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准备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合作

参观和了解情况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使命。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交给他们两项任务：搜集敌伪军方面的情报；考察中共军事实力，并对中共军队在战争全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潜力，盟军援助的价值和方法提出意见。

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延安的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在黄华和陈家康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的陪同下，观察团在延安及周围地区参观。他们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介绍的情况，还听了林彪的演讲，见到了一些日军战俘，还乘车前往南泥湾，观看了著名的 359 旅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其他部队的战术演习。然后他们还分成小组前往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他们历尽艰辛，走遍了根据地的各个角落，甚至深入到距北平、天津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掌握了根据地较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情况也进行了重点调查。

考虑到共产党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可能也对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感兴趣，包瑞德上校专门抽出时间就这一问题给中国军队的将领们上了课，还有的美国军事人员就经常使用的爆破器材的使用方法做了一次实物演示，八路军的1000 多名官兵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美国军人的演示，中国共产党人友好而热情地接待着这些异国的客人，他们经常为美国人举行宴会，请他们观看文艺演出和参加舞会，甚至还邀请他们和中国人一起扭秧歌。

对于这次美军观察组来参观访问；周恩来副主席是这样评价的：“现在门已经扫开了一条缝，使通过一条缓慢而又谨慎的路途向有限的合作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毛泽东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也表示了积极和重视的态度。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同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瞩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

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除了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还亲自和观察组的成员会谈。

1971 年，观察组主要成员之一的谢伟思重新来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见到了当年那些曾经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人，就像当年一样受到了热情接待。回国后，谢伟思写了一篇题为《他目光远大》的文章，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对比了新旧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在延安总共停留了 4 个半月，”谢伟思回忆说：“在各种场合见到

他（毛泽东）共 50 次，每周必有二至三次。”

1944 年 8 月 23 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

谢伟思进行了一场长达 8 个小时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一生同所有美国政府官员进行过的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次会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跟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对于国内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毛泽东这样说：

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 1936—1937 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

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子他的威胁和恫吓。

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他施展手腕得到了 5 亿美元的贷款，现在又⋯⋯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日本人？难道布匹比子弹还重要⋯⋯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和美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合作的设想。

首先是关于进行政治合作。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促成国民党的改选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组。毛泽东认为，改选国民党，重新组建国家政府是无可质疑的事，应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各团体代表参加。这些代表中应该“包括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新闻界、学生界、自由职业者、合作社团中的主要组织、劳动者和其他群众的团体。” “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各占有二分之一。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不得不事先同意确定蒋介石为临时总统。”毛泽东还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的作用进行了设想，他说：“在宪法制定之前，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重新组建政府、制定法律的充分权力。国家政府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它的职能、权力类似于英国的下院。”毛泽东说：“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扩大，应吸收主要人民团体参加。我们并不要求充分的、立即实行的、代表制的民主政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所谓民主，只不过是空洞的骗局。”

毛泽东告诉美国客人：“国民党也许下了改革政治的诺言，但言而无信。”所以“美国舆论界批评国民党是件好事。”他希望谢伟思等人回到重庆后向

美国驻华大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利用它的影响使国民党采纳上述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实行这一建议并给予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进行政治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共同制止内战。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状态下，国民党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指内战）胜利是毫无希望的。“即使是由于美国的援助，国民党能赢得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混乱。”他说：“倘若国民党继续维持目前的领导状态，他们挑动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要求美国奉行力图使国民党实现自身改革的政策，这是第一步，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内战的危险将不复存在。”接着，毛泽东表明了在内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从过去的经历中知道内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将是长期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中国对稳定远东局势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切都会被影响、筵误。不仅中国人民，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那样，中国的问题就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与美国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内战⋯⋯决不首先发动战争。虽然我们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仍要尽力避免内战。”

在阐述美国可能起到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和远东，美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实力使它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唯命是从。”毛泽东还希望美国对国民党宣传民主政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每一位遇到中国官员的人，都可以谈一谈民主政治。”

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冲突。谢伟思不愧是个外交官，并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圆滑地说：“如果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显然是不应当的。”毛泽东放声大笑，然后他对谢伟思说：“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国军队、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间接的，然而确是不可否认的。”他看到谢伟思有些狼狈，于是又说：“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了美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毛泽东还宽宏大量他说：“我们现在并不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这对当前的抗日没有益处。”

在军事合作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军事合作就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谈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解放区港口登陆这一敏感问题时说： “国民党为美军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而优虑，他们惧怕美国登陆仅次于惧怕苏联参战。我们认为美军一定要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决于日本的军力和战争的进展情况。不过日军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华北和东北。”“如果美军登陆，那么美国将会与中国的两种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我们现在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我们是在内线，国民党则继续撤退。”毛泽东还告诉客人：如果美国要和国民党、共产党实行合作，重要的是要允许共产党独立作战。因为国民党十分害怕共产党的存在。根本无法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国民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充满信心

他说：“在我们独立活动时，美军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广大的民众，英勇善战，这和国民党是不同的。”

尽管是在抗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可是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首次谈到了中美间经济合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了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毛泽东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享。”“美国感到，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我们对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兴趣，它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使部分人荣华富贵。我们感兴趣的是最高速度发展国家经济的可能性，首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后是发展国防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毛泽东在谈及中国和苏联的合作前景时说：“苏联当前的战争任务艰巨，战后将忙于重建家园，我们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援助。”至于中、美、苏的三边关系如何处理，毛泽东说： “如果苏联要建设国家，实行民主，他们就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里不存在冲突的可能。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民主的中国。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识，都将是有益的。”

长达 8 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结束了，在告别时，毛泽东披上一件夹衣将客人送到门外，然后握着谢伟思的手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计划、打算的重要性所在，我们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讲话直到 20 多年后的 1969 年才得以公开发表。此后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证明了毛泽东在陕北那个小窑洞里谈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远见和洞察力的。

但是，作为谢伟思的上司的史迪威，以及美国其他的一些对中国问题有决策权的人物却没有能与之相等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他们没能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向他们发出这个友好的信号时，及时地抓住机会，迅速调整以前那种错误和无效有害的决定，致使美国的政策仍然是摇摇摆摆，直到彻底失败。

毛泽东和谢伟思还进行了多次谈话，谢伟思在写给美方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和美国共同合作抗日的想法，希望美国代表能在延安常驻，并积极鼓励美方到延安进行投资。对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表示“不使关系恶化”，但国民党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这个民主改革包括建立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美国在约束国民党，使其不发动内战方面显得很重要。但美国唯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

毛泽东表示，他希望知道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关心促进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而“并不指望俄国的帮助”，因为那样会造成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战后一个进步的中国将成为亚洲的稳定因素，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广阔的经济区。

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他希望美国不仅在中国抗战上尽力，而且在民主建设和国内和平方面显示作用。