破例异乎寻常地做出了让步，主要原因是因为罗斯福认为舍弃一个满洲以换取保全国民党中国、减少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是一笔合算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