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年轻的外交官

与毛泽东和中共国共产党人积极沟通与美国的联系相反，美国领导人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摆动，鲜有例外。要么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把它看成是一个“全球性”阴谋的工具。这种倾向给美中关系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美国于 1941 年 12 月加人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官员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埃德加·斯诺、T·A·比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万斯·卡尔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到过共产党的根据地，并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这些活动对公众舆论和政府的影响是有限的。

1941 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不确定和敌视的混合物。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对亚洲农民产生号召力一事感到迷惑。虽然他们有时也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农业改革者”的党，但把所有的共产党运动都看成是处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的。只是到了 1944 年夏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而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面对当时中国战场的形势是：一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一败涂地，数月之内，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另一方面，在敌后战场上，我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美国政府于是指示驻中国的外交官，让他们提供关于中国局势的各种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军统帅部，特别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目的出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于是想了解和联系中国共产党。

两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担当了这一任务，一位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另一位是三等秘书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于 1908 年 4 月 6 日生在四川的嘉定（现四川省乐山市）。

4 年后，这个家庭迁往四川成都。成都离外部世界多少比嘉定近些。

青年时代的戴维斯就读于北平郊区的燕京大学。而他在那里读书时的校长就是后来当美国驻华大使的约翰·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毕业后，戴维斯回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毕业后，立即报考驻外外交官，并于 1931 年

11 月 19 日接到录取通知。

不久，戴维斯被国务院派到加拿大去锻炼，很快又被派遣到中国，并当上了美国驻云南府的领事。这是美国当时派驻在中国从哈尔滨到广州的十来个领事之一。较年轻的外交官每隔一个时期就要从这里调到那里。例如，接替戴维斯当云南府领事的是谢伟思。

1933 年，戴维斯到北平去参加为期两年的语言学习。他新交上的朋友中有我们将在以后多次提到的约翰·费正清。戴维斯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老师们认为他讲的是四川调。他改变了口音，讲比较优雅的北京话。

这并不特别困难，因为他是天生的语言学家。他后来还掌握了俄文、德文和西班牙文。他的法文和日文也过得去。

1937 年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戴维斯被调到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汉口。美国驻中国大使约翰逊当时也在汉口，还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卡尔森、史沫特莱和厄特利夫人。

厄特利夫人写的《中国记事》里有一章，标题是“共产党人怎样俘虏外交官”。在这一章中她描写了史沫特莱怎样对史迪威施加了影响，并且说戴维斯“成了国务院内推进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最有效势力之一”。

戴维斯是一个难得的不说怪话的人。他在《揪住龙尾》这本书中忧郁他说：“问题的真相是，中国自从清帝国覆亡以后，一直玩弄一个有诱惑力的恶作剧。西方生意人、传教士和教育家试图使之现代化和基督化，但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征服它，也失败了；美国政府试图使之民主化和统一，也失败了；苏联统治者试图暗中控制它，也失败了；蒋也失败了。”

谢伟思这个美国外交官，也是出生于中国的四川成都。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土，中国名字叫谢安道。老传教士像大多数他们这一行的人一样，对于外交职业的人没有大多的好感。但是他的大儿子约翰却偏偏喜欢这一行。

出生在中国的谢伟思，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他来说，用英语和汉语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后来的年头中，他以特有的自贬姿态说：“运用语言的能力，不幸大大下降了。”他退休后到伯克利定居，那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有相当多的中国饭馆，他成了大多数饭馆的忠实顾客。他的精湛熟练的中国话使饭馆侍应生感到惊讶。他认真地对话，问侍应生他能不能要一盘酒糟肉，或者来一盘冬菇炒竹笋。尽管谢传思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不满意，但是，长期以来吃力学这门语文的其他美国人，对谢伟思的中文非常钦佩。有一位教这门语文的美国人曾敬佩他说：“谢伟思简直是掌握两门语言的模范，他认为英文和中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伟思少年时期就离开成都，去上海的沪美学堂读书，而后在一家建筑事务所当见习员。接着他只身去了美国，进了奥伯林学院。

约翰·谢伟思在 1932 年离开奥伯林时，决定报考驻外外交官。他通过了考试，华盛顿的一位内行建议他回中国，申请当驻外处的职员。政府对不需要报销路费的申请人给予优先考虑。于是他就回到中国，在上海银行当了一阵子月薪 50 美元的职员之后，获得了在驻云南府领事馆当职员的职务。

两年后，谢伟思终于被委任为驻外处官员。在通过语言考试后，被派到驻上海领事馆。他在那里的上司是高斯。高斯是典型的住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外国人，从来不费精力去学中文。因为住在通商口岸的人不太需要中文。后来，高斯当了大使，他似乎惊愕地了解到，在重庆的内地人都不会讲英语，他所掌握的当地语言只限于几句简单的话，如“开饭！”等。鉴于他在语言上的欠缺，他被年轻的谢伟思的流利中文大大吸引住了。

后来，高斯继接詹森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便把谢伟思也带到当时的临时首都重庆。

当时高斯这个对汉语只能勉强他说说“吃饭”之类单词的驻华大使手下有三员得力助手。除了谢伟思，还有戴维斯和文森特。他经常把他们派出去，搜集各方面的情况。

他深入到中国的农村，搜集对他的制订政策的上级可能有用的情报。珍

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有一次出差，是被派到仰光去为使馆接收一辆新汽车，并且要在日本人切断陆路之前把车开回重庆。对谢伟思说来，有一辆车驾驶，即使是单程，已是一种不习惯的奢侈。他已习惯作为“黄鱼”到处旅行—— 即同卡车司机激烈讨价还价后搭车。谢伟思这些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睡袋，在中国的小客栈借宿，与当地人一起挨臭虫咬；必要时还一起吃大蒜和馒头。因为有时只能买到这种食物。“约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有一位经常观察他行动的资历较浅的外交官说，“他可以在中国一条街上随便走的时候，根据摊上出售的火柴或人们穿的衣服或烹煮的食物，分析当地的社会结构”。

l942 年年中，谢伟思被派到西北甘肃省的兰州。美国外交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有直接考察的机会。当时，这个地区发现了石油，中国政府正在派一批工程师到西北去。蒋介石的政府认为能说服美国把一对批现代化炼油设备运去，因此，邀请美国大使馆派个人一起去。“黄鱼”谢伟思看来是合适的人选。他对石油产品了解并不多，但是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边远角落的政治情况。虽然黄河流经兰州，但兰州非常干旱。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树。由于缺乏树木，流出来的石油都流到在井下面挖出来的上蓄油池里。兰州的中国人谨慎而不肯透露他们的财富。带去的照相机被他们没收了，谢伟思用计算和默记步数，勾画出一幅相当准确的地图。

后来，谢伟思又向东旅行到河南省洛阳。那里正发生大饥荒。看到一片悲凉的场景，这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十分震惊，因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却在花天酒地的享福取乐。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注意柯乐布——另一位外交官 10 年前提出的看法。如果同共产党人交上朋友，除了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长远计划外，肯定还能得到好处。他们可以提供日本军队的情报，他们还可以帮助可能跳伞落在他们地区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高斯大使指定谢伟思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

在重庆，谢伟尽可以经常有机会跟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们见面、谈话。他跟周恩来很谈得来。1942 年 11 月从河南回来后，他忧心忡忡地把在河南看到的情况对周恩来说了。同座的还有文森特和林彪。

林彪是刚从延安到重庆来的。他带来了毛泽东希望与蒋介石和解、一致抗日的意愿。谢伟思跟两位中共领导人交谈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有些悲观的。因为他料到顽固不化的蒋介石决不会同意跟共产党和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