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秘密计划的北平之行

数周之后，经请示中央，黄华决定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接触。他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办事处会晤。

月 6
日，司徒雷登大使应黄华的邀请，以茶话会形式和黄进行了第二次会见。会见充满了师生及同学情谊。大使一方有傅泾波陪同，黄一方有另一位燕京同学冷轲一（译音）为助手。6 月 6 日的会面一开始，黄华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的几点原则，即“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却辩解道：“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这已表明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国民党政府今后再由广州迁往他处，美国代表也不准备随往。在目前中国

尚无一个新政府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就可能召开政协会议，联合

政府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因此，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中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回答说：“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是消极的作法，积极的作法应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希望新政府应尽量多吸收一些开明的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黄华当即表示：“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的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政府要员的任命问题纯属内政问题，外人不得干涉。”

傅泾波插话道：“中国今后究竟是先实现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

黄华提醒他：“你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民目前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存在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的问题。而且，这也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得干涉。”

对黄华的话，司徒雷登无法进行反驳，只好转而谈起了“共产主义威胁” 的问题。他说：“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动荡，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担心世界革命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美关系能得到完美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如果中美关系能有第三者出来协助则更好。”

黄华马上反驳道：“我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

此次会面后仅隔了两天，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他向黄华转达意见，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近期返回美国再作努力，但他希望知道中共现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傅吞吞叶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不能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黄华已经看出意思，便说可以直说本意的。傅这才说出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

美国现政府中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很了解。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

黄华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鉴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但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比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 6 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不？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决定由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

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发出了一封邀请信，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访问，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由于当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正好去上海，等他们返回南京时，已是 6 月底。6 月 28 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

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同时他将在北平像一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一样受到欢迎。黄华的邀请是 1946 年马歇尔使华时隔 3 年后中国共产党向美国作出的进行高层接触的一次重要表示。司徒雷登对于北平同意他去“燕京大学”并有可能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会晤一事感到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 7 月底体会，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请示艾奇逊。

司徒雷登、傅和黄之间的这些交谈，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当司徒雷登收到毛和周的邀请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接到有关情况的汇报。而北平中共方面则从这些交谈中感到，司徒雷登将要来北平。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月 26 日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

——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6 月 28 日

傅拜访了黄华。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地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信息的是他下午来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 1 个小时。

在向艾奇逊请示中，司徒雷登没有向华盛顿提什么建议，只是列举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在他看来，此行的基本好处是：他可以有一个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信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还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司徒雷登所说的不利后果是，北平之行将使由美国发起的南京外交使团的“联合战线”破裂，各使馆的头面人物将效仿司徒雷登纷纷前往北平。而且，“一个美国大使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平，会在国内外大大地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次要步骤（首要步骤是我留在南京）还会有助于使共产党政权得到承认”。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 6 月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

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

狗们⋯⋯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我们

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的一边倒，决不是什么新的姿态，也不是由于近几个月来事态发展的缘故。正像司徒雷登在拍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的那样，毛“只是形象地概括了他先前的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的政治理论和在许多重要的中共声明中表述的与苏联的团结一致”。在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就把联俄看作是“新的三民主义或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

毛预言说，“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坛，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当司徒雷登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北平时，华盛顿的决策人却表现得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表示对这一邀请的保留态度。他提出司徒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中国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苏联更甚。7 月 1 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指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艾奇逊要求他 7 月 25 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告诉他如果现在去北平会引起国内各方猜疑。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宣告夭折。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接触又一次失之交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己。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司徒雷登告诉陈说：“美国人相信，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可以相处的。” 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他们选择的政体，前提是政府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并愿意和能够继续遵守国家准则”。美国的态度“是等待和观察。无论如何，我和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首领（苏联除外）继续留在南京的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相信中共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意义”。

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交 4 份长长的文件，并转达了这样 5 点意见：

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和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从上述 5 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陈铭枢带着他的那些文件和五点意见走了。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

得自己为中共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十几天以后，陈铭枢从北平带过消息，事情办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

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这么想起来，禁不住心里更明朗了。

月 9 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回南京的陈铭枢会面。陈将一份长长的

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的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 4 个文件的直接回答。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并对他在改革中美并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授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关系。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原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民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进行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大罪行，即 30 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战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

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既定政策。司徒雷登反复地看这两个附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他感到很失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