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会谈

赫尔利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方案到延安去的。他真是想得太天真了，以为中国共产党会高高兴地接受这样一个完全代表蒋介石意志的方案。

结果当然是一开始他就碰了鼻子。中共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4 年，中国》一书第 666 页开始，收录了赫尔利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在延安会谈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的来源显然出自赫尔利将军的秘书史密斯中士的手笔。在与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于 1944 年 11 月 8 日上午首次会谈时，赫尔利的开场白似乎倾向于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均持中立态度。他着重指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进一步指出，他本人深信，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渴望实现祖国统一与和平的真诚的中国爱国志士。然后，赫尔利将军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份文件。他说，这份文件表明了委员长打算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各项条款。

这份前文提到的协议中某些语言虽然带有明显的美国腔，特别是关于“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及“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进步和发展的各项政策” 等部分。

这些不同寻常的措词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光，因为条款一经读毕他便马上询问，这五条代表了何人的思想。赫尔利将军答道，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除开他本人以外，也许还指委员长及其顾问。这位将军继续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似乎是公正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可取亦可弃”的建议，而是为了开诚布公地与毛主席和其他共产党领袖讨论而提出来的。依据史密斯中士的会议报告，毛泽东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有被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赫尔利将军和共产党领袖之间的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主要由赫尔利将军说明他的观点。他表达了美国政府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的愿望。这样做是为了全面抗日，而不是因为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愿望所致。第二次会谈中，议程开始不久就沿着与上午不同的路线进展了。因为第一次会谈时赫尔利将军已经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次会谈时毛主席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说了几句彬彬有礼的挖苦话以后，毛主席便着手抨击蒋介石委员长及国民政策。在诸多指控中，毛泽东尖锐而坦率地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正在反对中国人民的联合，因为它顽固地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他宣称，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毛泽东强调，推迟这一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委员长的决心所在。如果这竟然发生的话，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

毛泽东坦率地宣称，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因为它的 195

万军队有 77.9 万被用于监视共产党，而余下的则在近来与敌人的所有战斗中落荒而逃。另一方面，他指出共产党人已经将其所有的力量都投入了对日作

战，从而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大部。

至于共产党部队应该得到与国民政府部队相同的薪水和津贴这一建议，毛泽东宣称，国民党部队一名列兵的薪水仅仅够买一盒中国香烟，而共产党的士兵吃得好，穿得暖，身体健康。蒋介石的士兵饥寒交迫，许多人体弱多病，以至于不可能作短途行军。

赫尔利将军对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责难作出了的迅速的反应。他说，国民政府的军队最近在缅甸北部及怒江一带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为了在这几仗中取胜，他们不得不从华中战区抽调兵力和军用物资，而这使他们在该战区遭到了日本人的攻击。赫尔利接着说，他觉得毛泽东主席关于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言论，听上去似乎是中国之敌的声音，或者说似乎是希望见到中国自我分裂的局面继续下去音的声音。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攻击的回答，显然使毛泽东怔了一下。但他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有力地反驳道：“将军，我刚才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早就说过了，难道您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毛泽东在会谈时强调说：中国需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很不像话。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否则，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

对于方案中的第四条，毛泽东用讥讽的语气说：“这一条恐怕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吧？”接着又尖锐地指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比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赫尔利觉得就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指责合理与否继续争辩毫无益

处。可能因为认识到这位共产党领袖答辩有力，赫尔利采取了新的方针。他宣称自己误解了毛主席言论的主旨，进而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某些贪污腐化的事实。

赫尔利明确承认，毛泽东是真诚希望争取中国内部和平及继续有效打击日本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了。赫尔利将军接着说，蒋介石打算在全国军事委员会这个中国全部武装部队的指挥机构里给中共一个席位，以证明他希望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他明确指出此举毫无意义。赫尔利将军再三强调，这样至少能够让共产党人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之内。毛泽东却反驳道，如果一个人双手被缚，即使他的一条腿迈进了大门也无济于事。赫尔利又申明，共产党人若在全国军事委员会里有一个席位，便能全面参与一切重大的军事计划和作战行动。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依然付之一笑。他强调说，军事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不仅被封锁了夫于该委员会活动的一切消息，而且连这一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有许久未曾召开了。

于是，赫尔利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他说：“主席，如果您认为委员长邀请您参加联合政府的各项条款不够公平，那么您依哪些合适的条件才乐意参加呢？”

毛泽东就此回答说，他希望有点考虑的时间，他还需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商量他说这次会议召开不久他就说明过，在停止任何分裂抗日根据地力量

的行动井坚持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中同共产党就乐意与国民党就种种分歧举行谈判。此刻他提出在第二天下午召开下一次会议，届时他将提出自己关于协议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寻人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个五点方案。赫尔利看了看，问道：“你们这个方案是否还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赫尔利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他想共产党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制的落后制度，以后共产党在政府中享有民主权利，这样不仅不会损失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蒋介石也不会不同意的。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以为用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

盾是最能体现美国所持原则的，便觉得接受共产党的五点方案是行得通的。中共提出的五点方案是这样的：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达成协议后，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其中说。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和同情。

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能达成这项协定是十分高兴的。赫尔利特别开心。因为他相信星期五是他的吉日。他的生日是星期五，他结婚是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

所以他在这个吉利的星期五就决定马上坐飞机赶回重庆去。这样也就算他这回又大获全胜而归。

月 10
日上午剩下的会议时间大都花在联欢上了。每个与会者都兴高采烈。听上去刺耳的，只有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说的一句话——现在要完成的，就是劝导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了。

联欢花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于到准备动身赴机场时才结束，连午饭也来不及吃了。当赫尔利一行人离开会议室，站在屋外美丽而明亮的秋日阳光下，赫尔利将军最后提了一个建议。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我在这些条款上

签字吧。我认为这是适宜的，它表明我们经过考虑认可了这些条款的合理性。”条款的文本放在一块高度适中的石板上，他们签字了。在场的包瑞德上校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不是盖的图章，而是像美国人签署支票一样在两份文本上签了名。文本仔细地留了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蒋介石在此签名的字样，以便让委员长表示自己对这些条款的赞同——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

当他和毛泽东准备签字时，他又说：“毛主席，您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此刻周恩来插话了。大意是，这些条款首先必须径直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任何别的国府官员先着它们，周恩来的话是一个聪明的警告。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要他乘飞机去重庆和委员长讨论条款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廉将与赫尔利、包瑞德同机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周恩来和姜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挨着坐。在他们愉快的交谈过程中，包瑞德上校向他提了一个含蓄的问题。包瑞德说：“将军（虽然他根本没有军衔，但美国人习惯于这样称他），您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民主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中急于求得美国的支持，看来周恩来不可能冒险和得罪一个美国官员。虽然官阶不高，但对于未来军援的联系来说，这个官员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共产党人当时是极其崇拜苏联的。周恩来稍加思索之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包瑞德上校认为他的回答很诚实，并尊敬他的毫不含糊的回答。不过他又接着补充道：“但是上校，”他继续说：“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一百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民主，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得意洋洋回到重庆的赫尔利，才下飞机不久，就被蒋介石泼了一飘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